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鎔基总理就任时的局面是个很烂的局面。大家不消费是因为有生活风险，为什么有生活风险？是因为没有社会保障。反过来讲，如果有社会保障，居民的生活风险减少了，对未来的安全感增加了，大家也就敢于消费了，消费就能够带动生产、促进生产。所以说，不能说是好像劳工成本低，不要社会保障，你就具有竞争力。刚才我觉得你讲的很对，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劳工成本并不是很低至少不是最低的，劳工成本最低的恰恰是不参与国际竞争的单位。所以，不能以吸引外资为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要劳动保护、不维护劳工基本权益的借口。政府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我赞同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因为我们面临的是整个世界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我们如果不对投资者做出优惠，就确实吸引不了资本；但另外一个方面，也应该适当地保护我们的劳工利益，使两者和基本利益都能够得到适当的兼顾，目前是劳动者的利益维护得非常不够。以农民工为例，一些人工作一年了连工资都领不到，这就非常不应该，对劳动者干活不给工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一种强盗式的掠夺行为。 再如所有国家的工业劳动者都有工伤保险，且无一例外都是强制的，但中国几亿工业劳动者只有15％能够享受到工伤保险，许多农民工因工伤事故而成残疾，结果可能得不到任何补偿，甚至还有雇主与劳动者签订所谓生死合同。这就根本不是什么比较优势与比较利益的问题。所以说，从2004年元月1日开始实施工伤保险条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新一届的领导集体一年来的行动，表明了民生问题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劳工的利益也会得到相应的保护，我相信这种保护不会损害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国家劳工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
同学：郑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个关于农民收入的问题，前一段我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增加农民收入，但是这个政策出台的同时，农民所需要的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格，也相应地提高了。我想问这个政策的出台，到底会不会收到它所预期的效果？谢谢您。
郑功成：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一届政府摆在第一位的就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我个人认为它的核心就是农民的收入问题。所以说中央政府出台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应该说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它应当是非常有成效的。例如，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就按照每个农村居民人平补贴二十块钱，然后要求地方政府也补贴二十块钱，那就意味着每个农村居民每年有四十块钱的医疗费用的补贴，农民的医疗费用就可能被大幅度减少，这就意味着你的收入增加了；再如正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的补助制度的确立，实际上也是农民收入的增加。还有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兴修有关水利工程及其他基础设施，国家的投资力度都会加强，目前还在探索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不可能在短期内探索建立农业政策保险制度。上述政策的实施，比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农产品价格补贴与出口补贴都更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要真正增加农民的收入，我觉得还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减少农民，只有减少农民，农民的收入才会增加，如果还是六、七亿农民在农村，那么他的收入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说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首先是要减少农民的数量；二是土地的适当集中，只有规模经营才能产生规模效益。中国的农业在国际上并没有竞争实力，这是大家公认的，有人看到目前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还以为我们有竞争力，这是个错误的信号，因为今年的农产品涨价，一方面是国内的粮食生产规模下降了，更主要的是因为国际上美国等国的农产品产量下降导致国际粮油市场价格上涨，进口商在中国的盈利空间缩小了，所以导致价格上涨。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政策是在现行的条件下所采取的政策，它能够部分地解决或者提高农民的收入。根本的还是在于减少农民和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
主持人：感谢郑教授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和电视机前的电视观众，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
（完）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