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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说你不是律师？”
“对，雷吉是律师。”
“那我要跟雷吉谈。”
“她现在正忙着。你可以坐一会儿。”他挥手指向那张沙发。
“要等多久？”马克问道。
“我不清楚，”这位年轻人被这一小孩要找律师逗乐了。“我去告诉她你在这儿。也许她会接见你一分钟。”
“这事非常重要。”
这小孩很紧张，然而很诚恳。他的眼睛向门口看去，好像有人跟踪他似的。“你是否遇到了麻烦，马克？”克林特问道。
“是的。”
“什么样的麻烦？您得告诉我一点，否则雷吉不会跟你交谈的。”
“中午我该与联邦调查局谈话，我想应该有个律师。”
这么一讲就够清楚了。“你坐，稍等片刻。”
马克慢慢坐到椅子上，等克林特一走，他立即打开黄色的电话号码簿，迅速地一页页翻过去，一直翻到律师那一栏。
雷吉·洛夫五十二岁，从事律师事务还不到五年。她中等身材，头发已花白，剪得很短，前面的刘海下垂，几乎触到了她那副成正圆的、黑框架的眼镜。她的绿眼珠目光炯炯，正看着克林特，好像他说了什么有趣可笑的事似的。
“给你找了一个新的委托人，”克林特微笑着说。
“我不需要新的委托人，克林特。我需要能付钱的委托人。他叫什么名字？”
“马克·斯韦。他还是个小孩，才十岁或十二岁。他说中午他该去会见联邦调查局人员。他说需要个律师。”
“他独自一人？”
“是。”
“他怎么找上我们的？”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秘书，请记住。你得亲自问他。”
雷吉站起身来，环绕办公桌踱着步。“让他进来。十五分钟后你来帮我脱身，行吧。上午我忙得很。”
“跟我进来，马克，”克林特说。马克跟在后面，穿过一道狭窄的门，顺着走廊往前。她的办公室门上装了彩色玻璃，一块小小的铜牌上刻着雷吉·洛夫——律师。克林特打开门，示意马克进去。
她面带微笑在门口与他相见，笑得非常得体。“马克，我叫雷吉·洛夫。”她伸出手来，马克勉强握住。他很少与女人握手。
“请坐下，”她说，“我只有一分钟时问。”
马克坐在椅沿上，突然心里感到害怕。他向母亲撒了谎，向警察撒了谎，也向格林韦大夫撒了谎。他也准备向联邦调查局撒谎。罗米才死去不到一天，他已在到处撒谎，谁问他就向谁撒谎，明天也许要对另一个人撒谎了。也许该是全盘招供，改邪归正的时候了。
“你几岁了，马克？简单地谈谈你自己的情况。”
“我十一岁，在杨柳街小学上五年级。”
“克林特说你中午要会见联邦调查局的人，这话是真？”
“真的。他们要在医院里问我一些问题。我可以问你些事情吗，雷吉？”
“当然可以，”她咧开嘴笑着说。很显然她觉得一个小孩子要找律师这件事非常有意思。马克知道如果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她就不会再笑了。她的眼睛非常漂亮，正目光炯炯地望着他。
“如果我告诉你事情，你会说出去吗？”他问道。
“当然不会。这是你的特权，绝对保密。”
“这话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就是说，不管你给我讲什么，我永远不能说出去，除非你对我说我可以说出去。”
“永远？”
“对，这就像向你的医生诉说病情或向牧师忏悔一样，整个谈话都是保密的，不准泄露。你懂这个意思吗？”
“我想懂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不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能把你的话告诉别人。”
“如果我告诉你的事情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那怎么办？”
“我也不能说出去。”
“一件警察局正想知道的事情？”
“我也不能说。”
马克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整整看了她一分钟，终于相信她是可以信赖的。她脸部表露出热情，目光宽慰人心。她很随和，和她谈话不困难。
“还有什么要问的？”她问道。
“有，你怎么会叫雷吉的？”
“几年前我把名字改了。原先我叫里贾纳，嫁给了一位医生。后来各种各样的不幸发生了，于是我将名字改成了雷吉。”
“你离婚了没有？”
“离了。”
“我的父母也离婚了。”
“很遗憾。”
“不用遗憾。他们离婚了，我和弟弟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我的父亲常常酗酒，殴打我们，还打妈妈。我和里基都恨他。”
“里基是你的弟弟？”
“是，就是住院的那个。”
“他怎么啦？”
“这是这一复杂事情的一部分。”
“你想什么时候告诉我这一事情？”
马克踌躇了片刻，想起了几件事情。他还没有准备将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你要收多少费？”
“我不知道。是一件什么样的案子？”
“你承接什么样的案子？”
“主要是涉及儿童的案子，如处理一些遗弃儿，儿童的收养，婴儿误诊或治疗不当等事情。但主要是承接虐待儿童的案子。我承接的有些案子性质相当严重。”
“那好极了，因为这是一件性质真正非常严重的案子。一人死了，一人住了院。警察和联邦调查局要找我谈。”
“喂，马克，我估计你出不起很多钱来雇佣我，对吗？”
“对。”
“法律上讲，你应该付我律师费，一旦你付了费，我就是你的律师，我们就由此开始。你有一个美元吗？”
“有。”
“那么你为什么不付给我作律师费呐？”
马克从口袋里抽出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交给了她。“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
雷吉并不想要小孩子的钱，但她拿下了，因为职业规矩总归是职业规矩，而且他以后也许再也不会付费了。他会因为雇了一名律师感到自豪。她以后再想办法还他。
