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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众多中国人追求保守、安定的心理，他们强烈地寻求生活的安定感，不想冒险去接受新生事物。例如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中国人就重视不需太多变化的家居工作生活；缓慢地把朋友聚成圈子；并加以固定；对于异性在感情方面的交往，更注重日久生情的培养，而排斥强烈的激情；我们以互相体谅的心情对待朋友，但不知道该如何与陌生人相处；我们喜欢接受一些现成的事物形态；做有一定章法或规律可循的事，对不确定的事物予以忽视或逃避；等等。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11节 中国人都有四条心
孟子是一个对人性有着深刻理解和认识的圣贤。孟子从“性善”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人应该具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四心齐备的，才算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孟子的话不无道理，可以说，中国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着这四种心理倾向的支配的。后人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大善端发扬开来，最终形成“仁、义、礼、智”四大基本道德规范，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人伦标准和道德准则。而这些规范；几乎也处处影响着国人的行为。
是非之心
中华民族还是相当具有正义感的民族，但凡中国人都有是非之心。不管在表面上，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好恶鲜明地表现出来；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里，还是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念的。人的行为，总要受其意识支配，根据他自己对是非的判断决定其行为的取向。可以说，人人心中有是非，“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是非之心是智的根源。人能明辨是非，便会对是的方面加以肯定，对错的事物加以否决；对善的加以嘉许，对恶的加以贬斥，进而对自己能反省、忏悔、改过、追求真理，对别人能批评、督察、忠告。社会的舆论、法律的审判，都根源于这是非之心。人有是非之心，便能不违真理，能改过迁善，社会便能天天进步。
能够明辨是非，是人类“智”的体现。所以人能通过对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的体察和鉴别，而追求真理；同时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为之忏悔；从不放弃改过的努力，并且对他人的过失进行批评与督察。这才会使得整个人类社会井然有序、善恶分明、正气凛然。
是非之心，要求我们在面临大是大非的问题时，要敢于作出抉择，一切以道义为本，而舍弃不义的行为。人们很容易面临物欲的引诱、罪恶的召唤、私心的作祟。如果我们一时放纵自己的欲望；放宽自己的道德界限，诚然可以得到物欲的满足，也可逞一时之快意。但迟早会遭到公理的遗责、正义的审判、良知的鞭挞、人民的唾弃。因此对更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宁愿安份守己，尽自己的力量，获取自己所应得的和所需要的。所以人有了是非之心，纵然犯了过失，他也会知道悬崖勒马，努力改过迁善。这才是“智”的表现。
羞恶之心
羞恶之心实际上就是人的耻辱观。其实这可以说是全人类共同的观念，是人与禽兽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中国人在骂人的时候，有一句话最恶毒，就是说人家“无耻”。一个不知羞耻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简直就不配生于世间。应当说，羞耻感，是大自然对人的最大恩惠之一，因为它可以使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人，哪怕是智力低下的人和动物的最基本区别，就在于“知耻”。一个不知耻；不懂得耻的人，就与动物没有多少差别了。孟子曾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耻”是道德价值观念的表现形式，它是人的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因此；耻意识从来都是变化多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的。不仅古时和现代的耻意识有所不同，就是同一时代也有种种不同的耻意识。至于耻辱观的起源，应该可以一直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在人类蒙昧初开时就有了。《圣经》中记载，西方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偷食了伊甸园的禁果，产生一种羞怯感；引发了原始的耻辱观念，从此开始了他们作为“人”的生涯。
在中国人看来，只要一个人知道羞耻，哪怕他作恶甚多，也仍然是可以救药的。如果人能知耻，那他就有着向善的动力。“知耻近乎勇”是一句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名言。但勇却是中性的，可以是刚毅之勇，亦可以是匹夫之勇。耻，可以激发起人的勇气，但这种勇却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因为感到羞耻而恼羞成怒，从而激起了匹夫之勇，那就不可取了。也就是说，要做人，就必须要知耻，更重要的是要明耻，即要明确在生活中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可耻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光荣的。如果一个人心怀大志、心胸开阔，以自己的德行不高、学识不广、技艺不精为耻，那么就能在生活中培植起百折不挠；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真勇、大勇乃至神勇来，从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人生之路，实现人生的价值。相反，如果一个人以自己的私利为轴心，以不如人富豪奢侈为耻，甚至以不如人会坑蒙拐骗为耻，那就会被贪婪之欲、邪恶之心而鼓励，从而步入歧途，滑向罪恶的泥潭。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最讲求的是诚信传统，如果人皆有羞恶之心，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离诚信也就不远了。
