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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伊利切夫把中方提出消除障碍称之为是“先决条件”，我指出，不存在什么先决条件。我们提出来希望讨论的某些问题，不是先决条件。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提出讨论，而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在磋商过程中，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
针对苏方所主张的“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正常化”，我告诉伊利切夫，中方提出来讨论的一些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说的第三国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苏联特使在第一次发言中提到，中国和苏联是两个大国，中苏两国的关系会影响到亚洲和世界的局势。那么，在磋商中是会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在于，是有损于这些国家的利益，不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有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呢？我进一步指出，只讲改善中苏关系不应损害第三国显然是不全面的，作为一个原则，我们主张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
对于苏方宣称从不威胁中国，我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在我们共同的邻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驻扎大量军队，把那么多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摆到我们面前，我们当然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和严重不安。
我特别就消除“三大障碍”从何入手问题做了重点阐述。我说，我国领导人在我们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列举了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些障碍。消除这些障碍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们认为，首先从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做起，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第一，从这里入手是至关重要的。坦率地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派军队占领柬埔寨，不仅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给越南人民带来了不应有的痛苦和牺牲，使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而且加重了中国的不安全感，使本来恶化了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尖锐和复杂，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设置了新的严重障碍。尽快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维护东南亚和平与安全的急迫需要，是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关键性步骤。第二，从这里入手也是比较现实可行的。众所周知，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所做的不光是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这样一件事情。苏联方面想来应该注意到，我们没有苛求苏方，现在我们所提出的仅仅是要苏联运用自己的影响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军队。在这里，不存在苏联自己撤出一兵一卒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别的东西，虽然我们完全可以要求苏联方面做些别的事情。中国方面这种合情合理的主张，应当能够得到苏联方面的积极响应。人们也都清楚，苏联拥有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能力和手段。如果苏联方面冷静地权衡利弊，具有远见，做出政治决断，并采取必要措施，问题并不难解决。
至于苏联坚持先从共同制定苏中相互关系原则文件做起的问题，我告诉伊利切夫，中苏关系正常化不是简单地发表一个表达这种愿望的声明或文件就能办到的。这正好从实质上说明，中国方面对拟订两国关系原则文件是真正重视的并持慎重态度的。我们认为，当两国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们都忠于所主张的原则，并都遵守这些原则的时候，两国关系原则文件就摆到了我们面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就是说，中苏两国关系原则文件只能是两国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应当是从两国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归纳出来，并用以指导两国关系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现阶段我们双方最迫切的任务，或者说我们双方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扎扎实实做一些消除两国关系发展障碍的实际事情上，为将来拟订两国关系文件创造条件。
整个磋商过程中，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气氛有时很激烈，双方都是事先准备好稿子，相互批驳。伊利切夫由于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自己还是哲学博士，当时正在编哲学辞典，发起言来，不但态度强硬，而且很有理论色彩，喜欢长篇大论，咬文嚼字，绕来绕去，但教条而空洞，令人不胜其烦。后来，他曾专门送给我一本他编写的哲学辞典，显示出他的理论功底。当然，中方对他也毫不客气，常常高调回应，将苏方的主张称之为“水中月”、“镜中花”，强调不解决“三大障碍”而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磋商期间，除了正式谈判外，还有许多游览参观活动，双方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在外交斗争中，有些话必须在正式场合说，有些话却可以在下面说。正式场合讲的正式的话，未必重要；而非正式场合讲的非正式的话，未必不重要。另外，正式场合吵够了，在下面可以稍稍客气一些，有些信息，虽不入记录， 却可更直接地传递给对方。
为了给紧张的磋商创造一点宽松的气氛，我特意邀请伊利切夫及其随行人员一同游览密云水库，到那里呼吸新鲜空气，赏景尝鲜，并增加双方的交谈和接触。伊利切夫说他以前去过那里，只吃过鱼，但没在那儿钓鱼。看来，他心存疑虑，有点担心怕我们引他上钩。但他感谢我的邀请，说这样可以给他时间考虑考虑磋商中的问题，以便答复我们。
游览水库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观千顷碧波，看鸢飞鱼跃，令人心旷神怡。在品茗赏景之时，我对伊利切夫说，希望苏方能正确理解我方的意见，中方发言中有新东西。比如，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问题上是双方承担义务。在苏联从蒙古撤军问题上，我们提出应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只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不涉及苏联与越南之间的双边关系。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不仅使印支地区局势紧张，而且也给苏联造成沉重负担。解决这个问题对苏联、对越南都只有好处而无损害。我们不理解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有什么困难。
伊利切夫敛容细听，显然听懂了我的话，知道了我方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但他毫不松口，只是重申了苏方对“三大障碍”问题的一贯立场。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心，怕这里有什么“圈套”，被视为双方讨论过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一再声明“今天是非正式交谈”，建议今后磋商中“双方都不要引用此次谈话内容”。
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一轮政治磋商是一场互相摸底的前哨战，双方可以说是争吵不休，翻来覆去，各说各的，没有大的进展。但这次磋商启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标志着不对话状态的结束，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紧张转向长期对话。
第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打持久战
中苏第二轮政治磋商于1983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在会谈中， 双方在探寻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依旧各说各的，在实质问题上没有找到任何共同语言。
在这次磋商期间，我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会见和交锋颇具意味。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长达 27年之久，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历经五代苏联领导人，人称“不倒翁”。他有着一副西方人所说的“扑克牌面孔”，就连听人说话时也面无表情。不论什么场合，他都显得十分矜持，但又十分好斗，似乎随时准备跟人进行一场外交角斗，也被西方记者形容为是一位“说‘不’的先生”。
会见时，他竟接过我方反霸和消除威胁的主张，令人惊奇地声称，此点可成为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接着，他大骂了一通美国人，说美国人不可信，又说美国要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里根总统要从地球上铲除社会主义，并以教师爷的口吻说，中国完全可以从美国推行的消灭社会主义的政策中，推导出应该同苏联还是同美国建立何种关系的结论。
当时，他年事已高，有点倚老卖老，我对他的这番议论做了简单明确的回应。我说：“谈到国际上的紧张局势，这是客观存在。我想在这种形势下改善中苏关系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于谈到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时期的较量，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讲话，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葛罗米柯一时语塞，显得有点尴尬。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谈判，是韧性和毅力的较量。我们始终坚持只有排除障碍才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的原则立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驳斥苏方一成不变的论点，破除苏方的幻想，力促苏联在消除障碍问题上有所作为。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磋商得以继续下去，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中苏双边关系起着推动作用。
回想起来，磋商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间，苏联国运不昌，几乎每一两年就要死一位领导人，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9日）、契尔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继病逝。据说，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接任的安德罗波夫，人聪明而精干，当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想有所作为。他痛感苏联政府官僚主义泛滥，人人爱喝酒，而不认真做事，认为喝酒误国，下令禁酒，把酒厂改为果汁厂，并四处严查酗酒。但不喝酒不符合苏联的“国情”，难以实行。他重病缠身，只当政了一年多。契尔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体更坏，执政的时间更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国，其主三易，对外难有作为，自然一时无力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重大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中苏两国的接触却因三次苏联领导人的葬礼而提高了级别。
当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黄华外长作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走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黄华启程以后，小平同志又指示，要发表一个简明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乔木同志起草了谈话稿。谈话回顾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中苏关系从50年代后期就逐渐恶化，60年代末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60年代末以后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是负有责任的，但考虑到这次活动是吊唁，就没有点名。同时，对他不久前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这篇稿子作为黄华离开首都机场时对记者的谈话发表了，同时外交部立即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