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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阴影的缘故，Nisaa始终摆脱不了曾被抛弃的悲哀与不甘的心情，之后的每一场恋爱几乎都无疾而终，而大多数时候都是Nisaa主动离开，有时候Nisaa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儿心理障碍。
第五部分第二十九节：金色的画室
快下课的时候，王老师通知我和小邓晚上七点到大伟家画画。 为了考学，我们美术小组每天晚上坚持画素描已经有大半年了。美术小组成员其实只有我、小邓和大伟三个人，大伟准备考美院，小邓和我是一个班的，准备考美院附中。 王老师是美院大专毕业分配来的，在我们学校学历最高，因此虽然教美术，却很有地位。刚来学校就给他分了一个单间，既住宿又兼作办公室，他工作的积极性自然很高，很快在课堂上发现了我们三个美术尖子，决定培养一下，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美术小组。他还专程去西安为我们买来了画夹和石膏像，这是我们从未见到过的，之前只知道画杨宗保、穆桂英、老虎和嫦娥什么的。我们三个背起画夹的样子，使得全校学生都羡慕不已，走在家属区中心水泥大道上，更惹得所有家长都把自己小孩叫出来，后脑勺上扇一巴掌教训说：“你看人家娃娃！”就冲这一点儿，我们三个画画都很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一心想搞出点儿名堂来。 大伟家住一楼。他的爸爸早逝，大伟他妈一个人把他们兄妹四人拉扯大。前一段他大哥结婚了，大伟他妈便从大屋搬到了厨房里睡。大伟他妈是典型的山东大娘，善良朴实又勤劳，虽然只是厂里的临时工，但对人极好，每次看见我和小邓，不管早晚都会问：“吃饭儿了吗？”我俩异口同声赶紧答：“吃了！吃了！”要不她会马上跑进厨房端出几个山东大馒头，然后守着看你吃完。她问吃饭不是客气话，她从来都怕孩子们饿着。 大伟的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个箱子、一张小桌。我们在他的箱子上摆静物和石膏像，然后把房顶上的灯泡拖过来打光源。通常是王老师摆好，我们就开始画。房间小，回转不开，基本上是我和小邓坐床沿，大伟坐地上小凳，王老师在屋里来回走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随时指评我们的画。
第五部分第三十节：李阿姨和彭阿姨（1）
手，是永远的干干净净，皮肤是牛奶那样的白而温润。手不是很瘦，实际应该说很有肉，但指头尖尖的，所谓若“葱管”。伸直了，关节有极浅的小坑儿，好像每个指头笑着的酒窝。指甲修得工整无比，无可挑剔，透明的指甲透出粉粉肉色，虽然剪得比一般人的长许多，干的也是和别人一样的活儿，但从来也不会在指甲盖儿下发现黑迹。 就是这样两只手，闲闲地交叠着，伴着缓慢但有弹性的步子，李阿姨从楼梯上走下来了，眼睛半合半睁，像刚睡醒不久的样子，而楼梯下站着小小的五岁的我，黑乎乎的小手，握着一根线绳，呆看着楼上走下的人。 那是漏过我记忆筛子的某一天。 李阿姨的手是她极有代表的一部分，她极有特点的东西还有许多——因为她是上海人。 上海女人是中国女人中的贵族，这种意识完全来自于李阿姨。实际上她当时在厂里开机床，但我从没见过她满手油污的样子。她的手好像总是随时可以端起雪白的细瓷小碗，吃里面雪白的米饭，这使她远远有别于那些当地的妇女。 