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说穿了也就是同情心。人不同于禽兽，不可能对同类的悲惨境遇无动于衷。《孟子》中记载，梁惠王有一次在朝堂上，看见下人牵着一头牛走过，那头牛神色凄楚；浑身瑟瑟发抖。梁惠王问这是怎么回事，下人说，这是一头将要被用来祭祀的牛，马上就要上祭坛了。惠王实在于心不忍，吩咐道：“看这头牛这么可怜，还是把它放了吧。如果一定要祭祀，就拿一只羊来代替它好了。”老实说，以羊来代替牛，还是牺牲一物以保全另一物，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变；甚至还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以为他们的君主是因为吝啬才故意拿价值小的羊代替价值大的牛作为牺牲。其实，堂堂一国的君主，何苦去背这个黑锅呢？
还是孟子公道一些。他开导梁惠王说，大王能够这么做，已经证明心中有善端了，并不是虚伪的表现。因为当时眼前见到了牛却没有见到羊的可怜样。能够对眼前的事物发慈悲之心，这也就是中国人恻隐之心的体现。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可以了，千万不要矫枉过正。如果说因为人要具有同情心，就反对杀生害命，连肉也不忍心吃，那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的表现呢。中国古代有“君子远庖厨”的说法，也是因为人们对猪羊之类的动物“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样的关切怜悯之情既然都能加诸于禽兽身上，那就更别提对人本身的关怀了。生性残忍、没有同情心的人，往往被斥为“冷血动物”，是不能为文明社会所相容的，而且迟早会遭报应。中国人历来强调锄强扶弱、积德行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恻隐之心使然，而且他们也相信，这样做是一定能得好报的。
但是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商场如战场。商界的竞争，往往是冷酷无情的，没有半点温情脉脉可言。所以现实的商界，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落井下石者多、扶危济困者少；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这一切，正是当今商场竞争的误区。商场并不是战场，商业的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战争规律并不能完全适用。生意场上的往来最好当然是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所以对于商界精英来说，最好都能多一点恻隐之心，这样会使自己多一些朋友，多一分成功的机会。
辞让之心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一向是谦和有礼的。中国人的性格，也大都慈善宽厚，不那么咄咄逼人；就是有理，也往往要让三分。一个人只要温良守礼，哪怕他在才智上稍逊一筹，也会为世人所推崇，甚至奉为楷模。“礼”在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一颗“辞让之心”。也就是要求能够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凡事能先为别人着想，能够谦让一点的不妨谦让一些。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这种精神，例如孔融四岁让梨的典故，千古传颂，成为许多中国的父母教育子女的好榜样。
所以说；辞让之心是礼的根源。人有礼；便能够谦让；也能够尊敬别人。由尊敬先祖、父母、师长；推而广之到尊敬一切圣贤豪杰、以及一切对人类文化有贡献的人；乃至一切外人、古代的人、未来的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整个世界。在中国人看来；要懂得礼节；最根本的是要有一颗辞让之心；要记得把好处让给别人；与人为善。
当然，人也不能过分地辞让。有些应该据理力争的事情，就必须“当仁不让”。尤其是一些重大原则，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但是在中国，一味地“温良恭俭让”、拿原则作交易的事情太多了。
还有些事情，如果一味辞让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这是虚伪的表现。有些中国人在一些个人的好恶上，远远不如外国人坦诚。明明是心里非常想得到的东西，口头上就是不说；别人送给自己的礼物，本来自己非常喜欢，却还要装模作样地推辞一番；明明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却动不动就归功于领导的关怀和同僚的帮助。这样的做人方式，当然很能讨人喜欢，但也多少失掉了人的个性。尤其是当有些人某方面的欲望很强烈；却又不好意思明确表达的时候，就喜欢背地里使些小伎俩，在一颗堂皇的辞让之心的背后却往往掩盖着并不那么光彩的企图。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12节 性格充满矛盾的中国人
总体来看，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简单地一边倒，通常是两种对立性格的调和统一。实际上，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与克制性格时常是矛盾的。中国人要求自己“严己宽人”，在这里，严与宽就是一对矛盾，人与己也是一对矛盾。中国人已经清楚了这对矛盾性，他们善于把矛盾加以调和统一，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很多中国人的性格是矛盾的；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尊大与脆弱、道德与背德、亲切与残忍、务实与理想化、孤独与群居、轻信与怀疑、利欲与面子、强韧与顺从、坚强与柔弱……等等，这些明显相互矛盾的性情，却往往都集中体现在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这些现象不是让人觉得很矛盾吗？
关于这类中国人的矛盾性格的最好例证是他们在接受责备时的谦和态度。对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你指出他的缺点的时候；他可能会很耐心、殷勤甚至是诚挚地倾听并愉快地接受；而且附加说：“是我的过失；是我的过失！”也许他还会感谢你的好意；发誓说一定要立刻、彻底、永久地改正。但是；很可能这些动听的誓言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有些人不求实际的品性不可能纠正；他们的种种表示不过是故作姿态。在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随地吐痰”的问题。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随地吐痰的陋习都深恶痛绝，并一再表示要“从我做起，杜绝恶习”。但一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