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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百年以后者，卒能进行者，确乎政党所定之政策不错也。其政党维新何？
即所谓政友会是也。中华民国今日尚未完全成立，尤当有极大之政党以维持
之。国民党于此时能大加扩张，成立一极大政党，使国家日趋于巩固，是则
鄙人之所最希望者也。惟有此希望，则有当注意者二事。第一，重道德心。
一党有一党之道德，道德不完，则希望即不能达。权利心重，义务心即消亡
于不觉。我辈今日当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党德既高，则希望
可达。然党德者，又不仅本党应有之，无论何党亦当保而有之也。第二，重
责任心。此后民国建设，手续甚繁，凡我党员，均应共负责任，照党纲所定
次序办法，人人尽力之所能为，以巩固中国，即以巩固政党，乃不失政党之
本义。因以成立之大政党，对于内政，复极力研究，以求平靖。对于国际，
极力辑睦，以求平和。人人均以此责任为天职，而又保守道德，则破坏与大
建设之目的以达，能享真正共和之幸福。此非独本党一党之幸，实中华民国
之幸，亦实世界各国之幸。鄙人所抱持之主义如是，诸君深明之。若能对于
他党极力贡献斯旨，使各党同遵一轨，是尤鄙人所希望者。
在北京社会党欢迎会上的演讲
今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激。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上革命，非但政
治上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上革命。从前专制时代，社会上受种种压制之苦，
兄弟很为之悲恻。大凡富贵贫贱不平之等级，皆由政治上所造的恶。今政治
上既已革命，我们当将眼界看宽，化除私心，将富贵贫贱各阶级一律打破，
使全国人人得享完全幸福。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尚未十分发达，即如法、美
二大共和国，社会上有资本家与劳动家之异。美洲之资本家，其一人之财产
可敌全国之富。劳动家每因资本家之虐待，常有冲突之事，将来社会革命在
所不免。兄弟愿诸君将社会革命包在政治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
去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盖一
国之土地有限，人民则生生不穷。土地为生财之源，应供一般人民受用。然
财产倘为少数人所垄断，则必如欧美之资本家，实足为社会上之恶。必须财
产归公，不使少数人垄断。财产归公之后，又必广设学校，使人民教育发达，
致一般社会子弟，自幼至成人，吸纳一种高上知识于脑海，脱离依赖性质，
具一种独立经营性质。从此社会一切不平等之事铲削无遗，是我中华民国为
世界社会革命之先导，而为各国社党之所欢迎也。兄弟于诸君有无穷之希望
焉。
（以上演说均选自《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
秋瑾
一八七五——一九○七
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革命家、作家。她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年十
八，嫁湘人王廷钧”，1898 年前后，随夫到北京，亲眼目睹了八国联军蹂躏
国人的悲惨景象，从此思想发生剧变，决计献身革命。1904 年，她赴日留学，
先后参加实行共爱会、演说练习会等。次年初，她一度回国，加入光复会，7
月再返回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总部评论员和浙江主盟人。她经常登坛讲演，
鼓吹革命，又学习射击和制造炸药，组织日后进行武装斗争。1906 年为反对
日本取缔留学生而归国。在上海筹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
1907 年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积极联络会党与军学各界，组织“光复军”，
准备与徐锡麟同时在安徽和浙江两地起义。7 月徐锡麟起义失败，清政府由
此发觉皖浙联系，派军队包围大通学堂，13 日秋瑾被捕， 15 日从容就义。
秋瑾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从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成长为一名激进
的革命活动家，为此她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她为探求妇
女独立解放，大胆地向庸俗昏昧的封建道德传统挑战。这里选编的《敬告中
国二万万女同胞》演讲辞十分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
《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1904 年10 月）是现存秋瑾三篇讲演中
的一篇。1904 年秋瑾在日本担任“演说练习会”会长，积极带领会员们进行
演说实践，她自己以身作则，多次发表演讲。在这篇演讲中，秋瑾用平实而
又感情丰富的语言，述说了中国妇女身受多重压迫的悲惨事实，批判了封建
伦理种种强加给妇女的精神枷锁，同时也批评了妇女思想行动上的诸多不求
上进的惰性。她大声疾呼：姐妹们“要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情，
尽力作去”，要自强自救，为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作出妇女应有的贡献。
秋瑾的演讲词句短促，节奏快，逻辑强，语言浅显易懂，立意却深邃隽
永，代表了晚清进步散文的发展方向。
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
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
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
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
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
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这
还不说，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
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到了过门的
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
