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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急忙说道：“李大人可否详细说说？”
李玮笑笑，解释道“老先生一贯坚持以气为本的宇宙生成论，他认为一切自然现象‘莫不气之所为也’。在天人关系上，老先生认为‘凡人吉凶，以行为主，以命为决’，强调人为的重要。在对事物的认知上，老先生反对圣人先知说，他认为即使是至圣、至材也不是生而知之，生来就什么都会干的。”
李弘大声说道：“对，对，老先生说得好。孔圣人难道生下来就是无所不知吗？但是现在许多人说到孔圣人，好象孔圣人生下来就是圣人似的，谁都不能说什么忤逆之言。老先生说得好啊。你接着说，接着说。”
李玮好象很反感他插嘴，不满地看了他一眼，继续说道：“老先生强调‘国以民为基’，主张德政教化，但也提出来重视要法治。他主张君者应‘顺天心’即顺民心。基于这个前提，老先生在经济方面提出了富民说，把富民作为首义。”
李弘愈发感兴趣了。
“真的？老先生真的这么说的？”李弘一拍案几，大声说道，“王老先生说得真是太好了。富民，民不富，国家怎么会富嘛。”
赵云也在凝神细听，他看到李弘激动地拍案而叫，赶忙皱着眉头提醒道：“李大人好象不高兴了。”
“你说，你说。”李弘连连举手道歉，不好意思地说道，“老先生说要怎样才能富民？”
“老先生主张农工商并重。我大汉自古至今，无不重农抑商，历来存在农本商末之说，而老先生认为农、工、商各有其本末，并非是凡农皆本，凡工商皆末。农、工、商各守其本而民皆富，各离其本则民皆贫。老先生所说的‘本’，是指农、工、商的本业、本务，即农桑、致用、通货；所谓末则是农、工、商的末业、末作，即游业、巧饰、鬻奇。老先生提出来的农、工、商皆有本末说，虽然对百姓致富有很大的作用，但因为悖离了大汉律，所以遭到了很多士子名儒的抨击。
李玮停了一下，整理了一下思路，接着说道：“老先生极力主张德政教化，他非常重视对百姓进行教化。他认为对百姓进行教化，不仅是立国的基础，也是提高大汉人的道德情操，使社会风气淳朴，安定社会秩序的根本。他认为王者统世，必须要观民设教，这样才能变风易俗，以致天下太平。老先生认为教化也有本末之分，他说只有对人们进行正直的教育，诱导向善，他们才不会违法乱纪。反之，对人们施以奸邪的教育，‘学淫则诈伪’，就会败坏社会的正直风尚，不利于大汉国的安定和富强。”
“马融和张衡等大儒认为老先生主张加强对百姓进行教化，是继承了前人的观点，但老先生的教化也有本末之分的说法，则是前无古人的，是一大创举。”
军帐内鸦雀无声，三个人都在想着王符的理论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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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人，能不能再具体说说老先生治理西凉的办法？”李弘沉思良久，缓缓问道。
李玮点点头，说道：“如果大人一直在西凉总督军政，用老先生的办法，十年之内一定可以稳定西凉，让西凉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王老先生是西凉的边民，他在《潜夫论》中，特地用了四个章节讨论了帝国的边患问题，老先生分别命名为‘劝将’、‘救边’、‘边议’和‘实边’。老先生认为朝廷在与羌族等外族的战争中，采取放弃边地，迫使边民内迁的政策是错误的。这种退缩的政策不仅给边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损失，还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
“老先生认为塞外羌人屡屡入侵以及现在整个西凉的归属羌人、汉人的大叛乱，其根源就在于大汉国一开始就采取了放弃凉州的错误政策。这个苟安退让的政策最初还是在孝安皇帝永初年间羌人叛乱时，由当时的公卿们提出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竟然提出了捐弃凉州、退保三辅的妥协办法。”
