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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对此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中方没有获得成果，在国内同样也会产生强烈反响。对中国而言，美方能做些什么非常重要。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前年年底访华时，双方达成了协议，中方采取了行动，但美方没有跟上，有些方面没有落实。这也许与东欧形势的变化有关，美方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因此，双方在一些方面达成一致，就必须付诸实施；如果达不成一致，也要加以说明。
贝克表示，如果现在中方要求布什总统采取的步骤，远远超过中方可以采取的行动，这将在美国国内招致更大的不满。目前紧要的是，要让此次访问有成果，使美国人感到这次访问的重要性。
17日中午，我和贝克举行了最后一轮谈判。这次谈判异常艰苦。从中午一直谈到下午五点半，以至于美方专机离京时间不得不七次推迟，原有的安排完全被打乱。双方激烈较量，包括两国外长在内的双方谈判人员，都连续工作，不离谈判现场。
最后，谈判终于取得了进展。
美方承诺支持中国入关，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模式来解决台湾入关的时间问题；美方同意取消当年6月16日宣布的中止向我国出口卫星等三项制裁措施，以及取消对中国实施的特殊“三○一”条款；美方还表示，将积极考虑中美间关于设立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的三个联委会，在明年的适当时候，恢复部长级会议。
我方承诺，在美国取消中止向我出口卫星等制裁措施的条件下，遵守导弹及其相关技术控制体系（MTCR）的准则和参数；在美国取消对中国实施的特殊“三○一”条款的基础上，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
在人权问题上，中方坚持内政不得干涉的原则，同时通报了一些美方“关切”的情况。美方拿出了一份长长的所谓被拘押的“不同政见者”的名单，其中，以讹传讹，错误百出，有的只有拼音，没有汉字，常常不知所指。名单中有“吴建民”其 人，我向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此时，吴建民答道：“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噢，你放出来了。” 引起哄堂大笑。
访问结束后，贝克国务卿满意，感到不虚此行；布什总统认为，贝克访华富有成果，对中美关系有着积极意义；国际舆论对贝克访华也给予了正面评价，普遍认为，贝克访华本身就是中国外交的胜利。
至此，美国和西方各国对中国持续了两年多的制裁，开始被打破。
第六章 黑云压城城不摧分化瓦解
在联合制裁中国的各国中，日本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只是为了维护西方各国立场的一致，才勉强同意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裁中国的决议。
1989年8月1日，我在巴黎出席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时，见到日本外相三冢博。他对我说，在半个月前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为中国做了解释，劝告西方不要使对华制裁升级。随着中国恢复稳定，日本在1990年就恢复了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
当然，日本这样做是为了它自身的利益。但是，日本作为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战线中薄弱的一环，自然成为中国突破西方制裁的最佳突破口。
当时，我们推动日本在这方面先行一步，不仅仅是为了打破西方的制裁，而是有更多的战略考虑，即通过实现双方的高层往来，进而促成日本天皇首次访华，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得以进入新的阶段。
在中日两千年的交往史上，日本天皇从未来过中国。实现天皇访华，不仅可打破西方各国中止与中国高层互访的禁令，而且对中日关系还有更加深远的意义，会使日本民众更加支持日中睦邻友好的政策。
实现天皇访华，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首先要从加强两国外长接触开始，为两国元首互访营造良好的氛围。
1991年4月5日至7日，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应邀访华。我在同他会谈时表示，尽管两国关系出现过一些困难和曲折，但去年下半年以来，经过双方努力，两国关系不断得到恢复和改善。今年以来，继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通产大臣中尾荣一访华后，中山太郎外相又首次访华。我对日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并高度评价日本在主要西方国家中率先恢复和改善对华关系的做法。中山太郎外相则希望我在海部俊树首相访华前访问日本，并在我访日时，确定海部首相访华的日程。
在谈到明年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中山太郎建议两国各举行各种活动，包括两国领导人互访。我表示完全同意，并进一步提出，如能在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实现日本天皇访华，将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一定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也将使中日睦邻友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
对中方的这一建议，中山太郎外相表示，日本将在政府内部认真研究。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6月25日至28日，我对日本进行了回访。在与中山太郎外相会谈时，我们再次谈到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纪念活动。
我对他说，20年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短暂的一瞬，重要的是我们双方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更好地总结过去，开辟未来，认真探讨如何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三个十年，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为此，我建议明年还可举行一轮高层互访，再次表示，中方欢迎天皇访华。
