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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冲突问题。就是五亿拥有城市居民户口的人口跟一亿多由农村走进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关系怎么来处理？我想今年我们的非典爆发以后，农民工在那个时期回乡的达到八百万。当时有的报纸说农民工没有社会责任，我是不太赞同的。我记得我在接受有关报纸的采访，我说应该重建农民工对城市的信任，要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要给农民工以相应的权利，我们不能说你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奉献的是精华，然后我给你的却是歧视与垃圾。
主持人：还带着满身的伤病。
郑功成：对，是这样。我今年到广东调查，听介绍说东莞市拥有本市户口的人口只有一百多万，而外来务工的农民工却达到五百多万。这是个什么概念？东莞可谓富得流油，但是谁富得流油？那当然是一百多万拥有东莞户口的居民，而不是五百多万务工的农民工。对东莞来讲，不可能总是这样发展下去，不可能在同一个城市创造的财富却只能始终由少数人享用或占有，结果公民被分成两个等级甚至三个等级。除了经济上的利益要求外，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权益可言，而他们对这些基本生活与劳动保护权益的诉求却日益迫切，甚至有些地区的流动人口已经在政治权利上提出了要求。比如说深圳那边就有人提出，深圳市的人大代表应当有农民工的代表。流动人口正在考虑到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权益、政治权利。如果我们政府不高度注意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尽快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冲突迟早也是要爆发的，我觉得这已经构成了中国当前的又一个基本社会问题。
除了这三个以外，还应该关注的是由于长期的经济区域倾斜政策带来的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化。比方说要把海南建特区，就让它什么都可以做；在深圳建特区，就调动全国乃至海内外的资源；要发展上海，就把浦东划出来给以各种优惠政策；要发展西部就来个西部大开发；等等。过去由于资源有限，加上发展经验不足，经济政策长期采取区域倾斜具有必然性、必要性、重要性。但这种长期倾斜的经济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就是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东部发达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剥削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因为中西部的资源长期被东部发达地区在廉价使用。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当然也必定影响到民生问题了。如果任地区差距扩大下去，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进而有可能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损害我们国家的统一。
与此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中国的城乡差距最近二十多年来只有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是较小的，那时是城市进步小而农村因实行承包责任制而发展极快，但此后则是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时期。在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走向一体化，城乡的市场就不可能一体化，包括这个消费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最终的结果不光是损害不发达地区和农村，而是损害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当然，我还可以举出现阶段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但是我觉得，刚才所讲的这四点，可能是我们国家必须加以高度关注并且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社会风险。
主持人：郑教授，您觉得隐藏在刚才你说到的这四大社会风险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郑功成：我感觉到在这些风险的背后隐藏的，最根本的还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应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提得很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国计民生对吧！国家发展计划与老百姓的生活那是相提并论的。但是你要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国家的发展计划确实是向来受到重视的，而老百姓的生活却长期受到轻视，所以说，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里面有个“民生主义”，“民生主义”要解决的就是国民的生活问题，这里面就有节制资本、扶助劳工及相应的土地政策。刚才我所谈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贫困问题是民生问题，劳资之间的对抗也是民生问题，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是民生问题，那么流动人口和固定户籍人口的冲突也包含了民生问题，地区之间的差距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还是民生问题。谈到民生问题，大家也不要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只是穷人的或者贫困地区或者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民生问题实际上也包括高收入阶层甚至富人。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实际上富人也是需要的。如现在城市居民的家庭财富多了，但由于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要保持财富就有风险，而是就把住宅窗户用铁栏杆把它封起来，自己好像坐牢一样，因为不安全呀。为什么不安全？就是因为有人的生存机会、生存条件受到了抑制或者是他不具备，那么他就有可能产生反社会的行为、冲动、心理。如果一个社会是不和谐的，对抗性矛盾加剧，社会也就不会有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首先会使富人生活在风险之中，因此，民生问题不能只被看成是低收入人口或者贫困人口的事情。
