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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方向。在这里，作者似乎对文学对于社会、对于革命的积极的反作用
持一种否定态度，甚至干脆说“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这实际上表达
了对那些肤浅虚浮、贴着“革命”标签的“读书人”的文学的一种失望和轻
蔑；同时也是面对以真枪真炮从事革命的军人听众，流露出对“实地的革命
战争”的真诚钦羡，鲁迅在自己的一生中，恰是以文学作为匕首和投枪，向
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文学与政治的歧途》（1927 年）是一篇谈论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的演说。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文学艺术与政治、文艺家与政治家之间永远处
于一种互相冲突的状态。此时仍是一位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尚未能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但他在这里所阐述
的观点，却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共同规律：
一切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总是与表达广大被压迫人民呼声的文艺为敌的；
而一切剥削阶级，在他们还是一种新兴的进步阶级、尚处在代表社会进步方
向的上升阶段时，虽与表达人民呼声的文艺有暂时的一致，但一旦它们处于
统治地位，便很快转而压迫人民，也压迫人民的文艺了。中外历史均可证明
这一点。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则有了
根本的不同：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要解放全人类，从根本上消灭阶级剥削和
压迫，所以无产阶级的政治与表达广大人民情感意志的文学艺术虽也可能出
现矛盾，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要对“文艺”、
“文艺家”作具体的分析，并不是一切文艺、一切文艺家在一切时候都是代
表着社会历史进步的要求的。所以，对作者在演说中两次提到的俄国十月革
命后有的曾为革命出力的文学家自杀的例子，是不能简单地用“真正的革命
文学家永远不能出头”的宿命来解释的。在这篇演说中，作者还给“革命文
学”作了明确的界定：“凡含有前进的精神，说真话，或写出旧的消灭的征
兆的都可说是革命文学。”由此可知，作者并非认为革命文学对于革命的社
会实践没有作用，而是认为它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它的作用是在于用
“前进的精神”、用对旧制度灭亡的预言来动摇旧社会的精神秩序，从而唤
起人们的觉醒。
《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0 年）是一篇系统陈述
作者对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存在的问题及其今后发展战略的看法的演说。1930
年3 月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加入者有鲁迅、茅盾、郁达夫、
田汉、沈端先、冯雪峰、蒋光慈、钱杏邨、冯乃超等五十余人。“左联”的
成立标志着文学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左联”内部情况复杂，一些左
翼作家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种种偏向。鲁迅尖锐地批评了三种偏向：脱离社
会斗争实际的偏向，对革命抱着浪漫幻想的偏向，认为诗人、文学家高于一
切人的偏向。并指出，如不纠正，“左翼”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对于“左
联”今后的斗争，鲁迅指出：必须持久地、坚决地对旧社会、旧势力作斗争，
应当扩大统一战线，应当造就大群新的战士，应当有坚韧的战斗精神。这些
思想对后来的左翼文艺运动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无声的中国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
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
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
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
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
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
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
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①。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
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
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
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
感情，借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
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
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① 指英语“张”或“章”的发音。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
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
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
匪”事件②，民元革命③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
民国以来，也不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
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
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
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
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
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
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
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
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
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
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
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
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
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
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
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
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和平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
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
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
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
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
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旦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
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
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
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
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
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
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
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
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
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
② 指1900 年义和团反帝斗争。
③ 即辛亥革命。
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
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
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
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
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
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
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
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
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
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
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
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
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
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
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
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
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
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
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
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习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
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
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
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
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
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