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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和努力提供给这种特殊的艺术体裁和艺术形式不断发展，乃至臻于成熟的新的因素和契机。
我想，文学史的书写，不应只是把不同体裁写作的作者统归一起就算完事，而应该探讨不同作家、诗人在这一体裁上的特殊性。就新时期诗歌创作而言，顾城的特殊性在哪里？他对新诗的贡献，对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演变提供了怎样的新的因素？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对诗人负责，对文学史负责，对文学受众负责。
第三部分：论关于顾城诗歌的价值与意义（4）
周扬曾经讲过，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学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从四字一句的《诗经》，到汉代五言诗，到唐代的律诗，到宋词，到元曲，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演变的轨迹；从“作诗如作文”的胡适，到强调“三美”原则的闻一多，到打破外在音律，遵循内在情感变化的戴望舒，到疾呼诗歌散文美的艾青，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代代诗人为新诗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巨大贡献。
毫无疑问，朦胧诗派的诗人们使新诗从五、六十年代的扭曲、空疏的政治口号的状态下复苏过来。这是那一代诗人拯救新诗的共同的劳绩。具体到顾城，他对诗歌体裁的复位与发展的特殊贡献在哪里？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在尘埃落定的今天，顾城诗歌的独特魅力不但没有与日减退，反而愈来愈显得与众不同。
我认为，顾城的诗歌之所以魅力无穷，在于他的艺术感受的方式超越了他的时代，直接中外诗歌的优秀传统。他虽然强调自己从小受到普希金、泰戈尔、惠特曼、埃利蒂斯、洛尔迦等西方诗人的影响，但也毫不讳言庄子、屈原、李白、李贺、苏东坡、辛弃疾等传统诗人的艺术熏陶。他说：“我就生活在这样的空气里”，“那风始终吹着，我常常变换位置来感知他们”⑺（P400）。顾城没有中断他与诗歌传统的筋脉联系。而是在传统的滋养下不断成长，并通过自己使得传统得以延续和更新。我觉得顾城对于现代诗歌在当代发展所做的最大贡献是，从庄子、李白那里，从惠特曼、洛尔迦那里拿来了自由的艺术精神和真诚的生命意识，并且把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突出地体现在他的轻盈、自如的诗歌语言上。
“在大路变成小路的地方／草变成了树木／／我的心荒凉得很／舌头下有一个水洼”（《分布》），看似自由自在的言说，其中隐含着对于自然、人生秘密的自觉与自得；“在陌生的街上／有许多人跳舞”，“使我无法通过”，“由于长久的等待／我变成了路牌／指向希望的地方／没有一字说明”（《在陌生的街上》）⑻（P20），即使是对于沉痛的人生经验的叙说，顾城也决不显出剑拔弩张的气势，而是表现得平和与包涵。因为诗歌不是给人展示身体的伤疤，而是拨动读者灵魂的琴弦。所以，把诗歌语言变成灵巧的无处不到的纤指，变成静水流深的源源不断的江河，是顾城卓越的艺术才能的体现，也是现代诗歌的传统在顾城身上生长、挣扎，最终开放出来的奇异的花朵。可以说，这就是顾城对于现代诗歌发展所做的显著贡献。
所谓文学史家的观念是想指出，当下具有个性化的文学叙述的阙如。
首先表现在大部分文学史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晶。一人主编，多人或几人分头写作。当然，这其中有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的因素。比如，著者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很难见到像胡适之、郑振铎、司马长风、刘大杰等前辈，倾一己之力，花数年之时，精心创制的文学史专著了。抢时间，赶任务，占山头，树旗子，粗制滥作，自然不能出精品。当然，应该肯定文头提及的几部文学史虽说问题不少，但已是近几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的上品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其改进和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其次，我觉得最要紧的是“史家”的胸怀与眼光。尤其是史家独特的判断力。阅读不同的文学史著作，常常感到在对同一问题的叙述上有“雷同”之感，很少发现独到的见解。哪怕是有失偏颇的。上述三部文学史，讲到朦胧诗派，都把舒婷放在首位（当然不是说不可以），给予相对较大的篇幅，顾城都置于次要位置。这种因循的“集体”叙述极易造成误解，使普通读者以为客观上存在一种统一的甚或是唯一的文学标准，顾城诗歌的位置是“注定”的。
有没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文学史的叙述，比如从诗艺的创造上评价顾城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及其深刻的影响。不要把诗歌与时代、社会、人民、祖国、未来、理想这类“既定”的观念硬扯一起，诗歌应该是宇宙、自然、阳光、海浪在诗人心灵的折射，是读者从一个新的文本看到的世界和人生模样，像孩子从三棱镜上看太阳的反光。文学史家应该有这样的眼光与责任。不是让公众的舆论影响文学史的写作，恰恰相反，是通过文学史的个性化写作来影响、引导公众。
当代文学史对于顾城诗歌“节略”的评价，不得不顾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顾城之死。在很多人印象里，顾城在道德上是有伤的。这也成为文学史家的一块心病。当然，我们很难把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和作为个人的艺术家分开。问题是文学史并不是刑事判决书，文学史家也不是道德家，我们只需知人论事，探究诗人对于诗歌艺术的劳绩。如其不然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徐渭徐文长、西方哲学史上的叔本华，都要因了他们伤妻仇妇的罪责而遮损其艺术和思想的光芒。
