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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给我们简短描述一下当时您看到的那个底层是什么样子？
温铁军：怎么说呢，当时如果说从农村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要这样做。所以老百姓说我们是老“背兴”。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交粮食，交粮食嘛，当时公社就把好粮食收了，把不太好的粮食，质量稍微次一点的退回来。然后呢，书记，我们书记跟我们一块去交粮食，书记说，这个瘪麦子、不好的粮食是咱们老“背兴”吃的，好粮食那是给城里人吃的。然后我们无论是想，比如说，尽管我今年麦子丰收了，可以多分一点，但是你的分配是上级计划的，从县到公社然后到大队，你不能因为你丰产了就多分一点，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切都是按照从上到下控制的，控制得很严。所以我们这批知青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是拼命干，我们觉得我们特别积极，干活干的特别卖力，老百姓就觉得你们傻，因为你干了活、卖了力，最后分不到那样多粮食，你还等于要亏。后来我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去大量访问这些户，当年的收入高低各不同的这些户，和我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老百姓给我们发牢骚说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
主持人：几乎没什么变化。
温铁军：没什么变化。
主持人：那好，你说的那个老“背兴”的那个“背”，是您自己的意会还是跟咱们说的老百姓不一样？
温铁军：山西人是谐音，我们插队的那地方老百姓和老“背兴”是谐音。
主持人：就是你自己想的这个“背”可能是很背运。
温铁军：他说的就是背兴，因为咱们背兴，所以咱们就吃瘪麦子。
主持人：噢，是这个意思。
温铁军：大队书记他就是这么说。
主持人：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是学新闻，按说您更应该成为一个记者，怎么成了农业问题的研究专家了呢？
温铁军：当时新闻系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是专业调查研究人员，未必一定要学报纸，我的兴趣更多还是在政策研究，因为我工农兵都干过了，那么觉得很多问题确实需要，不是一般的去报道反映，而是需要你深入研究，这是其一。其二，我本科是新闻，但我博士学位是经济管理。后来还是沾了点经济的边，所以搞了很多经济问题的研究。
主持人：好，最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说到三农问题，要是说研究的话，不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提出三农问题，因为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一个孙中山、一个毛泽东，都明确的讲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所以说，讲三农问题研究应该是从他们开始。
主持人：不是，您自己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去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是搞农村政策研究的。我的职责就是下去跑调研，所以调研的过程中间就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又以农民问题为主，所以我们当时就认识中国恐怕不是简单地讲农业问题就能解决的，我们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我们当时就认为这是派生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在制定农村政策（的调查中），在80年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搞的（政策调研），比较强调如何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关注农业问题，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为什么是三农问题，就是说它大概不等同于一般地讲农业经济问题。
主持人：好，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从80年代中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
温铁军：16年。
主持人：好，16年，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洗耳恭听温铁军博士给我们带来他的报告，他的报告名字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有请。
（掌声）
温铁军：我想十多年的农村调研，是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它完全讲清楚，难免挂一漏万，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好在我已经有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当然，我自己不可能再给人送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卖光了，去年五月份出版，八月份上架，到现在出版社已经都没有了。我想不到就一本像这样一个名字叫《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这样一个学术性的一本书，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会卖光，这个我没想到。我想大家的关注主要其实不是关注我的研究，而是关注中国农民，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国家已经被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列入前十名，世界前十名。甚至有的国际组织从增长潜力上来看，说将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中国会进入世界前三强。但是，因为中国是个二元结构的社会，我们有机会到农村去看的人都会看到，农村相对还是比较贫困、比较落后的，当然沿海发达地区情况不同了。但是大多数传统农区应该说还不能跟得上整个国家高速发展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人们越来越多的把眼光集中到农村问题上，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人们已经慢慢地开始接受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问题，中国出问题是出的“三农”上，那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上。
