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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比，你有什么线索？”福尔特里格戏剧性地问道。博比是助手们的头头。他揉着一头银灰色的浓发，扶了扶黑边眼镜。“嗯，我想范围已经缩小了，”他说道，大多数人笑了笑。每次汇报情况他都是这句开场白。在博比看来，法律调查是场游戏，就是清除堆积在甚至是最简单的案子上的一堆碎片，把焦点集中到法官和陪审团能迅速把握的核心问题上。博比进行调查时，任何案件都能化繁为简。
“有两条途径，哪一条都不太诱人，但其中一条或者两条都能奏效。首先，我建议通过孟菲斯的少年法庭。根据田纳西州青少年法，可以向少年法庭提出请求书，提出这孩子的某些不良行为。不良行为的种类繁杂，请求书上必须明确注明这孩子属少年犯罪类或是需要监护类。然后举行听证会，少年法庭法官听取证词，并对这孩子作出处理决定。对那些染有陋刁或未得到良好管教的孩子也可照此办理。同样的程序，同一个法庭。”
“谁可以提出请求书？”福尔特里格问道。
“哦，法律条文非常笼统，我认为这是法律中的一个可怕的缺陷。但法律中明白无误地写着‘任何感兴趣的一方’都可以提出请求书。”
“我们可以吗？”
“也许吧。这取决于我们在请求书中提出的理由。棘手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声称这孩子曾经做过，或正在做什么错事，在某一方面触犯了法律。当然，那孩子的行为与违法沾上一点边的也仅仅是妨害司法。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一些我们并不确知的事情来，例如孩子知道尸体在哪里。既然我们不能确定，这就会变得很微妙。”
“那孩子知道尸体在哪里。”福尔特里格直截了当地说。
“你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吗？”博比问道。打量了一下他的同伴们。
“是的，”福尔特里格答道。“但我要告诉你们，那孩子知道尸体在哪里。这是我的直觉。”
博比继续往下说，“少年法庭将向孩子的母亲发出传票，将在七天内举行听证会。孩子必须有一位律师，我听说已经找到了一位律师。孩子有权利出席听证会，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还可以作证。”博比在律师记事簿上写看什么。“坦率地说，这是让孩子开口的最快方法。”
“要是他拒绝在证人席上作证呢？”
“问得很好，”博比说，像是一位鼓励一年级法律新生的教授。“这完全由法官来斟酌决定。如果我们提出的案子理由充分，使法官确信那孩子知道一些内情，他有权命令孩子开口。如果孩子拒绝，他可能会犯藐视法庭罪。”
“我们假设他犯了藐视法庭罪。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现在还难说。他只有十一岁，但作为最后一着棋，法官可以在少年法庭判处他禁闭，直到他承认犯了藐视法庭罪。”
“换句话说，直到他开口为止。”
博比扣上了衬衣袖口：“我说，罗伊，还有些事我们需要提一下。”
“什么事？”
“我们对这孩子采取的是强硬手段。我们别忘了他所处的危险境地。马尔丹诺是个玩命的主儿，到处都有记者。这儿走漏点风声，那儿走漏点消息，在孩子作证之前，那帮歹徒就有可能让他永远不能开口。”
罗伊脸上掠过一丝自负的微笑。“这我知道，博比。事实上，马尔丹诺已经派他的伙计们到孟菲斯去了。那儿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正在跟踪他们，他们也在监视那孩子。我个人的看法是，马尔丹诺还不至于蠢到做出什么傻事来，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罗伊站起来，环顾四周而笑容可掬。“干得漂亮，伙计们。我很满意。”
大家相互轻声致谢，然后离开了图书室。
在距斯坦里克大楼两个街区离圣彼得医院五个街区的孟菲斯商业区雷迪森饭店四楼上，保尔·格朗克和麦克·博诺在百无聊赖地玩牌。麦克来自新奥尔良，是马尔丹诺的助手。一张写得满满的废弃的记分表飘落在桌子下面。他们一直在玩一美元一局，但现在谁也不在意输赢了。格朗克的鞋子搁在床上，衬衫敞开着。浓浓的香烟烟雾缭绕着天花板。
格朗克和马尔丹诺自幼就是朋友，在许多桩交易中曾是他最可信赖的伙伴。他在夸特区拥有几间酒吧和一家旅游T恤衫商店。他大获成功，也帮助尖刀巴里发了大财。他不知道博伊德·博伊特埋在哪里，也不想打听。
格朗克之所以在孟菲斯，是因为尖刀给他打了电话。他烦得要命，整天坐在旅馆的房间里，脱了鞋子玩牌，喝水，吃三明治，抽骆驼牌香烟，等待着由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确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两张床位那边，一扇打开的门通向隔壁的房问。那间屋里也有两张床，烟雾在天花板上的通气口四周围回旋着。杰克·南斯伫立窗前，望着交通高峰时的车流驶出闹市区，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台收音机和一个电话机。卡尔·西森随时都可能从医院打电话来报告有关马克·斯韦的最新动态。床上放着一只打开的公文包，南斯感到无聊至极，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摆弄着他那窃听装置。
在南斯看来，这只不过是个监视工作，仅此而已。委托人支付大额现金。如果他想派人盯着那孩子，十分容易。如果他想偷听，那也没问题，只要肯付钱就行。
电话铃响了，是西森，那律师刚刚到医院。马克·斯韦在943房间，和他母亲与律师在一起。
南斯把电话筒放在桌上，走进另一个房问。
“谁来的电话？”格朗克问道，嘴角叼着一根骆驼牌香烟。
“卡尔。那孩子还在医院，和他母亲与律师在一起。”
“医生在哪里？”
