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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曾国藩要强调的究竟是谁的“挺”呢?因为上段曾国藩的“挺经”第一条着笔较多的是老翁和挑京货担子者,所以人们往往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两人身上,尤其是文中的“挺上一挺”一句,更容易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到挑京货担子的人身上。其实,我们只要客观地问上一句:这三个人谁是赢家?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老翁脱了鞋袜,要下水田去接担子,当然是输家;担京货担子的人过意不去,当然也是输家;唯一获胜的是老翁的儿子,他只在那儿一动不动,最后别人还是给他让了道。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老翁的儿子也只能一挺到底:因为他个子矮,无法下到水田里,否则就会毁了食品。所以我认为,这老翁的儿子的“挺”才是曾国藩真正的用意所在。
第一部分:立 志欲变化气质 须先立坚卓之志(1)
◆原文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才的高下,要根据他的志趣来决定。低劣的人才安于现状,受世俗陋规的束缚,因而越来越卑污;高等的人才仰慕先贤的辉煌业绩,因此就日益高明。人才的优劣智愚,就从此区别开来。
◆原文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而不会让世人轻易看出来。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
君子如果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
古人在遭遇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乐观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即使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原文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就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原文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人心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
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求临死之时,没有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这就是万幸了。
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
古时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第一部分:立 志欲变化气质 须先立坚卓之志(2)
●解读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恩,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所以他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原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都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定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早上贪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百无聊赖之时,如果端坐而聚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全部除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至时,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详解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却有两件事,一件是青年曾国藩在任翰林后,写下《五箴》自勉;一件则是官拜帮办团练大臣后,却受同僚之辱,因而愤走衡阳,练成了湘军。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立志报效国家。就是说要以己身,担当中国的道统。
第一部分:立 志欲变化气质 须先立坚卓之志(3)
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正在家里操办母亲的丧事,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是,帮办团练大臣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务,它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又是朝廷的命官,不属地方绅士。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给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他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受各种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而功倍,否则寸步难行。然而不久的永顺兵事件就让曾国藩大丢面子,当时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
在这种左右交相煎迫的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间,他跟鲍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终制为名,超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水”,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长沙返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在案”,现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起,至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自衡阳起程出征止,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个月。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起点。 而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藩却是始料不及的。
此时,曾国藩已练就水陆两师共一万人,其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分别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带领,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分别由塔齐布、周凤山、朱孙治、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