因此呢，我说我的观点，包括我今天讲的观点，应该说主要是从我十年的试验研究中，是从基层的实证过程中间所产生的一些看法。这当然会和咱们这个一般地从理论出发或者从书本出发，做规范研究的那些东西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请学界的朋友原谅我，我说的东西如果和你的规范研究给你的那套知识谱系不同的话，请你能够考虑一下我是从实际来的。那么试验方法本身它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是要求不断证明的，自然科学的试验在方法论上也是要求不断证明的。那么政策科学研究使用试验方法，我们怎么证明。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经过十年的试验研究，被我们证明的是什么？既然你是试验，既然你是证明，那么证明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经过试验证明的这么一个提法。我们不太认同一般的学界，特别是院校派的这些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比如说，一说到中国的农业，就说是要用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农村问题，解释农业问题。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大家看，无论是报刊宣传还是咱们理论文章都是在讲中国农业问题如何如何，经过十年的试验，我们说，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对应地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做点解释。
一般我们讲农业经济科学，都是说在市场条件下，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他对于农业的生产基本要素，也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在每一个要素当出现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会发挥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来调整要素，假如土地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劳动力来替代它。加入劳动力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资金来替代它。所以这个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际上就叫做“优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我们所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且也几乎是我们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农业科学也是这样认识的。但就中国的农村经济来说，这些东西能起作用吗？我们是一个二元结构社会，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到现在为止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是五个亿，劳动年龄人口是五个亿。我们这些插过队，当过队长的人知道，在这个正式统计公布的劳动力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百分之三十，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半劳力呢，你怎么能说六十岁以上的人不干活，怎么能说十六、十七、十八岁以下的这些半大小子他不干活。他都干活，农村十几岁的孩子干活是正常的事，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不退休他照样得干活，这是正常事，这么算下来，你加百分之三十。中国的劳动力就农村而言有多少，六个多亿吧！那么我们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嘛。粗算有一亿五吧。那还有多少是属于相对就业不足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绝对地过剩、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拿什么来替代他。那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因为劳动力可以不算钱。所以才出现尽管劳动生产率长期维持比较低水平，劳动力投入在现在家庭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农户调查测算，已经连续三年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尽管他的边际效益递减到零以下的时候，他能被替代吗？你把他替代到哪去？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被替代出去到那去吗？是不可能的。就这一条我请问，怎么用看不见的手来调控资源，来优化配置，不可能，这是第一大要素，劳动力要素不能被替代。
第二大要素土地。我们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只在减少。每年非农占地几百万亩，咱们不说那个数，但是每年非农占地至少是几百万亩，再加上沙化、盐碱化的自然减损，我们每年的农业耕地的减少数，大约，咱们也不好说绝对数，反正是比那个几百万亩还要多，多多少大家可以查统计，我不好在这里讲。但是总之土地是不能增加只在减少的，那么劳动力不能减少是在增加的，随人口增加，二元结构又不能打破，对不对？一个要素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一个要素是只能减少不能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都产生不了，因为劳动力生产率是下降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那就产生不出利润来。那么请问，假如我们认定资金按一般的规律它至少要分享社会平均利润。那么，假如农业生产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进得来吗？进不来。请问这三要素怎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农业经济科学理论框架之内来考虑它的市场配置？所以我说，我们证明了半天证明不了的东西，只能证明。那当我们告诉学界这东西被证明的时候，学界什么态度呢？他们说你这东西不符合我的理论。我只好说，那请你修改你的理论。你只能从实际出发嘛，所以这个对话是困难的。
我说第一被我们证明的，就是说你一般地跟我讲市场条件下要用看不见的手去优化资源配置，我告诉你三个要素不能被你优化配置。因此我们出现什么情况呢，农村资金净流出。很多人说要加强农业投入，请问加强农业投入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资金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进来，它能得到大致平等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它才有回报，对不对？更何况我们相当多的资金并不仅仅只是要求一个社会平均利润，它大量进入资本市场是要拿超额利润的。在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投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让农业增加投资，这是怎么可能呢？再加上如果投资增加了，而其它要素不能相应的去优化配置，那么导致什么呢？成本上升了。而当我们看到这几年长期农产品价格低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天花板价格的封顶。什么叫“天花板价格”？国际市场价格。我们大家都说现在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说农民弃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