“他一小时之前走了。”南斯走到食品柜前，倒了一杯水。
“联邦调查局的人有什么动静？”格朗克咕哝着说。
“有。还是那两个人在医院附近转悠着。我猜，和我们干着同样的事。医院门口设了两个保安警卫，附近还有一个。”
“你认为孩子跟他们说了今天上午碰见我的事吗？”
“他跟人说过，否则，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派保安警卫围守他的房间呢？”
“是啊，但保安警卫不是联邦特工人员，对吗？如果他已告诉了联邦特工人员，那他们就会坐在大厅里的，你说是吗？”
杀手必须是冷血动物，而且要有耐心。
15
福尔特里格并不害怕艰苦的活儿。这对他很自然，很平常。在法学院读书时，他就意识到自己不是个天才，要想出人头地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问。他拼命地学习，毕业时在全年级名列中游。但他在学校时曾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一个橡木镜框，里面是他任学生会主席的证书。他的政治动物的生涯始于他在法学院当选学生会主席的那一刻。大多数学生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职位，对此毫不在乎。对年轻的罗伊来说，很少有人向他提供工作机会。因此，在最后时刻，他抓住一次机会，在新奥尔良当了一名助理市政检查官。1975年的年薪是一万五千美元。在两年时间里，他处理的案子比所有其他市政检查官的总和还要多。他的确是在拼命地干。他在这没有多大奔头的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因为他即将获得成功。他是一颗明星，但没有人注意到。
他开始涉足当地共和党人的政治活动，并学会了耍手腕玩花招。他结识了有钱且神通广大的人士，在一家律师公司找了一份差事。他投入了多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时间，成了一个合伙人。他娶了一个他不爱的女人，只因为她拥有他需要的东西，是一个能够给他带来体面的社会地位的妻子。罗伊正在飞黄腾达，他有一套行动计划。
他和她依然是夫妻，但已经分室而居。现在，一个孩子十二岁，一个十岁。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
他宁愿呆在办公室而不愿回家，这倒正遂了他妻子的愿，因为她并不喜欢他，不过，她却格外需要他那份薪水。
罗伊的会议桌上再一次铺满了法律书籍和法律记事簿。沃利已脱去外套，解下领带。房间里四处乱放着咖啡杯。他俩都很疲倦了。
法律相当简单：每一个公民对社会都有为协助执行法律而作证的义务，而且任何见证人不得借口害怕遭受威胁他或他家人的生命安全的报复而拒绝作证。谁也不能例外，谁也不能豁免。对于一个受惊吓的孩子来悦，也无空子可钻。罗伊和沃利已经研读了几十个案卷。其中许多已复印了副本，或摘录了要点，胡乱扔在桌子上。那孩子必须开口说话。如果在孟菲斯少年法庭进行起诉成为泡影，福尔特里格打算对马克·斯韦发一张传票，让他出现在新奥尔良的大陪审团面前。这将会把这小东西吓得灵魂出窍，把一切都供出来。
特鲁曼走进门来，说道：“你们又在开夜车了。”
沃利·博克斯离开桌子，两手举过头顶，痛快地伸了个懒腰。“是啊，有许多资料需要赶着看完，”他说，精疲力尽的样子，朝着一堆堆书籍和笔记本骄傲地挥挥手。
“请坐，”福尔特里格说，指指一张椅子。“我们就要干完了。”他也伸了个懒腰，然后弄得指关节噼啪作响，他喜欢工作狂的名声，一个不惧怕令人头疼的工作时间的重要人物，一个视事业比妻子和孩子更重要的男人。工作意味着一切。他的当事人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我有一个主意，”特鲁曼说，坐到桌子的另一边。“你早些时候跟我讲过，明天在孟菲斯举行听证会，在少年法庭。”
“我们正在提出一份请求书，”罗伊纠正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举行听证会。不过，我们会请求尽快举行。”
“是的，嗯，你看这样行不行？就在今天下午离开事务所之前，我和沃伊尔斯的第一副手刘易斯谈过。”
“如果明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是刘易斯先生亲自把请求书递交给孟菲斯少年法庭的法官，那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说的是联邦调查局的第二号人物。他把我们认为这个孩子知道的事告诉法官。”
福尔特里格开始点头表示赞同，沃利见此情景，也开始跟着点起头来，而且点得更快。
特鲁曼继续说下去。“还有些别的情况。我们知道格朗克现正在孟菲斯。他是马尔丹诺派到那儿去的。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假设那孩子处境危险，而刘易斯先生又向少年法庭法官解释说，为了孩子的利益，最好让我们把他拘留起来，那会怎么样？你知道，为了保护他自己？”
“这分析很好，”福尔特里格轻声说。沃利也表示赞同。
“在压力之下，那孩子会开口的。首先，他是被少年法庭下令拘留的，同其他任何案子一样，那会把他的小魂儿都吓掉的。可能也会惊动他的律师。希望法官命令那孩子开口。到那时，我相信，那孩子会说话的。如果不开口，可能他就会犯藐视法庭罪。你不这么认为吗？”
福尔特里格兴奋起来。他在一本律师记事簿上潦草地写了些什么。沃利站起身来，开始若有所思地沿著书房踱着步子。好像事情迫使他不得不作出重大决定似的。
“你能和刘易斯通个电话吗？”福尔特里格问道。
“我想能。”特鲁曼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在电话机上拨起号码来。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