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
总不是说“前生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要是说一二句抱怨的话，
或是劝了男人几句，反了腔，就打骂俱下；别人听见还要说：“不贤惠，不
晓得妇道呢！”诸位听听，这不是有冤没处诉么？还有一桩不公的事：男子
死了，女子就要带三年孝，不许二嫁。女子死了，男人只带几根蓝辫线，有
嫌难看的，连带也不带；人死还没三天，就出去偷鸡摸狗；七还未尽，新娘
子早已进门了。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试问天下没有女人，就生出这
些人来么？为什么这样不公道呢？那些男子，天天说“心是公的，待人是要
和平的”，又为什么把女子当作非洲的□□一样看待，不公不平，直到这步
田地呢？
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当初那些腐儒说
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
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陈后主兴了这缠足的例子，我
们要是有羞耻的，就应当兴师问罪；即不然，难道他捆着我的腿？我不会不
缠的么？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我们
难道不会和他分辩，就应了么？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体一
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
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作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
不长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它缠了，使男人看见喜欢，庶
可以藉此吃白饭。至于不叫我们读书、习字，这更是求之不得的，有什么不
赞成呢？诸位想想，天下有享现成福的么？自然是有学问、有见识、出力作
事的男人得了权利，我们作他的奴隶了。既作了他的奴隶，怎么不压制呢？
自作自受，又怎么怨得人呢？这些事情，提起来，我也觉得难过，诸位想想
总是个中人，亦不必用我细说。
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
情，尽力作去，譬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为人了。老的呢，不要说“老而
无用”，遇见丈夫好的要开学堂，不要阻他；儿子好的，要出洋留学，不要
阻他。中年作媳妇的，总不要拖着丈夫的腿，使他气短志颓，功不成、名不
就：生了儿子，就要送他进学堂，女儿也是如此，千万不要替他缠足。幼年
姑娘的呢，若能够进学堂更好；就不进学堂，在家里也要常看书、习字。有
钱作官的呢，就要劝丈夫开学堂、兴工厂，作那些与百姓有益的事情。无钱
的呢，就要帮着丈夫苦作，不要偷懒吃闲饭。这就是我的望头了。诸位晓得
国是要亡的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们还想靠他么？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
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诸位！诸位！须不可以打断我的念头才好呢！
（选自《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
章太炎
一八六九——一九三六
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章太炎从小接受传统的封建
教育，中日甲午战争造成了民族的深重危机，他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
编撰《时务报》，赞成维新变法。“百日维新”夭折后，他东渡日本。1900
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腐败无能，使章太炎从维新梦中
惊醒过来，他激烈反对改良派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主张。开始树起
反清旗帜，并剪发立志革命。1903 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触怒清
廷，被捕入狱，在狱中宣告“不认野蛮政府”，撰文力言革命之必要。并加
入光复会，对革命充满信心。1906 年出狱后为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
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08 年日本政府下令封禁
《民报》，章太炎亲至警廷，慷慨陈词，不怕坐牢，高呼“革命无罪”。辛
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最后以妥协告终，章太炎对此不满，加之早与同盟会
产生裂痕，故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拥护袁世凯。1913 年宋
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后一度参加反对北洋军阀
的斗争。1929 年他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
躲进“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但当日本帝国
主义蹂躏祖国时，又出来谴责国民党右派“怯子御敌而勇于内争”，保持了
爱国主义晚节，1936 年病逝。
章太炎从一个封建学者转变为积极投身资产阶级革命，后来又“渐入颓
唐”，鲜明地表现出民族资产阶级在阶级和民族矛盾激化时的阶级属性。这
里选编的两篇演说辞，就比较突出地体现了章太炎思想转变的轨迹。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1906 年7 月15 日）是章太炎出狱，
同盟会派员迎他赴日，主办《民报》时，在日本受到留学生欢迎会上的一次
讲演。讲演从简述自己生平始，颇具寓意地谈到自己因有“逐满独立”思想
被人视为“有神经病”，戏滤地嘲弄了那些因“富贵利禄补剂”，或因“艰
难困苦的毒剂”，而治愈了的“神经病”。继而提出中国人要同仇敌忾完成
历史使命，须注重两件事。其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其二、
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