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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夫说这不单凭是我们的治疚，最重要的是你对疾病不畏惧，有战胜疾病的信心。”
“你当时一点也不怕死吗？”
“真不怕死，我当时80岁，人活80古来浠，都是老猫（毛）了。我还怕什么死。毛泽东那么伟大才活83岁，我活80岁就是老‘毛’了。（笑）……”。
“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病吗？”
“没什么病。”
“九十几岁了？”
“92。3岁！”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我爱北京天安门
张开济个子挺高，所以他站得高看得也远。他以一个建筑大师的眼光站在古城墙上看古都北京，他看到了绿树浓荫下的北京四合院节次鳞比，四合院横向摆开，四合院与四合院之间由胡同连成一片；胡同与胡同之间又被街道并连成一个整体。故宫、景山、鼓楼、天坛、北海的白塔是纵向的，四合院建筑群烘托着宏伟的故宫，高高的天坛，耸立的白塔，形成了一个宽阔而又平缓的天际线，这就是老北京古都的风貌。
如今，他站在自己所住的塔楼之上，看现在的北京，他看到高楼大厦隐天蔽日，“没有绿树，没有白色的水井，没有深蓝的苍穹”。 他再也看不见那宽阔而又平缓的天际线了，一望无际、一望无际……对于年近90高龄的建筑大师来说，张开济只能一声叹息。
张开济不想再看，他开始收集从古建筑、古家具上拆下来的木雕装饰，那些古建筑、古家具已被毁了，而那些木雕、木刻装饰还栩栩如生，仿佛是古建筑，古家具的灵魂。张开济把它们弄回家摆满一屋，挂上四壁。那满屋的木雕作品不知出自多少能工巧匠之手；每一件木雕制品都承载了太多的历史，那些剥离了母体的木雕默默地向这位老建筑大师诉说昔日的辉煌。
张开济是建设部于1990年第一批公布的国家级建筑大师，也是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的建筑大师之一。他主持设计了革命历史博士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北京科普展览馆、四个馆，还有天安门观礼台等。张开济以天地为背景，以砖瓦、水泥、石头、土木为材料、完成了一件件宏伟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延续着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智慧，他的灵魂，乃至他的生命。面对已近90的张开济也许你不由会问，在这些建筑设计中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呢？
张开济回答：“我最满意的不是四大馆，而是一个台，那就是天安门观礼台。”
“为什么呢”？我问。
张开济：“天安门城楼上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可是又有这种需要，怎么办呢？当时搞了个小规模的设计竞赛，有的人把观礼台盖上了琉璃瓦，想和故宫配套。我认为这个设计越不显眼越好，所以我的设计高度不超过天安门的红墙，颜色是红色，琉璃瓦绝对不用，让观礼台和天安门城楼浑然一体，这叫此处无声胜有声。这不仅仅是一个设计技巧的问题。这是一个设计思想的问题。”
“天安门城楼一般人的确没有感到有一个什么观礼台存在，好象本来就是那样的。”
“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一个建筑师该当配角的就当配角，观礼台就是天安门城楼的配角。配角成功了也是贡献。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的一个设计，要和整个城市的风格相和谐。”
“可不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你反觉得做配角的设计更让你满意。”
“（笑）对对……”
“你曾经公开说，革命历史博士物馆在外观上尚有需要改进之处，你认为不满意不处在哪里？”
“我认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几上建筑设计中还是比较好的。问题是天安门广场本身的设计问题，是人民大会堂的设计问题。人民大会堂我认为在设计上是失败的。大会堂整个是‘古而西’，是西洋古典的设计。梁思成说建筑分几类，最好的是‘新而中’，既有创新又具中国风格；最坏的是‘古而西’。古而西的东西放在中国，时间地点都反映错了。”
“你是不是认为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建筑设计是有问题的呢？”
“是的！”张开济肯定的回答。“首先，我认为当年的国庆工程用了短短十个月不到的时间，建造了象人民大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规模很大，质量要求很高的工程，这是人类建筑史的奇迹，了不起，是咱们值得骄傲的地方。日本的国会大厦建造了约20年，欧洲一个著名的大教学用了100年的时间。但是，天安门广场整个设计是错误的。虽然其中有我的设计，有我的心血，但我不应该护短，该是我们反思的时候了。”
“请你具体谈谈？”
“天安门广场的设计大而无当。早期我们受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影响较大。用建筑来表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广场要大，建筑要高大，老百姓见了觉得伟大伟大，高山仰之，望而生畏。这种设计思想是非常落后的，现代的建筑思想是以人为本。让人觉得美，有亲近感，住着也舒适，人是为主的，建筑是为人民服务的。你看看天安门广场，大而无当，整个广场连个人坐的地方都没有，广场拿来干什么用，除了五年、十年一次的国庆节举行了一下活动外，平常根本没发挥作用，现在成了法轮功闹事的地方了。我对现在王府井搞步行街非常赞成，我看到老百姓在步行街上散步，坐下休息、聊天，我非常高兴。”
“你认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也是失败的，请谈谈为什么？”
