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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对我来说，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的一年。先是1996年，我初出道，就得到教练的信任，17岁就作为主力打满了全年的比赛，到了联赛结束，我又作为队里的一员，和队员一起高高举起了冠军奖杯。而这时，国家队也向我敞开了大门，所谓“少年得志”，大概就是指我这样的一帆风顺。可是，俗话又说：“乐极生悲”，人太顺了，就会放松自己，一向的谨慎小心，也会被抛之脑后。到了1997年，就发生了一件让我终身后悔的事情。
这一年的3月30日，我们客场挑战四川全兴队。四川队是一支激情四射的球队，说来也怪，一和四川队交手，我们就会特别兴奋，所谓“将逢对手，棋遇良材”，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而且，四川球迷的狂热也是全国有名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古诗，那时候常常被我们用来形容入川作战。所以，一到四川，遇上这样的球队，这样的球迷，你想不兴奋，都不容易。
和四川队一战，上半时并不顺利。四川队的锋线上仍然是黎兵和巴西外援马麦罗，中场是马明宇。二马一兵的组合非常厉害，许多球队都吃过他们的亏。所以，上半场两队的射门、角球、任意球均不超过3次，场面热烈但不精彩。下半场开赛不久，海东觅得良机，一记妙传，王涛用脚弓一推，打破了场上僵局。但是才过了3分钟，刘斌就在一次任意球中，头球破网，将比分扳平。一直到第79分钟，又是海东一传，王涛一射，2：1领先。终场快结束时，李明边路带球下底，小角度射门，门将里丘克扑球时，将球拨入球门线内。我们最终以3：1击败正在兴头上的四川全兴队。
这一战获胜，我们已经是四连胜，尤其能在客场打败川队，大家都非常兴奋。要知道在赛季初，我们还有点忐忑不安，队里一些老队员，像孙伟、孙明辉等，开始陆续退役，整体实力多少受到一点影响。经过4轮苦斗，我们终于从低谷中走出，和外援的磨合也日渐成熟，加之又在客场击败四川队，所以我们高兴得都不想吃饭。而队里也特别能理解大家的心情，把归队时间推迟到晚上11点。
这时候，四川队的魏群魏大哥打电话约我们出去吃饭。别看我们在场上斗得死去活来，但是在场下，各队的队员都很要好。尤其是我们大连队和四川队，队员和队员之间，私交甚笃。因此，比赛一结束，四川队的队员就开始陆陆续续地邀请自己在我们队里的朋友出去吃饭，以尽地主之谊。魏群一直是我的大哥，在国家队里对我也很照顾。所以，魏群请我们出去吃饭，我想我没有理由不去。
魏群特别豪爽，一边骂我们不给他面子，一边就笑着敬酒。蜀人豪爽、讲义气、心直口快，我们东北人也是这样，尤其是在酒桌上，三杯酒下肚，话匣子一打开，酒酣耳赤时，恨不得就给你掏心窝子。所以每次和四川队的朋友在一起喝酒，总是非常尽兴。那一天也是这样，大家聊得非常投机，越说越高兴，越高兴就喝得越多。我酒量很浅，稍稍喝一点，就开始头昏眼花。老大哥们都知道我，所以也从来不硬逼我。我一开始还和他们天上地下的海聊，慢慢地，头就重了起来。而时间也在一点一点地溜走。
等到我们踉踉跄跄地回到队里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这时候迟指导和其它的教练还没有睡，铁青着脸站在那里等我们。我被风一吹，酒已经醒了一半，看见迟指导，自知闯下了大祸，检讨了几句，就再也不敢出声。徐弘、张恩华和韩文海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说话就有些没轻没重，教练们也有些火了，谈话也开始升级到带有争吵的成分。后来媒体对这件事也作了报道，说张恩华当时酒气冲天，口出狂言：“你们还想不想干了”？有些媒体就渲染这句话。说言下之意很明白，别把我们逼急了，要是我们一撂挑子，看你们凭什么争冠军。黑子平时是个很憨厚的人，对教练也很尊重，那天真的是喝多了，胡言乱语，应该没有那么多的涵义在内。
事实上，第二天，我们酒一醒，就知道闯下了大祸，又知道了当时的胡言乱语，更是面面相觑，说这下毁了，怎么会这样说，太伤迟导感情了。黑子更是后悔得直扇自己耳光。我们立刻就去找教练，作检查，承认错误。本来，我们当日上午就要飞赴北京参加国家队的集训，这时候，俱乐部高层已经知道此事，雷霆大怒，当即令教练组中止我们参加国家队的集训，并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
第二天，我们随队回大连，在双流机场，我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不仅仅是我被暂时中止参加国家队的集训，还因为我觉得自己违背了平时一贯的做人原则。我爸我妈从小就教育我，做人第一，踢不出球不要紧，做人要好。我想，我回去怎么向爸爸妈妈交待。
回到大连，爸妈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见了我，勃然大怒，说我混球，这么小就耍大牌脾气，将来怎么得了。要不是我妈拦着，我爸当时就要揍我。骂完了，我爸就带上我去找迟指导，见了迟指导，我悔恨得直流眼泪，话都说不出来。迟指导是一个很厚道的人，这时候，反过来劝我爸，说继海认错就好，也别太难为了孩子。
第二天晚上7点，俱乐部召开全队的民主生活会，这次会议还邀请了我们的家长参加。我们四个人在会上作了深刻的书面检查，并希望获得教练组、队友和广大球迷的谅解，保证彻底改正错误，恳求俱乐部和国家队再给我们一个机会。迟指导和俱乐部的领导认为我们的检查还算深刻，在会上就对我们的错误予以了原谅。当时，迟指导已经是国家队的教练组成员，会后又和戚指导联系、协商，经过研究，中国足协和国家队教练组同意我们归队。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国家队。