她把钱放在茶几上，“好，现在我就是你的律师，你是当事人。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的经过吧。”
他又伸进口袋，拿出一张折叠起来的剪报。这是格林韦大夫给他们的。他将这张报纸剪下的报道交给了她。“你看过这个没有？”他问道。“这是晨报上剪下的。”他的手在颤抖，报纸也在抖动。
“你害怕了，马克？”
“有一点。”
“尽量放松一点，好吗？”
“好，我努力这样做。你见过这个？”
“没有，我还没有读过它呢。”她接过剪报读了起来。马克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
“行，”她读完后说道。
“报上提到这具尸体被两个小孩子发现的。那就是我和里基。”
“哦，我知道这件事一定很糟糕，但发现一具尸体并不是犯罪。”
“要是这样就好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事情发生。”
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拿着笔准备记录。“我想现在就听你讲。”
马克的呼吸既深沉又急促。四块炸面饼圈在胃里翻腾。他害怕了，但他知道说出来以后会感到好一点的。他贴着椅子背坐定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眼睛注视着地板。
他从偷着抽烟开始说起，给里基看到了，然后一起去那个树林子。接着看到那辆汽车、水龙带以及那个胖汉。后来知道这个胖汉就是杰罗姆·克利福德。马克讲得慢慢吞吞的，因为他需要把这一切回忆起来，要让刚才聘请的律师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十五分钟时克林特想打断他的话题，但雷吉对他皱了皱眉。他马上关好房门走开了。
他的第一次陈述花了二十分钟，中间雷吉很少插话。讲的内容有些地方不连贯，有漏洞，第二次陈述又花了二十分钟。雷吉将他们的谈话点移到她的办公桌那里。她推开笔记，准备第三次从头到尾再听一遍这一不寻常的事。她写完了一本法律事务记录本，又换上一本。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她那友好的，屈尊俯就的，祖母跟小孙子闲聊的口气也已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一个个犀利的问题，抓住每一个细节。
马克隐瞒的唯一细节是关于参议员博伊德·博伊特尸体的确切的位置，或罗米讲到的关于那具尸体的事情。随着这一秘密谈话的展开，雷吉显然意识到马克知道那具尸体传说中所埋藏的地点。她巧妙而又担心地围绕着这一话题转着。可能她要直接询问，可能她就不问，但这将是最后讨论的事。
他们从开始到现在已谈了一个小时，她稍休息一会儿，把报纸上的报道又读了两遍，接着又读了一遍，看来他讲的与报道的一致。他知道的细节很多，不可能在撒谎。这样的事情即使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人也难以编造，而且这可怜的小孩子已吓得要死。
十一点半的时候，克林特又进来插话，告诉雷吉她的另一位约定的人已等一个小时了。“取消这次约会，”雷吉回答说，一面继续看她的笔记，头也没有抬一下，克林特走了。马克趁她看笔记时在她办公室周围走了走。他站在窗前，俯视三号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然后他回到座椅上，等待着。看着他的律师那种伤脑筋的样子，马克几乎感到内疚。在电话号码簿上的黄色分栏上有这么多的姓名，这么多的照片，但他却把这枚炸弹扔给了雷吉·洛夫。
“你怕的是什么，马克？”她问道，揉了揉眼睛。
“怕的很多。我向警察撒了谎，我想他们知道我在撒谎，这使我害怕。我的弟弟因为我休克，都怪我不好。我向他的医生也撒了谎。所有这些都使我害怕。我该怎么办？”
“你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吗？”
“没有，但几乎全部告诉你了。”
“你没有对我撒谎？”
“沿有。”
“你知道那具尸体埋在哪里吗？”
“知道。我是听杰罗姆说的。”
一刹那，雷吉吓了一大跳，惟恐他脱口而出。但他没有说，他们相互对视了好一阵子。
“你想告诉我那尸体在哪里吗？”她最后问道。
“你要我告诉你吗？”
“我还没有想好，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
“我害怕，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晓得这件事情，因为罗米告诉过我，他的当事人杀过很多人，正在计划把罗米也杀了。如果他杀过好多人，如果他认为我知道这个秘密，他一定要冲着我来。如果我把秘密告诉了警察，他一定要来找我算帐。他是黑手党的，真使我害怕。这会不会使你害怕？”
“我想会的。”
“警察威胁我非讲老实话不可。他们认为我在撒谎，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要不要告诉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人？”
雷吉站起身子慢慢走向窗户。这一刻她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如果她建议她的委托人把事情向联邦调查局和盘托出，他照着办了，他的确有生命危险。没有一条法律非要让他说出来。虽然这有碍执法，但他还只是个小孩子。而且他们弄不清他到底知道了些什么。如果他们拿不出证据，他就不会有事。
“我们这么办，马克。不要告诉我那尸体在什么地方，行吗？至少现在不告诉我。以后也许要，但现在不要。我们一起去见联邦调查局的人，听他们说。你一个字也不用讲。一切由我来讲，我们一起听他们讲。听完后，我们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