李弘对李玮的话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李大人，我记得边章和北宫伯玉他们刚刚造反时，司徒崔烈就曾提出过放弃凉州。原来这个退守策略还是有历史的。”
“对。”李玮说道，“当时任议郎的傅燮傅大人在朝堂上暴跳如雷，厉声高喊：‘斩了司徒，天下乃安！’傅大人因此得了个傅疯子的外号。西凉人深受其害，所以对这个办法深恶痛绝。”
“天子后来召见傅大人，问他为什么要当廷痛骂位列三公的崔烈大人。傅大人说，当年孝惠皇帝时，匈奴昌顿单于触犯大汉，樊哙将军为之稍加开脱，季布将军犹言：‘樊哙可斩’。如今凉州居天下要冲，是国家的藩卫。高祖皇帝初兴之际，就委派郦商将军为陇西都尉，专门负责平定北地郡。孝武皇帝开拓边境，于元狩二年降匈奴浑邪王。太初元年，置酒泉、张掖二郡；四年，又置匈奴休屠王领地为武威郡；后元元年，再分酒泉郡置敦煌郡。这一切举措，都是为了斩断匈奴的右臂，打通大汉西北的道路，安定大汉西北的边陲。而今边郡的牧御官吏们，贪赃失和，使得整个凉州刺史部发生叛乱，而崔烈身为宰臣，不念为国家考虑平叛之策，反而要割弃一方万里之疆土，臣私下大惑不解。如果让羌人这样的披发左衽之虏占据凉州，待到他们士甲坚劲，因此为乱，这是天下的至虑、社稷的深忧啊！倘若崔烈不知此中厉害，这是他的愚蠢；倘若他知道这一点却说出这种话来，则是他的不忠！正是因为傅大人的铮铮直谏，才使得天子和公卿们下了平定凉州叛乱的决心啊。”
李弘连连点头，心情沉重，赞叹道：“傅大人之忠烈，世代景仰。”
帐内三人想起傅燮，不胜唏嘘。
李弘忽然问道：“李大人，那你知道我大汉为什么要对西疆采取这种妥协的策略呢？”
李玮沉吟良久，缓缓说道：“我大汉对西凉采取放弃的策略，是从世祖光武皇帝光复本朝以后开始的。这与高皇帝开创的大汉帝国风格迥异，特别是与孝武皇帝一朝北击匈奴、开拓西域的雄武气魄大相径庭。”
“以国力论，本朝并不逊于前汉，而且，本朝还曾经动用了小军队和几个勇敢的使者，就成功地迫使王莽篡汉时期纷纷背叛大汉而投向匈奴的西域诸国重新归顺。这便是本朝大学者和历史学家班彪先生的小儿子班超创下的伟业，他年少时就不愿意像他的哥哥班固一样继承父业，做个文人，于是他扔掉笔，穿上了军装。此外，本朝安丰侯窦融之侄、光禄勋、车都尉窦固，其曾孙、外戚大将军窦宪，都曾于孝明皇帝朝和孝和皇帝朝大破匈奴和西域叛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从地理上看，这些征服的地区尚在凉州的西北，而且大汉还在这些地域设置了行政机构和卫戍区。再则，居住在凉州的羌人比起匈奴和西域诸国来，其文明进化、部族人口以及武装力量都落后一大截。老先生在《潜夫论》中说羌人开始叛乱时，‘党羽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木枝，或空手相搏，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还说：‘虏或持铜镜以像兵器，或负案板以类盾牌，惶惧扰攘，未能相持。’”
“但是，为什么我大汉竟然对付不了这等弱小的敌手？为什么甘心让羌人扰乱凉州，再次切断了大汉西部的通道，丢失了班超和窦宪以及无数将士用生命和鲜血筑就的浩瀚疆域？为什么现在就连我西凉的大汉子民也参加了凉州的叛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推究起来，首先要追溯至世祖光武皇帝的立国姿态。”
“光武皇帝不是关中人，他的家乡南阳与洛阳靠得很近，他即皇帝位后，进了洛阳。他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并不一定以拓土开边为事业，而是达到德治的境地。光武皇帝曾感慨自己的国土不够辽阔，但是太傅邓禹告诫他说‘古之兴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