这场风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而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必须终身牢记的教训。即使今天，在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同样会觉得，对于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
我很感谢媒体、球迷和我的朋友们。这件事发生后，媒体并没有借此把我们往死里整，而是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我们进行了委婉又不失严肃的批评，这是媒体对我的厚爱。而球迷在这个时候，也表现出了他们对我的关爱。我收到许多球迷的来信，失望、惋惜、批评、教育、鼓励……，不一而足。我读着这些信，心里更是难过，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
我想说一下我的朋友。海东是第一个骂我的人，他知道这件事后，把我叫去臭骂一顿，说我一点也不职业。海东是一个很自律，也很职业化的人，所以他很难容忍别人的不职业习惯。
我在足球圈外的朋友并不多，但是所来往的朋友层次都很高。倒不是说我的这些朋友有多么的大富大贵，而是说他们大都都很有文化修养。我爸对我的择友很严，我妈也常对我说，古人说友有损友和益友之分，让我交友时，一定要选择益友。我觉得，对我们球员来说，择友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交友不慎，受害无穷。但是，如果是益友，则会使我们终身受益。我们这些球员，学业结束得过早，一般来说，文化修养都不是很深，而且从小就封闭在足球圈里，社会经验也很缺乏。我不太赞成那种军事化的封闭管理，球员与社会隔阂太深，对他的将来不是很有利，而且容易造成他们的逆反心理。
我在和我的这些朋友的来往中，受益是很多的，他们教会了我许多东西，社会的、人生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我有一个大哥，他是个诗人，在一次聚会上，他当场给我写了一首诗，诗我已经记不全了，我只记得一句，他说：“足球是一种道德”。我想，他大概是说，在足球场上，人和人首先应该建立的，是一种道德关系。我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对不对，但我以后一直是这样做的。所谓的整体，所谓的团队精神，就应该有道德的因素在内。在场上不能过于的利己。
同样，“宵夜风波”发生后，我的朋友们都在批评我，他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而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要求，这就是职业道德了。不过，他们也鼓励我，说我太顺了，摔一个跟头，对以后可能是件好事。实际上，我少年成名后，他们一直都为我担心，怕我被环境所累。
经历了“宵夜风波”后，我成熟了许多，也自律了许多。可以说，自这件事发生后，我几乎是滴酒不沾，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违纪事件。
第五章 万达（下）第29节 黄牌和冈波斯
许多的往事在我眼前一一走过，在一些人的眼中，他们看见的是鲜花簇拥的孙继海，是满脸阳光灿烂的孙继海，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同样有挫折、有大大小小的错误、有委屈，也有泪水。
1997年的年底，我看见过一篇报道，上面对我们万达队队员作了精确的数字统计，我是全队得黄牌次数最多的，一年得了7张黄牌。我当然已经记不得这一年为什么会得了这么多的黄牌，但是这里面肯定有许多因素，有客观的，也有我主观上的。
客观因素当然和我的位置有关，一般来说，后卫的犯规次数要多一些，有许多是战术犯规。但是，这其中不能否认我当时在动作上还有不合理之处，另外，就是我的性格原因了。
以前，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有什么事，也总是放在心里，很少和人争辩什么。但是我又是一个很倔强的人，受不得委屈，也经不起刺激。我刚出道的时候，别人并不注意我，因此给了我较为宽松的发挥空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别人也渐渐地注意到了我，对我的看管也一点一点地严厉起来，对我的犯规次数也开始增多。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场上的一些小动作非常不习惯，心里常常窝了一肚子的火。那时候，我还很小，多少还有点小孩脾气，受了欺侮，就有点想报复。最严重的一次，当数1997年3月在马来西亚“登喜路”杯的一场比赛。那一场比赛，我出任左后卫，在我的看管下，对方的右路进攻常常无功而返，几个回合下来，对方就有点恼羞成怒，有几次是非常恶意的犯规，但是裁判就是视而不见，我被撩得火起，趁裁判一不注意，也向对方一脚踢去。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比赛国内电视直播，我踢对方的镜头尽管瞬息即过，但是仍被有心的人记住了。比赛一结束，盖增圣前辈就打电话给我爸，说孙继海长脾气了，这可是不好的信号。所以我一回国，我爸就放录像给我看，还拿出一些剪报，上面都是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其中有一篇我爸还用圆珠笔划了不少杠杠：“所谓‘危险信号’，是因为我们在电视上看见了小孙踢对方的镜头，尽管这一镜头瞬息即过，尽管裁判员没有看见没有判罚。但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信号，我们喜欢的小孙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在对方的几次危险动作之后，他终于忍不住要报复了；在对方的几次伤害动作之后，其它队员也冲上去了，尽管没有动手动脚。说这些是危险信号，是因为中国足球队曾经多次在大赛的关键时刻因战斗减员，无谓的犯规使关键场次的关键时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