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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黛安问道。
“我不放心，他亲眼看到了可怕的事情，也许休克了。”
“休克？”
“对，夫人。”
他们快步走过厨房和走廊，黛安在前，哈迪在后，马克跟在最后面，摇着头，咬着牙。
哈迪把盖在里基身子上的被子掀开，让他露出肩膀，摸了摸他的膀子，大拇指仍含在他嘴里。哈迪推了推里基，叫着他的名字。里基睁了眼又立即闭上，嘴里咕哝着什么。
“他的皮肤冰凉潮湿。他最近病过吗？”哈迪问道。
“没有。”
电话响了，黛安赶紧跑去接。哈迪和马克从卧室听她和医生在电话里说话。她告诉医生病情以及孩子们发现尸体的事情。
“你们看到尸体时，他说了什么没有？”哈迪轻轻地问。
“好像没说什么，事情很突然。我们，嗯，一看到尸体就跑掉了。他只是呻吟，咕哝个不停。奔跑的时候姿势有点怪，两臂笔直下垂。一回到家，他就蜷作一团，打那时起没说过一句话。”
“我们得把他送医院，”哈迪说。
马克一听到两腿就发软，身子靠到墙上。黛安放下电话，哈迪迎出去，在厨房和她说话。“医生要他住院，”她十分惊慌地说道。
“我去叫救护车，”哈迪边说，边向他的车子走去。“收拾几件换洗衣服。”他走了，没有随手关上房门。
黛安瞪了马克一眼。马克感到浑身无力，需要坐下，于是一屁股坐到饭桌旁的一把椅子上。
“你讲老实话了没有？”她问道。
“讲了，妈。我们看见了那具尸体，里基惊吓了，我想。我们就跑回家。”这个时候倘若讲实话，几个小时也讲不完。等到没有旁人时，他也许会重新考虑，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但现在不行，有警察在这里，一讲就会使事情复杂化。他不怕母亲，一般说来只要她追问，他会全部招供的。她只有三十岁，比他朋友们的妈妈都年轻。他们一起忍受和挫败了父亲的野蛮虐待，因此母子俩相依为命，不同于一般的母子关系。这种事瞒着她，马克心里的确难受。她已担惊受怕，着急万分，但是罗米告诉他的事与里基的病情也无关。他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剧烈疼痛，房子慢慢旋转起来。
“你的眼睛怎么啦？”
“学校里打架打的，但不是我的错。”
“从来都不是你的错。不要紧吧？”
“我想不要紧。”
哈迪从门外进来，步子很重。“救护车五分钟就到。去哪个医院？”
“医生说去圣彼得医院。”
“你们的医生是谁？”
“谢尔比儿科小组。他们说他们将请一位儿童精神病医生来医院会诊。”她很紧张，点了一支烟。“你看他要紧吗？”
“他需要检查一下，也许得住院，夫人。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些小孩亲眼见到枪杀，或捅刀子以后就出现这样的症状。这属于精神创伤，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康复。去年有过一个案件，一个小孩亲眼看见他母亲被夜贼枪杀。这可怜的小家伙至今还在医院里。”
“他当时几岁？”
“八岁。现在九岁。他就是不说话，不肯吃东西，光吮大拇指，玩布娃娃。真可怜。”
黛安不想再听下去，便说：“我去收拾衣服。”
“你最好把自己的衣服也收拾一下，夫人。说不定你要陪他。”
“那马克怎么办？”她问道。
“你丈夫什么时候回家？”
“我没有丈夫。”
“那末把马克的衣服也收拾了。”
黛安站在厨房里，嘴里含着一支好几英寸长的香烟，试图考虑一下该怎么办。她感到害怕，心中没有数。“我没有医疗保险，”她朝着窗子喃喃说。
“圣彼得医院会接受贫困病人的。赶紧收拾东西吧。”
救护车来了，停在东街17号门口，周围马上围了一群人。医院人员走进室内，那些看热闹的人等在外面看着，相互交头接耳，指指点点。
哈迪把里基抱到担架上，其他人用皮带将孩子固定好，盖上毯子。里基想蜷缩起来，但是维尔克罗公司制造的又粗又重的绑带使他缩不起来，只好直直躺着。他呻吟了两下，但眼睛一直都没张开。黛安轻轻地松开他的右手，使他能吮大拇指。她泪汪汪的，但忍着不哭出来。
医务人员抬着担架出来了，看热闹的人从救护车的尾部向后退让。他们把里基放到车上，黛安也跟着上了车。有几个邻居大声向车里说话，表示关切，但她还没来得及回答，驾驶员就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了。马克坐在警车驾驶座旁，和哈迪在一起。哈迪一按开关，蓝色的灯光突然四射，在附近的活动住房上扫来扫去，四处跳跃。人群慢慢退去。哈迪加大油门，跑在前面，救护车尾随在后。
马克心里非常焦虑，又非常害怕，因此对那些收音机、话筒、枪支等新玩意儿也顾不上发生兴趣。他纹丝不动地坐着，闭着嘴不吭一声。
“你讲真话了，孩子？”哈迪蓦地问了一句，他又突然以警察的面貌出现了。
“是的，长官。关于什么的真话？”
“关于你所看到的？”
“是讲真话了，长官。你不信？”
“我没有说不信，但有点奇怪，就这样。”
马克等了一会儿，没吭声。但显然哈迪在等他说话，他就问道：“奇怪什么？”
“好些事情。第一，你打了电话，但不肯留姓名。为什么不肯留？要是你和里基只是碰巧发现尸体的，你为什么不肯讲出自己的姓名？第二，你为什么要偷偷溜回现场，躲在树林子里。躲躲藏藏的人心里有鬼。你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回到现场，告诉我们你所看到的事情？第三，你和里基如果看到的是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反应异常，而你却很正常，你懂我的意思吗？”
马克想了一会儿，感到想不出说什么好，就干脆不说了。他们在州际高速公路上行驶，向市中心开。看到其他车子都为他们让道，真叫人高兴。救护车的红灯紧跟在后面。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哈迪最后说道。
