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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淑珍为什么会一反常态，愿意买进这么大笔的非绩优股票，把这么多的鸡蛋放在一个风险不低的篮子里？的确耐人寻味。
如依据监察院受理调查，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出炉的结果，说明吴淑珍是在一九九七年四月三十日，赠与陈致中十万股的“南亚科技”股票，而陈致中是在当年九月十五日以每股二十元现金认购四万五千股的“南亚科技”，认购金额九十万元。所以，证明了他们是以内线价购得，而非当年市价每股三十一到六十三元。但遗憾的是，监察院并未加以调查是否涉及内线交易，也未调查吴淑珍花了两百万元认购这批股票的财产来源。
阿扁岳父、母“赠与”房地产给其独子陈致中过程
除巨股外还获得巨产
另外，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一九九七年间财运亨通，不但身怀“巨股”，而且还在一九九七年的三月二十七日，从外祖父母吴池、吴王霞手中“赠与”了一间市价达两千万元的房子，地点就与陈水扁住家相连，陈水扁是“八号一楼”，这间房子是“六号一楼”。建物面积一样大，都是四十三点七一坪。
这两间房子加起来多达八十七点四坪，“八号一楼”的后面，有间防火巷厨房违建，屡受社会批评，但是陈水扁硬是不拆。而两间中间打通，也属另类违建。
而“六号一楼”的房子，是陈水扁以岳母吴王霞名义，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买进的。然后吴王霞在一九九六年底，一九九七年初，将一半的产权“赠与”陈水扁的岳父吴池，接着，以两个人的名义“赠与”其外孙陈致中。
会这么大费周章的赠来赠去，目的无外乎是合法避税。吴王霞、吴池两个人，可以取得一年“两百万元”的免税额，而这间房子依估算，赠与税的课税核算基准约九百万元，如能每年减少两百万元，再加上赠与当年，其岳父母的赠与免税幅度共可达四百万元，于是，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三年间加以核算，就可能不用缴半毛赠与税。陈水扁是精通法律的人物，当然很懂得节税之道。
只是，这间房子的取得过程疑点太多，比如，房子的取得是在阿扁市长任内，是阿扁的岳父、母花钱买的？还是阿扁自己买的，而为了“洗钱”兼“避税”，才买在其岳母名下？
疑点之二：当时阿扁自己已经坐拥五间房子，为什么还需要岳父、母来赠与房子给阿扁的小孩？
疑点之三：阿扁的岳父、母除了吴淑珍外，本身还有其他子女和孙子女，为什么不把房子赠与自己关系更亲的儿子或孙子，而要赠与外孙？
阿扁一直没有对这方面的质疑向社会做出交代，足证其心虚。
在一九九八年，这间房子的屋龄虽已达二十七年，但地段属于台北市精华的民生社区，土地公告现值高达每坪四十六万元，究竟陈致中受赠的过程里，陈水扁缴了多少赠与税，也有必要向社会交代。
从这些台面上的财产估算，陈水扁不到四年的市长任内，财富多了至少四五千万元。看来，照这样累积下去，陈水扁在李登辉七十六岁这个年纪时，肯定会青出于蓝，超越李登辉。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旁的这栋大楼，
阿扁有间近四十坪的房地产。
第一部分第6节：他的遮丑（1）
——有六个“长辈”分年赠与阿扁子女四千万财产
李庆元
陈水扁的财产异常暴增一事被揭露后，阿扁团队在慌乱之中，说出许多自相矛盾的遮丑谎言，尤其，在交代其子女多达四千万元市值的财产来源时，竟指出是六个“长辈”分年赠与的。其真假虚实，不会只有天知、地知、阿扁团队知道而已。聪明的小市民心中自会明辨个中真相。
前台北市议会议长陈健治说过：“陈水扁是说谎不会脸红的人！”
从阿扁团队回应外界对陈水扁财富质疑的说辞，可以印证陈健治所言不假。
当笔者揭露陈水扁未成年独子陈致中，有何能力在一九九七年间买进十四万五千股南亚科技股票时，阿扁在台北市议会答复议员费鸿泰的质询指出：“有关南亚科技的股票，我太太当时买了一百张，后来四十五张是增资的部分。”
关于陈致中的股票财源，陈水扁说：“是当时我太太卖了房子（按指杭州南路一屋），买了股票，用赠与的方式送给他。”
自己“卖”给自己？
陈水扁这段话显然在说谎，因为阿扁位于台北市杭州南路的房子，在过户记录里，是在一九九七年五月间，“卖”给自己刚满二十一岁的女儿陈幸妤。陈幸妤在学，根本没有经济能力买房子，阿扁怎么可能拿女儿的钱买股票，再赠与当时年方十九岁的儿子？
同时，阿扁团队的台北市政府官员在接受媒体访问中，还配合阿扁证实说：“陈水扁在一九九七年出售杭州南路一间房屋，收入七百余万元。”这位官员还说：“这笔钱加上一九九七年陈水扁存款减少的四百七十余万元，财产增减并无问题。”很明显的，这位官员在为阿扁编织谎言，这种谎言正好说明陈水扁的财产来路不明。
而事实上，陈水扁在四年市长任期内，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一处房地产给外人。