“我曾经说革命历史博物馆设计不太满意，主要是针对人民大会堂来说。人民大会堂当时搞13万平米，而革命历史博物馆只有6万平米，而每个设计又要求对称，我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设计了几个院子，力图增加其纵深感，现在看来是搞对了。就是这样搞了也不行，太矮，只有两层，再高高不上去了。如果我们当时有现代的设计思想，广场稍小一些，人民大会堂按最初的设计是7万平米，人民大会堂和整个广场的建筑就和谐多了。现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不对称，我费了多大劲也无能为力，因为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限定了，你毫无办法。”
“那么你认为现代建筑到底怎么搞呢？”
“我想用几句话概括，‘认真保护古风貌，精心设计新建筑，坚决不搞假古董’。北京西客站那样的设计，和现代的设计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一个交通设施以什么为设计思想，那就是高效率。火车停在站台上，旅客能以最短的距离，最少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上车，这是一个火车站设计的原则。”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细说建筑风水
张开济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不是偶然的。他和许许多多老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爱国者，他希望中国的繁荣富强，他愿意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时，首都北京的古都风貌也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当年大学毕业后一不愿出国工作，二不想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北京。几十年过去了，张开济却十分落寂地说：“北京的建设今不如昔，没有保护好古都的风貌。”一个搞了一辈子的建筑设计师，到老了却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张开济说：“看一个城市主要是看其大的轮廓，北京一个代表性的轮廓就是城墙，全世界没有象北京这样的城墙。当年搞建设把北京的城墙拆除了，那是对文化的无知，也是对子孙的犯罪，是千古罪人。毁掉城墙后，北京水平的轮廓线没有了，从而使北京失去了标志，也失去了自我。现在到处都是塔楼，又使北京失去了天际线。”
张开济现在住的是塔楼，对于一个建筑大师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哀。可是，北京要发展，要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不搞建设是不行的。也就是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不盖高楼大厦是不可能的。四合院虽好，但占地太大，而且如今的四合院为了多住人，已成了大杂院。如何建设新北京又保护了老北京，这是摆在现代北京人面前的难题。
张开济说：“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当年梁思成的建议，把党政机关移出去。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得到采纳。既便不采纳梁思成的建议，也没有必要拆除古城墙，古城墙和建设北京没有矛盾，完全可以在建设中保护好。但是我们不能破罐子破摔，现在我们还是要设法抢救。”
“你认为我们重新修复古城墙怎么样？”
“我认为重修城墙也没必要，搞一些假古董没有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对四合院应当保护”。
“我听人说老北京大规模修建四合院是有讲究的，修建四合院很讲究风水，这风水是什么？很多人认为风水是一种封建迷信，做为一个建筑大师你对风水是怎么看的？”
“风水这东西有其科学的一面，只当是迷信可能有些偏面。现在国外包括我国的香港在搞建筑设计时都讲风水，最著名的是香港汇丰银行为了风水，里头的一部楼梯都是斜着建的。现在外国人很讲究风水，这当然不能说人家无知了。我说风水有科学的一面，四合院是最好的证明”。
什么是风水呢？《风水探源》一书中是这样说的。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是一种能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能满足的地形条件。新西兰学者尹弘基是东南亚颇有名气的研究风水术的专家，他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上撰文说，风水是为找寻建筑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与布局的艺术。
其实讲究风水就是讲究一种环保。透风之地自然空气好、采光好，近水之地自然会有一个美好的环境。过去的风水书中说，门前有臭秽水，主女人崩漏，男子痔痿，门户衰落。虽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门前有臭水沟有害健康是肯定的。
谈到风水，张开济说，四合院方方正正，坐北朝南，大门不开在正中，而是开在一边，且是开在偏东的一边，讲院还有一个影壁，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还有什么讲究呢？”
“过去建房子修四合院时兴请风水先生看一下的。四合院方方正正有一种稳定感，坐北朝南不怕冬天的北风吹，大门朝东南开光线好，有充足的阳光，有了影壁可以遮挡闲杂人等的视线，让你一眼看不穿，这样内院就显得荫蔽有安全感了。”
“经你这样一说这风水完全不是迷信，是科学呀。”
“四合院关键是院子，这是中国建筑和外国建筑一个最大的区别。中国建筑是由建筑包围空间，外国的建筑周围都是空间，由空间包围建筑。卢浮宫的建筑面积比我们故宫太和殿大，但却没有我们的故宫气势大。外国的一些著名建筑都是孤零零的，四周都是空间。中国的故宫空间被建筑围着，院子是一层一层的。收住了风水不让飘散了。四合院的建筑也是一样，越是有钱人家院子越多，所谓的深宅大院。有前院有后院，还有跨院。跨院里发生过很多故事，小姐私订终身就是在跨院中，这是多浪漫的事呀！四合院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院子。这个院子是整个家庭的多功能的空间。到了夏天搭个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