李阿姨住我们楼上，在四楼，我们住二楼，一个门洞总共十来户人家，上上下下地走很快就认识了。那时，她和于叔叔经常来我家吃饭打牌，一开始以为李阿姨和于叔叔都是上海人，因为他们在一起总是“阿拉阿拉”的，后来过了很多年才知道，于叔叔原籍青岛，是地道的北方人。夫妻俩过日子总有一个掌权的，他们两口子由李阿姨说了算。因为于叔叔说话一着急就有点儿口吃，总是：“你，你，你……你……你……”在“你”没完没了的时候，李阿姨早已猜出他想讲什么，并果断地给他下了否定的结论。于是，于叔叔在“你”后面只剩下目瞪口呆和无可奈何的呵呵呵傻笑。他们两个辩论总是李阿姨占上风。 李阿姨人非常聪明，从她打牌就能看出来。他们总爱打一种叫“升级”的游戏，李阿姨只要牌一上手，就能猜出其他三家的牌路。等走过一轮后，每家出什么，剩什么，有多少分都跟看见了一样算得清清楚楚。于叔叔也聪明，也能算出每人手里有多少分，但还是不及李阿姨，因为李阿姨每次总能揪住于叔叔出牌的把柄，而于叔叔从来抓不住李阿姨的把柄。李阿姨看过的书见过的人经过的事从来都不会搞错。
第五部分第三十一节：李阿姨和彭阿姨（2）
李阿姨很会“包装”自己，即便穿工作服，她也总能比厂里的其他女工穿得“俏”。厂里发的工作服不是量身订做的，不分男女只分大中小号，凡穿上都是一式的肥肥大大，拖拖拉拉。李阿姨的工作服就不一样，刚好合身，前看后看都服帖。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李阿姨会裁剪，她把工作服的袖口一收下摆一紧，整件衣服就显得大不一样了。于叔叔当然也被李阿姨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但这些事她从不跟人说。 另外，她还有一项“画龙点睛”的本领，就是在灰灰的工作装里扎一条漂亮的粉红色纱巾，在脖子里露出一点点边作小小装饰，很美又不影响干活。七十年代，有一阵全国兴“假领子”，李阿姨有好几个，她毛衣里的小翻领经常换，一会有花一会纯色，每个都显得那么雅致。 李阿姨不仅把自己收拾得整齐，连买的菜也“包装”得整整齐齐。我们那儿卖菜的都是厂子附近的农民，他们天一亮就挑着自家的菜来卖，中午基本上卖完回家了，到下午几乎就没人了。而李阿姨总是每天下午去自由市场买菜，那会儿市场的菜已经很少价格又非常便宜，“给两毛你全拿走！”老乡都会这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李阿姨也从来不会乱买，她总能从一大堆看起来实在不怎么样的菜里挑出还不错的来，青菜几棵，再配一根葱，再加一条细尾巴冻带鱼，有荤又有素做一顿饭刚好，不会浪费。 菜买好了，用自备的塑料带紧紧扎住口，然后再装进一个深绿色小尼龙布提兜里，口也系蝴蝶结扎得紧紧的才提回家。 我老爸是个喜欢做菜的人，也喜欢宴客，于是常请李阿姨和于叔叔赴“家宴”。每次做好菜，老爸就打发我去叫他们，我也特别乐意干这件事。老爸的菜总能得到李阿姨和于叔叔的交口称赞，每次家宴都吃得皆大欢喜。饭桌上两家人其乐融融，饭后于叔叔常会快乐地打着夸张的饱嗝，李阿姨就会在一旁吃吃地笑他，接下来是打牌、聊天，直到晚上十一点“曲尽人散”才回家睡觉。 这种小家宴大多在我们家吃，去李阿姨家吃我记得只有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他们家铺了玻璃板、有钩花白台布的洁净餐桌上，我吃到了一种从没听说过的菜——“杀啦”（现在才明白是沙拉），有切块的生土豆、生西红柿，然后在上面浇生鸡蛋清。我们家是地道的北方人，从没听说也没见过这种做法。我鼓起勇气尝了一口，顿时发现它们只肯留在舌尖上，然后就再也不能往下走了。另外几个菜也基本是半生不熟的，汤的味道还很腥，但我爸妈却一个劲地说“挺好！