不过，有人说吴淑珍是“股市高手”，从证券市场的获利很可观，吴淑珍听了却在接受《中国时报》记者访问时频频喊冤，她说，当年投入股市，还是由于担任立委，受前立委“许荣淑影响下入门”，“结果一进去就被套牢”。在股市被套牢多年，还好当时买的不多，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这两年，她随着潮流投资电子股，结果知道上车竟不知下车，不少股票高档没有出脱，到了一九九八年又被套牢不少。
吴淑珍否认股票赚钱
吴淑珍还强调，以她的健康状况，根本没有心力在股市作短线，“我买股票多是长期持有，不是在炒作，外界太抬举我了，谁说我炒股票赚大钱，补给我好了！”
依照吴淑珍的说法，显示一九九七年一年间，陈水扁的财产，不含房地产的增加，并算入少掉的四百多万存款，其异常暴增的一千两百到一千九百万元，并非股票赚进的钱。
可见，陈水扁增加的财产，既非卖屋所得，又非股票赚钱，那么，陈水扁不但在处理杭州南路房地产的过程中，涉嫌漏缴赠与税，而且公开向社会说谎；并以说谎的方式遮掩其交代不清的财产来源。
所以，从杭州南路这间房子的“买卖”过程来看，陈水扁在一九九七年就至少涉嫌贪污了自己说谎的“七百余万元”。
不过，关于这“七百余万元”的来源，阿扁团队的市府新闻处处长林锦昌，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日接受媒体访问时又有了新说法：“这是在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时，陈幸妤分别从外祖父、母及舅舅等亲戚，接受四笔一百万元的赠与，由于依照税法，一百万元以下的赠与是免征赠与税的，所以，两年共八百万元。一九九七年吴淑珍再以买卖的方式，将名下的房屋以七百五十万元，卖给女儿陈幸妤。本案曾取得‘国税局’免税证明，怎会有违法问题？”
林锦昌的说法，言之成理，但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是，陈水扁的岳父、母就算有钱，也不会这么有“秩序”的连续两年，各赠与陈水扁的女儿陈幸妤一百万元。尤其，在这两年之前，陈幸妤的存款最多时，只有七万多元，显然，陈水扁的岳父、母不会对外孙女这么“慷慨”。
拿亲戚当洗钱避税人头？
而且，陈水扁的岳父、母自己还有好几个更亲近的儿子和内孙，难道送这么多钱给外孙女，不会引起家族争议吗？更何况，一九九七年还“赠与”一间价值两千万元的房子给阿扁的独子。而其实，阿扁的独子在获赠房子时，陈水扁仍坐拥五个房地产，为什么还需要岳父、母的赠与？这些现象，完全违反伦常，要不，就是陈水扁是个不孝之人，自己的房子已经住不完，还忍心以女婿的身份去要老人家的房子；要不，就是阿扁根本就是利用其岳父、母，当作洗钱的避税人头。
另外，阿扁的妻舅之一吴景茂，还需要陈水扁“安排”到环保局当机要秘书，并一度遭到议会质疑“内举不避亲”。试想，吴景茂一年的薪水收入都不足一百万元，如何能够连续两年每年赠与阿扁的女儿一百万元？难道说，吴景茂自己就没有儿女、妻子可以赠与，还要赠到阿扁的女儿吗？
其实，熟悉税法的人都知道，有一种“让子女有钱向父母买房子”的方式，父亲先将名下的资金，赠与母亲、祖父、祖母、姑姑、伯伯等各一百万元，享受每人一百万的免税额，再由这些亲戚赠与子女各一百万元，结果没有经济能力的子女短期内就拥有巨资买股票、房地产等。
很明显的，依照这个模式，所谓的“八百万元”，只不过是阿扁用自己的钱，利用“四个人头”来连续两年，每人每年取得一百万元的免赠与税额，然后再用这八百万元，替女儿缴交七百五十万元及增值税、契税等房款，而连带的，这间房子也可以用“买卖”的过户方式，来再度避开房屋的大笔“赠与税”。
果真如此，阿扁何来八百万元？又是另一个让人起疑的问号。
第一部分第7节：他的遮丑（2）
难过廉洁关
这样的过程，是合理的怀疑，阿扁自言：“新市府以廉洁、效率、便民自诩，他会以身作则”。那么，阿扁必须对其财产的来源和处理过程，坦白交代，否则第一关的“廉洁”就过不了。
让人质疑的还有，阿扁独子获赠的民生东路房子，在一九九五年间以其岳母吴王霞名义买进时，吴淑珍曾经在接受媒体访问中指出，因母亲北上同住，现有房子不够住，恰好隔壁要卖房子，他们已经买下来准备两间打通，增加室内面积。
可见，早在一九九五年三月间阿扁以岳母名义“买下”这间房子的时候，这间房子在实质上并非其岳母所有，而已经是阿扁的家，那么，当时买这间房子的钱是谁出的？这才是问题的重点。从两年之后，这间房子的所有权就“赠与”阿扁独子来观察，个中玄机不会只有天知、地知、阿扁一家人知而已。
关于阿扁独子的南亚科技股票来源，阿扁说，其中十万股是吴淑珍以每股三十一点二五元买进赠与的，当时南亚科技净值每股只有八元多，十万股净值为八十多万元，依税法规定八十多万元的赠与不用缴赠与税，后来南亚科技增资，陈致中又以每股二十二元认购四万五千股。
问题出在，吴淑珍买进的一九九七年间，南亚科技股票的盘商价最低每股三十一元，最高六十三元；而在一九九六年间，行情更高，约在六十元到八千元之间。那么，吴淑珍怎么这么神准，可以在最低的盘商价买进？
而且，南亚科技内部的人士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证，因为吴淑珍跟南亚科技主管是同学关系，所以当时是以每股二十元买进的。
到底谁在说谎？
这到底是谁在说谎？如果是二十元买进，即涉及严重的内线交易，因为阿扁一家人都不是南亚科技的员工，不可能买到每股二十元的员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