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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一起前往克里米亚去见戈尔巴乔夫。随后，戈尔巴乔夫通过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将恢复行使总统职责。第二天凌晨，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
至此，“8·19事件”以失败告终。
8月22日，我应约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见面时，苏联大使先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总统给中国领导人的口信，说他健康状况正常，苏联将在近日全面恢复宪法秩序。苏联实行民主变革和认真遵守国际条约、公约和其他义务的方针仍然不变。苏联内阁将致力于在全国恢复法制和经济。我对大使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始终认为苏联的内部事务应当由苏联人民自己来处理。我们相信，在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中苏睦邻友好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苏联瓦解
日后的事态证明，事情并没有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愿发展，相反，苏联瓦解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总统下令解散苏联内阁。25日他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同时以总统名义，命令地方苏维埃冻结共产党的财产，停止所有政治党派在苏联军队、执法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活动。9月初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 表大会解散。
9月6日，由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组成苏联国务委员会，决定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
9月7日，我致电三国外长，通知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并由田曾佩副外长前往谈判建交事宜。9月中旬，中国同这三个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对苏联而言，更致命的打击发生在那年的12月。
12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来到白俄罗斯。下了飞机，他们就转往布列斯特城以北白俄罗斯和波兰交界处的别洛韦日森林，在那里，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科维奇进行了会晤。据说这个森林里曾有野牛出没，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时，在这里建了一栋 “狩猎小屋”，供他狩猎时休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三国领导人在这栋房子里进行了整整两天的会谈。
12月8日，三位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声明，宣布由于签署联盟条约的谈判“走入了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建立独立国家成为现实，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复存在”。
因此，三国决定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对其他共和国开放，其协调中心设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
这份“三国协议”很快就在三国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被批准通过。紧接着，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领导人经协商发表声明，表示五国愿意成为联合体的平等发起国。
12月17日，俄罗斯议会宣布享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财产所有权。18日，俄罗斯政府接管了克里姆林宫。
21日，11个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俄罗斯的《消息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用了“苏联历史在哈萨克斯坦结束”这样的标题。
这时，苏联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政府也没有国土的国家了，戈尔巴乔夫也成了没有什么可以统治的总统了。
1991年12月25日，也就是距苏联成立69周年还差五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苏联总统职务。在他不到半个小时的电视讲话结束后，大约在莫斯科时间晚上7时30分左右，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黯然降下，接着升起了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
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27日，俄罗斯联邦在联合国正式取代苏联的席位。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众说纷纭
苏联的解体，可以说是20世纪最令人惊叹、也最令人深思的事件之一。
苏联的解体，几乎像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情，但导致其瓦解的许多因素，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在上个世纪初，两个著名的法国作家当年对苏联的观察。
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都曾怀着对这个当时蒸蒸日上的国家的极大兴趣，来到莫斯科旅行。他们都将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所疑所思，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下来。
纪德把自己的日记命名为《从苏联归来》，并在1937年公开发表，坦率地把他对苏联的现实考察和长远思考说了出来。而以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闻名于世的罗曼·罗兰却宣布：“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本日记。”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不少猜测，从而使他的访苏日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当时的观察和思考。罗曼·罗兰一方面表示“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是“无比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他们正在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一方面又认为那里“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纪德则写道：“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每日工资为5卢布或更少；而对某些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则享受更多的优惠。”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出现了贵族。
无论是罗曼·罗兰还是纪德，在自己的日记里，都不断地将高大的纪念性建筑、宽敞的别墅和窄小、简陋、拥挤的普通老百姓住房作为对比。
纪德在日记中对当时的苏联市场有着深入的观察。他是这样描绘的：百货公司还不到营业时间，门前已开始有两三百人在排队。那天是卖床垫，或许只有四五百件，却来了800到1000多顾客。不到天黑，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需求量那么大，顾客那么多，就是在很久以后，一切东西仍会供不应求。
罗曼·罗兰则对苏联人的精神状况表示了担忧：“我确信，他们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资本主义的政府和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也不能低估其生存力。苏联劳动者坚信他们拥有并且亲自创造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其余的世界丧失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学校、卫生设施等）。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
对此，纪德显然也有同感。他写道：“苏联人对于国外的局势和状况处于惊人的无知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被弄得深信：外国的一切都远不及苏联好。”他说，有一个青年人曾这样对他说：“几年前，德国和美国还能在某些方面让我们获益。而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去向外国人学习了……”
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论述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的：经济学者已经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走外延发展道路，而现在外延增长的因素已经枯竭。因此，必须把转向集约化发展道路提上日程，必须从依靠行政命令转为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必须重视已经开始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等。当这些问题被提到苏共代表大会上时，只是议论了一番。实际上，一切依然如故，毫无结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用曾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说，对苏联社会的质疑开始出现了。当戈尔巴乔夫说“忠于社会主义价值”、“纯净的十月革命思想”等等时，“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我们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中”。
曾任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利加乔夫说，我们当时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苏联在科技方面与西方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停滞也感到担忧，这一切都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思想。他认为苏联进行改革的前几年，解决了一些住房之类的社会问题，随后便困难重重，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无组织现象。由于急于扭转经济上的不利局面，而又不懂经济规律，就匆忙决定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结果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消费品严重短缺，从而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利加乔夫在分析苏联瓦解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以下因素：首先是大批党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变了质；其次，是苏联为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而过度消耗了大量资金，把最优秀的干部、专家学者，最好的设备、材料和大量的工业企业，都投入到这一领域。
切尔尼亚耶夫进一步分析道，西方用超级武器进行的威胁，原来都是虚张声势的吓人手段，而莫斯科却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吓人手段的支配，并卷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为之牺牲了一切，最终，也包括牺牲了自己国家的未来。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认为，俄罗斯议会1990年6月发表主权宣言，是苏联瓦解的决定性事件，此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苏联走向崩溃。一旦俄罗斯明确宣布自己是小于苏联整体的主权国家，联盟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其他共和国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能也成为主权国家。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有两件事对苏联解体产生了巨大作用，一是1990年俄罗斯的主权宣言，因为当时全苏联境内除爱沙尼亚外，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搞独立，俄罗斯向谁要主权？答案只能是：向其他加盟共和国，向苏联；再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这两件事一发生，苏联解体的命运就定了，因为支撑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主要支柱已经坍塌，维护和保证国家统一的纪律和意识形态也不复存在了。
如今看来，可以这样说，就苏联而言，成也俄罗斯，败也俄罗斯。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承认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
1991年12月25日，我在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做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报告时谈道：苏联解体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和两极体制的最终结束。中国人民与原苏联各共和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往来。苏联解体后，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同时，将继续与这些共和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27日，我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原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驻俄罗斯大使，还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
王荩卿大使本来是作为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于1991年11月底到达莫斯科的。12月初，他按照惯例拜会苏联副外长罗高寿时，苏方告诉他，戈尔巴乔夫总统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间接受王大使的国书。
但是，局势瞬息万变，这份国书还没来得及递交，苏联便已不复存在了。
苏联解体后，其对外关系部（即原来的苏联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