“哪个问题？”
“你打电话时为什么不肯告诉你的姓名？”
“我心中害怕，你知道吗？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尸体，真吓死人了。我现在还害怕呢。”
“那你为什么又潜回现场？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们？”
“我害怕，你知道吗，但就是想看看发生什么了。那不是犯罪，对吗？”
“也许不是。”
他们离开高速公路，在车流中穿来穿去快速行驶，盂菲斯市中心的高楼已经可见。
“我只是希望你讲老实话，”哈迪说道。
“难道你不相信我？”
“我有怀疑。”
马克使劲吞咽着，向侧后视镜里面看。“为什么你有怀疑？”
“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孩子。你想听吗？”
“当然想听，”马克慢吞吞地回答说。
“好，我想你们小孩子在树林里吸烟。我在有绳子的那棵树底下发现几个刚吸完烟的烟头。我猜想你们在树底下抽了一会儿烟，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
马克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血液也停止了循环，但他知道最重要的是表面上要竭力镇静。耸耸肩，别理它。哈迪又不在场。他什么也没看到。他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于是把它们放在屁股底下坐住。哈迪注视着他。
“小孩子抽烟你们抓吗？”马克问道，声音低了少许。
“不抓。但是向警察撒谎的小孩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
“我没有撒谎，真的。以前在那里抽过烟，但今天没有。我们只是走着穿过树林子，心想也许还能抽抽烟，我们就走到了汽车跟前，看到了罗米。”
哈迪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问道：“谁是罗米？”
马克突然警觉起来，深深地吸着气。马上，他意识到一切都完了。真该死。说得太多了，撒了太多的谎。他所编造的故事还没有持续一小时。要不断地想，他告诫自己。
“那是那个家伙的名字，对吗？”
“罗米？”
“对，你不是那样叫他的？”
“不。我告诉你母亲的是杰罗姆·克利福德，来自新奥尔良。”
“我还以为你叫他罗米·克利福德，来自新奥尔良。”
“谁听说过罗米这一名字？”
“不知道。”
车子转向右方，马克看着前面。“这是圣彼得医院吗？”
“牌子上是这样写的。”
哈迪把车停在一边，看着救护车向急诊停车处倒车。
5
尊敬的杰·罗伊·福尔特里格是一位在新奥尔良负责路易斯安那南部地区事务的美国检察官，共和党人。他刚啜饮完一罐番茄汁，伸着腿坐在他经过改造的切诺勒特轻便车的后座上。汽车沿着高速公路平稳行驶，孟菲斯就在北边，顺着55号州际高速公路一直往北，再过五个小时就能到达。他本可以乘上飞机的，但有两个原因使他误了飞机。第一个原因是日常文书的处理，或那些他可声称为与博伊德·博伊特有关的公务。他可以在这里夸张一点，那里发挥一点，应付过去，但以后得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补救，去收场。还有十八种各不相同的表格需要填写。第二个原因，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不喜欢乘飞机。他本来可以在新奥尔良等上三个小时，乘上飞机一个小时后，大约晚上十一点左右就可以降落在孟菲斯。但现在改乘了汽车，他们半夜才能到目的地。他没有向别人说自己怕乘飞机，但他感到总有一天不得不去找精神科医生治一治。此外，在这期间他自己掏腰包买了一辆高级轿车，车上装备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和新发明，两部电话，一台电视，甚至还有一台传真机。他乘着这辆车由沃利·博克斯驾驶着在路易斯安那南部地区到处转悠，觉得比坐大型高级轿车更合适、更舒服。
他慢慢地把穿在脚上的平跟鞋蹬掉，眼睛注视夜空中掠过的飞机。和他在一起的特工人员特鲁曼这时正在接电话，听筒紧紧地与耳朵贴在一起。衬垫垫得厚厚的后排座位的另一头坐着他的忠实助手托马斯·芬克。他是一位美国国家副检察官，在博伊特的案子上每周工作八十小时，处理审判的绝大部分事务工作，特别是做那些默默无闻别人瞧不起的活，这样他的上司当然就可以做那些容易的、抛头露面的事情了。和往常一样，芬克正在阅读一份文件，一面想听听特工特鲁曼在喃喃地说些什么。特鲁曼坐在他对面的一把转椅上，正在和孟菲斯联邦调查局通电话。
斯金珀·谢尔夫紧挨着特鲁曼，坐在一张一模一样的旋转靠椅上。他是一名新手，没有参与这件案子，但碰巧赶上去孟菲斯的汽车旅行。他在一本法律事务记录拍纸簿上潦潦草草地书写着，而且在未来的五个小时里还要继续潦草地写下去，因为在这水也难泼进的权力圈内他无话可说，而且说了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看着他的法律事务记录本，把上司的指示记下来。拉里·特鲁曼是他的上司。当然还有最高司令本人——罗伊大律师。谢尔夫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自己潦草的记录，竭力避免与福尔特里格的眼光接触。他想听清孟菲斯方面在给特鲁曼说些什么，坦白费劲。一小时以前听到克利福特自杀的消息时，事务所受到了震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