挺好！”不知是吃了有腥味的生鸡蛋清的原因还是我自己心理作怪，没一会儿肚子就开始一阵一阵绞动。宴到一半，我便嚷着坚决要回家，我妈一面不停地埋怨：“这孩子怎么搞的？一点儿不懂事！”一面只能陪我回家。我急急忙忙地往家赶，刚到家就开始又吐又拉，最后只剩我爸一人把宴席坚持到底。 一定是因为这次极不成功的晚宴，打消了李阿姨再次宴请我们的想法。以后多年都一直是由我爸掌勺在我们家聚餐， 这慢慢成了两家都希望的事实。 过了很多很多年，直到九十年代，我已经大学毕业，工作数年，有了一定经济能力，有一次和一位朋友一起坐在飘着钢琴曲、铺着小格子餐布的西餐厅里，侍者捧上的一盘菜勾起了我悠远的回忆，它使我想起了那个遥远的名字——“杀啦”。我跟朋友说在十几年前就吃过这东西，朋友听后很吃惊，因为在当时我们所在的那个大城市里能找到的西餐厅都寥寥无几，而在我家那种小地方怎么可能吃到？嗨，他怎么知道这是因为我们家有两位生活精致的上海朋友呢！ 那时在厂里不管有多少人，上海人只要互相一见面就会马上改说上海话，那是他们永远的家乡情结。
第五部分第三十二节：李阿姨和彭阿姨（3）
李阿姨和于叔叔在我们家里也常说上海话，他们两个总是在与我们的普通话交谈中不时穿插快速的“阿拉阿拉”。在我们厂居住的十八年间，我一直以为他们家就他们两口子，后来才知道她居然还有一个儿子，而且还很大了。儿子一出生就在上海由外婆抚养，户口也是上海的。每两年有一次探亲假，李阿姨都会用足时间回一趟家，她每次走和回都是静悄悄的，直到看见她衣领里又露出一角新毛衣，才知道她回过老家了。她的儿子一直长到上高中才到厂里来过一次，又高又瘦又白，双手修长得像钢琴师，性格忧郁聪慧并且惊人地早熟。奇怪的是他一点儿不喜欢他妈，来以后把自己整暑假地封闭在屋里直到回去，记得他曾经当着我的面长出了一口气说：“啊，我终于可以回上海了！”好像负重的人终于看到目的地。他从不先找我玩，我一直觉得他瞧不起我们“乡下人”。 多年以后，我陆陆续续认识了更多的上海朋友，我发现他们大多都是从小把孩子放在上海长大，然后自己再想方设法回到上海或靠近上海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的人生像风筝，随风飞出很远，但其实从来没一刻离开过，线的长短永远是一种暂时状态。 在我快大学毕业的时候，李阿姨和于叔叔如愿以偿终于回到了上海，他们的儿子也如愿考上了大学，那时他已经十八岁，再不用把近一米八的身体挤进他外婆家小客厅上方鞋盒一样的小阁楼里睡觉了，这太不适合他，因为客厅里晚上还睡着他新婚的小舅和小舅妈。李阿姨没什么学历，在厂里先开车床，后坐办公室，回到上海后也只找到一个闲职，随着全国精简机构第一拨就提前退休了。其实我觉得退休在家倒很适合她，她天生有一种居家的雍容闲雅，放在办公室里就不那么美丽了。 彭阿姨和陆叔叔是李阿姨和于叔叔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朋友。陆叔叔是常州人，彭阿姨也不是上海人，但他们都说上海话，在我们这些“北方佬”的眼里，他们都是上海人。 和李阿姨于叔叔不同的是他们都毕业于名校，他俩是同济大学的同学。我看过他们保存的校徽，几个小人在一起撑船，造型很有远古岩画的韵味儿。 彭阿姨和陆叔叔的外语都很好，一个是全厂英语第一，一个是全厂日语第一。彭阿姨一直担任着厂总工程师的职务。 彭阿姨和李阿姨有许多相似处，都说上海话，速度快，穿戴整齐，会裁剪，做事条理分明，头脑清晰。彭阿姨的儿子和李阿姨的一样大，也是从小养在老家，从没来过我们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