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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得意洋洋的口气，她最后说她的措施得到了老板的赞扬，从而激发了她更大的工作热情。她说，她某年去东莞看她同是做人力资源工作的大学同学，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资讯。“那些入职好几年的车间员工按日薪计酬，他们的日薪已经到达了30元左右，以30元为基数计加班费，加班费就是个庞大的数字。但是我的同学告诉我说，把他们的日薪拆成基本工资和浮动工资两块，比如，基本工资是15元，浮动工资是15元，只要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就行了。当发生加班的时候，就按基本工资15元计算加班费。这样，就节省了一半的加班费用。”晴说完这个案例的时候，她又补充了一下，她就是因为改革加班费而升为人力资源部的经理。
那次培训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晴，她所在的那家大型玩具企业我倒是经常经过，看到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排队过马路，想到他们有一个这么出色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就为他们感到一点难过。
我也是被宠坏的孩子之一，董事长一出差，我就不晨运了，算是默认他们每天都准时出勤。我希望他们在下次开会的时候，像我一样保持适当的沉默。
第52节：被宠坏的孩子
被宠坏的孩子
春节放完假之后，每天早上上班，我喝完第一杯水，然后就到各部门去转一圈。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的会议上，每个部门经理都指责其他部门的职员工作纪律松懈，以至于影响了本部门的工作。换一句话说，各部门经理在会议上就一个小问题踢皮球以显示本部门的重要。当时，董事长也列席新年第一天的会议，因为会议时间大大超过了他的预计，到了下午下班时间，他们还在反复地为同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在会议时长超过下班时间半个小时的时候，董事长做出了会议决议，他对我说：“Annie，明天早上开始，上班的时候你到各部门转一圈，看看有谁没有来。”
我的办公室在三楼，我需要巡查的是一楼和二楼，一楼是技术中心和生产管理部，二楼是营销中心、财务部和海外部。我的任务是到每个部门看一下他们的主要职员到了没有，部门的普通文员都是不敢迟到早退的。那些敢于迟到、早退或以含糊理由不来办公室报到的职员，都是“有分量”的人，比如，海外部的经理阿慧，她总是以去海关为由而不来公司报到，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典型，只有在电话里才可以找到她。但自从董事长“命令”我每天早上督查工作纪律开始，她就和我一起坐公司的班车上班下班，她坐在我旁边，和我聊天的时候，她总是愤愤然地问我，这样的纪律督查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说，不知道呢，董事长说over，我就over。我的言下之意也很清楚，既然头儿要求我负担起纪律检查的任务，我也就得有所表现。所以，每天早上我在三层楼里面进行晨运的时候，左手拿着花名册，右手拿着一支红笔，要是有谁没有来，我就会在谁的名字旁边打个“×”，而这些“×”在月底的时候将其汇总后呈交董事长，以表示我确实进行了这项工作。
他们并不是怕我，他们是怕我月底所做的报告。我每天早上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所以，每天早上我去查他们的岗的时候，他们对我展现的笑容通常是苦笑。营销中心的经理对我说：“因为你，我每天早上要早起半个小时，而且每个月要多花不少油费，先回办公室报了到再去工作，你说这样合理么？”我对着他傻笑，我的想法和他是一样的，但我不是董事长。
董事长要去英国出差，主管具体事务的总经理要去北京公干，他们要离开一个月时间。董事长在出发前将我叫去，问了我每天调查的结果，我说皆大欢喜。他笑了笑说，他们是一群被宠坏的孩子，你说整肃纪律有必要么？你说这样整肃有成效么？我又开始傻笑。我相信董事长和我一样明白，这不是制定出勤制度的问题，制度一直都在，我们之所以看不到制度的存在，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唱黑脸。
我也是被宠坏的孩子之一，董事长一出差，我就不晨运了，算是默认他们每天都准时出勤。我希望他们在下次开会的时候，像我一样保持适当的沉默。
他已经很多次在我面前出现了，他总是无助地望着我，希望我能帮助他。他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孩子，是集团一个分公司的冲压车间的员工。
第53节：冲压工
冲压工
他已经很多次在我面前出现了，他总是无助地望着我，希望我能帮助他。他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孩子，是集团一个分公司的冲压车间的员工。