最后，我不得不指出文学史家所要具备的勇气和胆量。秉笔直书不仅是诸如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精神和品质，文学史家同样需要。我认为几部当代文学史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极大影响的诗人采取的近乎一致的叙述态度，表现了作为当代文学叙述者的眼光的短浅、个性的委顿。当然，这对于故去的诗人不会有丝毫损失，损失的只能是广大的读者，也包括叙述者自己。
第三部分：论一种唯灵浪漫主义（1）
如果说，江河、北岛的诗歌提供的是动乱时期人性异化的“本来如此”的社会图景，那么顾城的诗歌展示的则是动乱过后人性复归的“应当如此”的未来憧憬。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崛起的朦胧诗人是以反叛者的形象出现于诗坛的。他们既有对荒谬现实和专制暴力的反叛，也有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写作的反叛。他们以愤激的呼喊，无情的控诉，沉重的反思，成为“文革”末期的“异类”，成为新时代来临之前的思想启蒙者，作为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顾城的诗歌自有其独特的美学风格。他无意于像江河，北岛那样去重构“大写”的自我，表现崇高的英雄意识，只是着意于给被专制政治践踏、损害、侮辱的芸芸众生提供温暖的情感抚慰，他更像一个人性修补者而崛起于诗坛。当其他的朦胧诗人都在忙于揭出社会的痛苦，控诉“文革”给生存个体带来的深重灾难，意欲彻底颠覆过去的意识形态话语时，他却悄然地将大哀大悲沉淀，只是以淡淡的忧伤，思考着怎样修补被文革十年践踏、摧毁殆尽的人性。他也张扬“自我”，但他着重凸显的是具有理想色彩的“自我”。他执着地以一颗似乎永远长不大的心，醉心于象牙塔中的童话抒写和自然描绘，专注地营构诗性而浪漫的精神家园。他的诗歌不以厚重取胜，而以单纯的意象，纯净的情怀，浪漫的理想见长。如果说，江河、北岛的诗歌提供的是动乱时期人性异化的“本来如此”的社会图景，那么顾城的诗歌展示的则是动乱过后人性复归的“应当如此”的未来憧憬。他说：“新的‘自我’，正是在这一片瓦砾上诞生的，他打碎了迫使他异化的模壳，在并没有多少花香的风中伸展着自己的躯体……他相信自己应作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①这个“新的‘自我’”，就是人性复归的“自我”，就是具有本真、善良，纯朴人性的“自我”，就是“我思故我在”的自由个体。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艺术追寻中，顾城最后将“新的‘自我’”的重建锁定于“天国”——由“童心”和“自然”构筑的具有精神家园意义的“天国”。他决心“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美”。②显然，顾城是想以浪漫主义的纯净“天国”来标举独特的自我意识，回应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人本主义张扬，并借此来矫正，修补沦丧的人性。因而，顾城对“纯净美”的追求，就成为一种格式特别的觉醒的个体意识的标记，成为一种解脱痛苦的愿望指向。“纯净”，就成为顾城诗歌显著的美学特色。
任何现实层面上的“所以”，其背后都有深刻的“之所以”。如果结合顾城的身世、人生经历、个人阅读和文化积累来考察他的这种诗美风格的成因，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天国”是在个人身世感受、社会生活刺激、时代思潮激荡、以及中国古典诗词和欧美浪漫主义诗歌濡养的共同作用下塑造成型的。
顾城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他的父亲顾工是闻名全国的诗人，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他的诗歌天赋极高，十二岁时就作有充满奇思妙想的《星月的来由》：“树枝想去撕裂天空/ 却只戳了几个细小的窟窿/ 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月亮和星星”。虽然稚拙浅显，却也显出了惊人的想象。可是他刚读完初一上学期时，席卷全国的文革就波及他的家，他随父亲下放到了农村，一去就是十多年。农村明丽恬淡的风光，善良纯朴的人性深深濡染着他的思想，在长久的浸渍后渗入其灵魂，化作一种难以抹去的恒久记忆和生命底色。当他返城后，由于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差距而产生的种种格格不入的陌生感和不适感就油然而生。于是他就不由自主地回想幸福的童年时光，回想在农村耳闻目睹的一切，加深对它们的热爱，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的灵魂放逐于充满纯真美的童年和充满自然美与人性美的乡村。更为重要的是，年少时代在城市所看到的血腥、暴力图景的难以忘怀，更使他对城市产生了极大厌恶感，在他的笔下，城市是这样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彩虹/ 在喷泉中游动/ 温柔地顾盼行人/ 我一眨眼——/ 就变成一团蛇影/ 时钟在教堂栖息/ 沉静地嗑着时辰/ 我一眨眼——/ 就变成一口深井/ 红花/ 在银幕绽开/ 兴奋地迎接春风/ 我一眨眼——/ 就变成一片血腥”（《眨眼》）。他还看到了被政治阴谋煽动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如野兽般的争斗，仇视：“两块高大的石壁/ 在倾吐中步步进逼/ 多么灼热的仇恨/ 烧弯了铁的身躯”（《石壁》）。他也看到了人性在利益驱使下的扭曲异化：“鸟儿在疾风中/ 迅速转向/ 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 葡萄藤因幻想/ 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 而耸起的背脊”（《弧线》）。他更感受到了在真情和友爱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貌合神离、互相戒惧，渴望回归自然的情感：“你/ 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凡此种种，和他那种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