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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局势瞬息万变，这份国书还没来得及递交，苏联便已不复存在了。
苏联解体后，其对外关系部（即原来的苏联外交部）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办了移交。部长离任，四名副部长被临时任命为俄联邦外交部的“执行特别任务大使”。12月24日，已成为这四位大使之一的罗高寿约见了王大使，对王大使没能及时递交国书表示歉意，并表示将尽快安排王大使向俄罗斯领导人递交国书。但这时，王大使赴任时带去的致苏联国家元首的国书已经不能用了，国内立即委托信使给他带去了新的国书。
等到王大使终于向叶利钦总统交上国书的时候，已经是1992年的2月初了。
1991年12月27日，我致电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外长，告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这11个国家独立，并准备同他们进行建交谈判。
当时，以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为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在对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家进行访问。中国的承认电发出之时，他们正好到莫斯科。李岚清部长在同俄罗斯副总理绍欣见面时，转达了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致叶利钦总统的口信。田曾佩副部长与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12月29日晚，双方签署了两国会谈纪要。纪要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础，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同意将继续履行中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并加强各领域各级别的交往。同时，两国将尽快批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这个纪要解决了中苏关系的继承问题，也是在新形势下开展中俄关系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
在中俄两国副外长会谈期间，李岚清团长继续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代表团本来按计划要到中亚地区继续访问，但12月30日独联体各国首脑要在明斯克开会，到访国的主要领导人和外长均不在其国内。代表团便决定于29日先回乌鲁木齐，然后从1992年1月2日起，开始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代表团每到一地，即与对方进行建交谈判，签署建交公报。因当场来不及打印，许多建交公报的正本都是手工誊抄，这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大概是从未有过的。
就在同时，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王荩卿大使返回了乌克兰，同对方商谈建交问题，双方在1月4日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
在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同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等五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中亚地区这些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并都表示，非常愿意发展同中国在各领域的关系。有的国家领导人提出，应尽快实现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有的询问，中国何时能派来大使；有的国家外长还说，已经初步为中国使馆物色了馆址。
1月中旬，王荩卿大使又作为中国代表，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代表在莫斯科进行建交谈判，后来又分别去了这些国家，与对方签署了建交公报。中国与白俄罗斯的建交公报，是1992年1月20日在北京签署的。这样，中国就完成了与所有的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中俄新关系
苏联的瓦解，及其所造成的国际局势突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加上当时西方大国自1989年以来对我国施加的政治经济压力依然存在，这一切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严峻和复杂了。
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他要求大家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他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中，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了。
这时，应与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建立何种关系，成为中国外交亟待解决的问题。
还在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明显转变之前，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根据这一论断，中国外交制定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开展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交往的方针，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92年初，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给我的信中表达了俄方愿按当年中苏之间的规模和级别，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愿望。
1月底，联合国在美国纽约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安理会首脑会议。李鹏总理出席了这次会议。俄罗斯方面由叶利钦总统前往参加。这也是俄罗斯取代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后，俄领导人首次参加联合国活动。李鹏总理和叶利钦总统在联合国总部见了面，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
叶利钦总统首先表示，俄将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同时希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俄将尽快批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李鹏总理说，中国在处理与外国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中俄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两国间的4000多公里边界应成为和平与友谊的边界。中俄之间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叶利钦还特别指出，俄很重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与相邻的中国省份发展经济合作关系。
这是中俄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双方都对这次会面感到满意，认为这是个好的开端。
此后，中国和俄罗斯在各个方面的来往开始增多，两国关系的新局面逐渐展开。
这一年的2月份，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俄罗斯议会先后批准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
3月，科济列夫外长访华。行前，他来信告诉我，他的随行人员中有五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边疆区和州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实业界人士，显示了俄方对其远东地区与相邻的中国省份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视。
在与科济列夫外长会谈时，我说，去年底中国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时双方签署的会谈纪要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年1月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国的成功会见，更使双方在发展两国睦邻合作关系方面有了许多共识。我们认为，两国领导人通过各种渠道加强接触十分有益，并愿将这种接触继续下去。
科济列夫表示，俄中关系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有基础的，因为过去俄联邦就坚决支持苏中关系正常化。俄的对外政策是实现对外关系的平衡，既要同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也要进一步发展同邻国，特别是同中国的睦邻关系。在对华关系上，俄尊重过去，注重未来。俄非常希望同中国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
我对他说，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前景很好，最近中国决定在中俄边境地区开放绥芬河、黑河、满洲里和珲春四个城市，为的就是开展两国之间的交流。
科济列夫在肯定中俄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的会晤对两国关系发展的作用时，提出希望两国领导人的这种接触继续下去。他说，叶利钦总统在纽约时就曾说过，应该去中国访问。
我当时表示，中国方面欢迎总统在双方方便的时间访华。
就这样，俄罗斯首任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为了准备此次元首访问，中俄之间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
1992年4月，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罗高寿到任。罗高寿大使和他的父亲都是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两次来中国工作，周总理授予过他中苏友谊奖章。80年代，他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时，我曾同他进行过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磋商，还同以他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进行过两轮边界谈判，算是熟人了。
在我同他会面时，我先回顾了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领导人往来的情况，认为叶利钦总统访华将是中俄领导人高级接触的继续，是合乎逻辑的。我表示，中方愿在新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发展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两国边界谈判和边境地区裁军谈判应继续进行下去。两国经贸关系已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边贸十分活跃。对此，两国政府都应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共同协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罗高寿大使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8月下旬，俄方正式提出叶利钦总统访华的建议日期。
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我又与同来与会的科济列夫外长就访问的具体时间和将要签署的文件等交换了意见。
10月，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来华，就叶利钦访华的政治文件及两国联合声明与中方进行磋商。由于苏联解体，当时中苏西部边界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等四国的边界，库纳泽同时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联合代表团，同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会谈。
10月24日，中国与这四个国家签署了边界会谈纪要。纪要确认了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已达成并载入两个中苏联合公报的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确认中苏边界谈判中就边界线走向所达成的协议原则上仍然有效，并同意成立负责起草边界协定工作小组。对尚未协商一致的边界地段有关方面将继续进行讨论。
我在会见库纳泽时说：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继承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积极成果，而没有继承消极因素，使中俄关系在完全平等、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相信，两国关系将会比过去中苏关系更健康，更正常。我们的边界线上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是令人鼓舞的。中国在实施沿海沿江开放的同时，沿边也在开放。而陆地边界开放主要就是面向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这样，我们的边界不再是军事对峙的、封闭的边界，而是开放的、鼓励双方往来和开展友好合作的边界。因此，在边界谈判中，我们也应适应新情况，用新方法来解决争议。
中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谈判，逐步发展成为“上海五国”的机制。五国领导人每年进行会晤，讨论范围扩大到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地区安全形势和加强经贸往来。后来，乌兹别克斯坦也参加了。这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注）的前身。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出访俄罗斯
1992年11月，我访问了俄罗斯，同时也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是苏联解体、上述国家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