“当时有个叫杜笃的人写了篇《论都赋》呈送给皇帝，说关中是守卫国家的利器，不可以久虚。一些故国老臣也伫立西望，提出迁都长安。光武皇帝不愿意迁都，他让人造谣说洛阳发现了神雀凤凰等祥瑞，打消了官僚们迁都的念头。由于光武皇帝相信谶纬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天下的帝王兴替都按照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次序，大汉禀承的是火德，火与水相克，因此朝廷下令洛阳的洛字一律写成‘雒’。直到孝章皇帝朝，还有人想念长安，于是朝廷让班固写了篇《两都赋》，在比较两座都城时，故意抬高洛阳的形象。大汉的都城留在了洛阳，但是，大汉却从此失去了关中的好处，以至于人们渐渐忘记了关中，而关中因为得不到关东文化和经济的润泽，渐渐衰萎败落。”
“关中的故都都可以放弃，何况是更加遥远的凉州呢？”
李弘和赵云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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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玮说道：“王老先生认为要彻底解决西凉问题，要想巩固边防，巩固我大汉的内部，首先要解决西凉的人口问题，应该把内地的人口适当地迁移一部分到边郡。”
“老先生认为，土地就是百姓的根本，不可以一直荒废，否则就会引起敌人的窥伺。如今大汉边疆千里，以凉州为例，每郡有两县，只有百多户居民，而太守府周围万里，无人居住，大量良田被废弃无人耕种。反观中原各州郡，田地都设置界限，耕种不能越界，司隶、冀州等人口大郡住了数百万户的百姓，很多人无田可种，人多而地少，没有立足之地。这就是土地与人口分布非常不平衡的问题。周书上说：土地多而人少，没有出产的，叫做虚土，容易被占据。土地少而人多，人民得不到工作，国家容易衰竭。所以百姓与土地必须相称。”
“老先生认为，现在西凉全境只有五六十万人口，实在太少，要征调招募各州郡的精壮士卒，工匠和农民，迁移西凉各郡县以充实边境，这么做，一则可以稳定大汉国，减少边郡战祸，二来也是为了中原的安定。举个例子，好比一家人遇到了贼寇抢掠，必定要让老弱妇孺呆在中央，而让强壮的男子护卫在外。住在内地的人耕种积累财富，居住在边地的人防御外来的威胁，守望相助，互相扶持，这样才能共享太平。”
“现在西凉等边境多战乱而劳役严重，百姓一不小心就有没顶之灾，所以大家纷纷逃离家园，以至于边郡的人口日渐稀少。如果不实行妥善的政策并除去灾祸，劝说百姓尽早返回故土，时间长了，凉州各边郡就有可能不再属于大汉了。如今，我大汉内有贼寇叛乱不止，外有西北的羌族与北边的鲜卑等族时刻窥伺大汉的财富和土地，这实在是我大汉最大的忧患啊。”
李弘目瞪口呆，半晌无语。
“移民戍边的确是个根治西凉战祸，一劳永逸的好办法，但它是个长远策略，远水救不了近火。现在，西凉的事情很复杂，我希望得到一种暂时稳定西凉的办法。王老先生有没有这方面的建议？”
李玮想了一下，说道：“严格地说来，羌人的暴动是叛乱，因为这是大汉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而不是外来民族入侵造成的边患。大汉国对境内民族问题的做法非常矛盾。一方面大汉国将他们视为同类，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安抚他们，给他们种种便利，希望他们归顺大汉，而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是大汉的负担，要放弃他们。大汉国的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让羌人无所适从，加上我大汉人几百年来对他们的仇视和鄙夷，吏治的极端腐败，终于引发了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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