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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854年２月25日）起，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这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打掉牙齿和血吞”，坚韧自励的结果。
曾国藩曾说：“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无情地加以拷问，并提出努力改正和提高的方向，由此立志，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第二部分：明 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1）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统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仔细考察古人的工夫，其中成效特别明显的大约有四个方面：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如此，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静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也钦服。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而至。
在孔孟儒家传统中，有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修炼方法，称为慎独，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像在大庭广众下一样有修养，如何做到慎独呢？首先就必须内省。内指的是心灵，省就是自我审思。认为人们只要注重自己对自己的审思，慢慢地就会心境清明，智慧越来越高，本领也越来越大。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根据儒家的观点，人是禀天命而生的，生下来之前，与整个宇宙自然是一个整体，生下来以后，就禀赋了宇宙自然的所有信息，只是因为受人性所产生的各种欲望的遮蔽，这些智慧隐而不显了。人如果能够向自身不断地找寻，慢慢地就会把后天的屏障剥除，还智慧以本来面目。
曾国藩以继承中华道统自居，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这种内省功夫，只是进一步加以发挥，提出了自己对这种功夫的理解。
◆原文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慎独则心安。自我修养，没有比养心更难的。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如果真能做到喜欢善如同喜好美色，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那么《大学》中所说的自慊，《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惧，都能够切实地做到。曾子所说的问心无愧，孟子所说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所谓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都是这些内容。所以，能够慎独，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内疚，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人若没有一件内心感到羞愧的事，心里就会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第二部分：明 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2）
◆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心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曾经说“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拥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这些错误之念聚得多了就会泛滥，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产生。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会产生一个诚的念头，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的微妙差异，是可以加以评论的了。
《大学》自“格物致知”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作为扩大其知识的资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问题，也可以加深他的见识。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私间的区别；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可以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去做，不善之事不应去做，早已明晰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事。因此当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办时，惟恐别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时迟疑不决；对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临时，心存侥幸，以为别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绝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惟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长年不断地犯下去。暗室之中而仿佛面对天日，心里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经典中的准则，而为后世贤人所切实探究。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内心自我观照，这会导致对眼前的事理认识不清，从而使慎独的宗旨更加隐而不显。总起来说，“明”应该在“诚”之先，不通过格物致知而得明，那么这个“慎”也就不会做得恰当；一味地用心于眼前的事物，当没有事物时，“独”也会无法把握。这是修德的路径，不能不细加辨析。
※详解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生的辛苦磨炼。
据说，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发生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通，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暗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解恨。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不再与邻居小孩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罗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
而且，即使在曾国藩封官以后，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他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第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