中山太郎赞成我的意见。双方确定了海部俊树首相8月访华的日期。对于天皇访华，中山太郎外相表示，日本政府内部正给予积极的考虑。
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来到北京，成为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政府首脑，标志着日本名副其实地解除了对华制裁，完成了两国关系的修复工作。
由于日本是惟一遭受原子弹伤害的国家，中国理解日本人民对防止核扩散的关切，所以，在海部俊树首相访问期间，中国宣布原则上加入《核不扩散条约》。海部俊树首相则正式通知中方，日本政府已决定，作为第三批日元贷款，日方将向中国一次性提供1991年度22个项目的1296亿日元贷款。
1992年4月6日至10日，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广泛与日方各阶层接触，强调中日友好，以及天皇访华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消除了日方的疑虑。
10月22日至27日，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在杨尚昆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明仁天皇发表了讲话。在谈到历史问题时，他说：“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们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
明仁天皇此次有关历史问题的表态，比此前日本领导人有明显进步，虽无“谢罪”之词，但有较强的反省之意。
日本天皇访华，这在中日两千年交往史上还是第一次，使中日邦交关系由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日本天皇在这一时刻访华，对打破西方对华制裁起了积极作用，其意义显然超出了中日双边关系的范围。
随着中日关系的修复与突破，西方制裁中国的另一组成部分——欧洲共同体，这时也开始松动立场了。
作为西欧一体化的组织机构，欧洲共同体不仅在欧洲经济一体化方面，而且在对外政策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形式是“三驾马车”，即欧洲共同体上任、现任和下任主席国，每半年轮换一次。
按照惯例，每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欧共体“三驾马车”的外长都要与中国外长举行会晤，交换对国际形势和欧共体与中国关系的看法。自1989年西方实行对华制裁后，欧共体国家外长当年中断了在联合国与我们的会晤。后来，欧洲发觉美国虽带头实行对中国的制裁，私底下却与中国接触不断，而日本在改善与中国关系方面捷足先登，相比之下，倒是欧洲落在了后面。由于担心今后失去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欧共体“三驾马车”决定急起直追，由三国外长出面，恢复与中国的接触。
1990年6月28日，意大利外交部通知中国驻意使馆：欧共体都柏林首脑会议决定，“三驾马车”外长希望在当年联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会晤。
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姿态，于是，在当年9月28日上午，与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即意大利外长德米凯利斯、爱尔兰外长柯林斯和卢森堡外长普斯，在纽约举行了会晤。
意大利当时是欧共体主席国，因此，会谈主要是在德米凯利斯外长与我之间进行。会谈的气氛比较融洽。德米凯利斯外长对我说，尽管过去的事件使双边关系出现了问题，但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同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看法趋于一致。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建立的。欧共体希望尽快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
他还表示，曾以为西方可以影响中国的制度，现在认识到，适合欧洲的制度不一定适合中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能够进行良好的合作。
德米凯利斯外长向我透露，作为欧共体理事会主席，他将在 10月份召开的欧共体理事会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议，“完全恢复”欧中关系。
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告诉他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并表示赞赏意大利外长关于每个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的观点，强调人权应从各国的法律来体现，并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
这次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与我在纽约的会晤，实际上意味着欧洲与中国高层官员接触禁令的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外交面临严峻考验的艰难时刻，许多西方国家仍然对中国保持了友善的态度，其中令我记忆深刻的是西班牙。在当时一片反华声浪中，西方国家中没有随波逐流的是西班牙。西班牙对中国的情况表示理解，并一直执行中西两国已签约的贷款协议和经济合作项目，积极恢复与中国的政治交往。
1990年10月1日，西班牙外交大臣奥多涅斯在纽约主动约见我。会见中，他对我说，西班牙一直支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与欧共体国家外长在联大会谈的良好气氛感到高兴。他还告诉我，现在欧共体内对华强硬国家的态度有所改变，下周欧共体外长将开会，会就尽快恢复对华关系做出决定。
在这次会见中，他与我达成了两国外长互访的共识。1990年11月，奥多涅斯访华，成为欧共体取消对华制裁后第一个访华的西方国家外长。3个月后，我回访了西班牙。
不幸的是，奥多涅斯先生后来患上了癌症。他曾在中国买过蜂王精，回去服用后，觉得很有疗效，体力增强。我听说后，曾专门托人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