对民生问题，如果具体地讲，我认为主要是三个大方面，即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能不能保证每一个劳动者拥有一个工作岗位，有一个就业机会，是能否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有劳动者七点三亿多，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几乎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总数。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创造七亿多个工作岗位是何等艰难的事情。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业最高峰年份，新增劳动力达到二千四百万，这个高峰从2003年开始将持续八年左右，保持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就是每年需要创造两千多万个工作岗位才可能真正解决好中国的就业问题。当然这里边既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除新增劳动力外，我们还知道，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原来的工作单位被劳动效率提高挤出来的劳动力还会有一部分，即失业下岗劳动者，这些劳动力还面临着重新安置的问题，因此，中国的就业问题可以说是一种长期的、严峻的局面，绝不是短期的。就业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这个挑战是非常之大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那么民生之本就动摇了。
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涉及到社会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过去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财富太少了，就是可供分配的蛋糕太小了，那我们就拼命地把这个蛋糕做大，做大了不就多了吗？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们确实把蛋糕做大了。2003年的GDP达到十一万个亿，人均GDP也达到了一千美元以上，这在国际上，谈到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时候，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表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人平GDP超过一千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呀？就是人们不再是简单地解决吃饭、穿衣问题，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解决的是你的住和行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看到了私人小轿车的购买在直线上升，私人买房也在直线上升。这表明蛋糕做大以后确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惠，但如果中介一味地做大蛋糕，并不见得所有人都能从里边分到很恰当的一部分，如果分配不好就会引起甚至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发生危机，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因为做大的那一块可能只被一小部分人把它拿去了。因此，我一直认为，当蛋糕做到一定程度大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地分配蛋糕的问题，应当使全体国民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那么，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现状如何呢，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但我觉得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依然没有到位。没有到位首先一个就是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效率体现得不够，如大学里面名教授的工资与一般助教的工资差别不大，医院里面的医生与护士收入差距不大，因此，从初次分配里面劳动者的这种收益分布来看，应当从效率出发坚持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就未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因为名教授与助教对一所高等院校而言，其贡献不非常不同；医生与护士对医院而言，其贡献也是非常不同的。此外，在初次分配里面，投资回报与劳工所分享到的份额相比，结构也是不合理的。
主持人：不合理。
郑功成：不合理的。有人做过统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在GDP中，劳动者所拿到的工资所占比重在近十年来是持续下降的。大家可能会问，劳动者少拿的部分被谁拿去了？无非是两条渠道，一个是国家的收税，它可能加收了，我们的财政收入确实是有所上升了；另外一部分就是谁拥有这个企业，谁投资了，资本的所有者所拿的份额越来越大。更有甚者，许多农民工还领不到应领的工资。因此，当前的初次分配，虽然原则上讲按照要素分配，但并未真正按照要素分配目前的分配结构及利益各方所占有的份额是不合理的。
那我们再看看再分配环节。在市场经济国家，初次分配确实是充分体现它的效率。谁对财富的贡献大，谁就应该多拿。谁对财富的贡献小，谁就应该少拿。他只按照这个规则，没有别的规则。但一个社会并不能只有效率原则，比方说有的残疾人他不能工作，那他靠什么来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有的老人已经退出了劳动岗位，有的不健康的人他不能再继续工作等等，初次分配中是不可能照顾这样一些人群的。但这些人群（况且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也要生活，那好，为了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就会通过政府干预来建立有力的再分配机制。再分配就是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通过税收形成财政收入，然后通过对财政收入的分配来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走向更加合理化。再分配的方式与途径主要是社会保障。再分配的调控力度、调控的对象，就是为了解决初次分配按照效率原则形成的差距，是缩小这个差距。但是从目前看起来，中国的再分配力度还不够。从中央财政来讲，中央政府曾经提出在十五期间用于社会保障补贴的资金要占到整个国家财政的15％到20％。而现在实际上还只有12％左右。而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事业构成了国家财政支出的最重要的部分。
主持人：对。
郑功成：如果说初次分配、再分配都还没有调整好这个收入分配差距，那还有第三次分配。即是大家捐献慈善事业。我看到美国的一份资料，1998年的时候，美国慈善公益机构掌控的资源达到六千七百多亿美元，当时我计算了一下，相当于美国GDP的9％，其中有将近两千亿美元是个人捐献，这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