为了他，我翻了无数次《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我希望能从中找出什么有利于他的条文，为他要求更多的赔偿金，甚至为此私底下请教了熟识的律师。我为他做的这些事情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尤其不能让我的头儿知道。在我的头儿的眼里，我应该站在资方的立场，我们为他购买了保险，他现在出事了，出事就出事，就按照有关规定办了，不违法就行了。我们付了该付的，他已经得了该得的，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我经手办理他的事情，为了他，我跑了无数次医院，陪他一起去评残；去劳动部门，看着他在一些文件上用左手签歪歪扭扭的名字，看着他眼睛里的茫然和无助。他年迈的父亲默不作声地跟在我和他旁边，偶尔叹口气，说：“命啊！”
在整个医疗和评残过程中，我完全放弃了为公司说话，我愿意他能拿到尽可能多的钱来弥补他失去的东西。他的主治医生暗示我说，他可以办理出院了，但是，他本人暗示我他不想出院，说万一伤口发炎了呢？还是要留在医院里。当头儿问到他为什么要在医院治那么久的时候，我答道，他伤口发炎了。
他是为了一种安全感才留在医院里，他以为，若出了院，就不能向公司借钱，赔款又不知何时能拿到，他和他父亲会陷入困境。我想，在此刻他的眼里，世界是冷的。所以，在他父亲每次来公司支钱的时候，我很注意自己的态度，怎么忙也不在他面前露出不耐烦，放下手头的事，把他的事先办了。是的，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仅仅是可怜，我希望自己能让他们觉得世上还有一点点温暖。
当他领到他应得的赔偿金以后，他还继续来找我，说在报纸上看到，浙江有一家企业的老板，为他这样遭遇的员工，额外给了20万元。他也想做那个幸运的员工，希望我能向我的头儿汇报，让我的头儿向浙江的那个企业主学习。我没有一口拒绝他，虽然我知道他的要求是无法实现的。他用央求的口气对我说：“杨小姐，我知道你是好人……”也许，我真的是个好人，但是，我是好人我也无法改变制度，制度是冰冷的，特别是在钱面前。
我劝他先回去，事情告一段落了，在这里租房耗着会把他的那笔赔偿金用完的。他对我伸出那只断了三个手指的手，说：“杨小姐，我刚出来打工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这点钱够我过一辈子吗？”我知道他刚从家乡出来不久，分到冲压车间做搬运工，他听说冲压工的工资比搬运工高，趁某个冲压工上厕所的时候，擅自开动了机器。他说：“我只想快点学会一门技术。”
刘副总提出“车改”一词后，每遇开会，我们都小心地回避着这个词语，生怕他又突然提起来，当着另两个副总的面，让大家议也不是，不议也不是。
第54节：车改
车改
其实，无所谓什么车改。部门经理们以前都没车，出去公干都是公司派车，现在部门经理们几乎都买了车了，出去公干自己开车，公司给了一定的油补，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不存在改革。所谓“改革”，就是有一个旧的东西，再把它改革成新的，当刘副总在确定油补额度的会议上提出来要“车改”的时候，大家的心都“咯噔”了一下。
大家都知道，刘副总还没有属于他自己的车。我们也曾经揣度过，刘副总他不可能买不起一辆二十来万元的车，他之所以迟迟不买车，就是因为他是公司的副总。公司的副总共有三个，其他两个副总，马副总和李副总，都开着公司提供的专车。众所周知，用公家的车，坏了由公家修，没油了由公家加，自己独享出行之便利，当然是不亦乐乎的。而在刘副总看来，他也应该在那个福利圈内。虽然公司并没有明文规定，每个副总都有资格拥有一辆公司配给的专用轿车，但是，既然在他之前的副总都有了专车，刘副总也应该享受和他们一样的待遇。
惯例应该不算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是制度，刘副总会根据制度写报告提出为自己申请一辆专车。现在，刘副总没有制度可依，只好在会议上强行提出，要进行“车改”。当时，马副总和李副总也是在会议室内，所以，当刘副总提出“车改”议题的时候，执行董事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说：“公司的那些车过几年也快到报废期了，以后都采取大家自己买车再由公司给予补贴的方式。”大家听到的意思就是请刘副总不要再提到“车改”这个词，反正马副总和李副总也开不了几年公家的车了。
刘副总之所以没有专车开，是因为刘副总是公司内部提拔到副总这个职位上的。他以前是销售部的一位副经理，某一年他的业绩超群，就坐上了副总的位置，那时是有给他购车的计划，但是第二年开始，他的团队业绩并不比其他团队出色，他的车子就一直被延，直到遥遥无期。而马副总和李副总是“空降将军”，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他们来任职的时候，公司给出的诱人的条件之一就是有专车给他们，虽然，我们都觉得马副总和李副总与刘副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刘副总提出“车改”一词后，每遇开会，我们都小心地回避着这个词语，生怕他又突然提起来，当着另两个副总的面，让大家议也不是，不议也不是。幸好，刘副总没有在会议上再说这个议题。不久后听说，刘副总将“车改”之事写了一份报告，欲呈给董事会讨论，根据制度，先呈到执行董事的案头。听说，刘副总那个报告的开头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刘副总将被委以重任开发北方某一城市的市场，刘副总愤而辞职。
奖金制度一直是公司管理层的心病。无论怎么改革，不管这制度看起来如何与工作表现、工作能力挂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