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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月、初美则在直子的一端。
木月拥有最可珍贵的自我——“没有一点坏心和恶意”，但在意识里却最在乎对现世规则的掌握——“那个也要干，这个也要改”。他不能珍视那最可珍贵的自我，却无限鄙视不能最好地掌握现世规则的自己。
初美一样拥有令人心颤的自我，但与木月不同的是，她一直珍视自己的自我，而并不在意永泽在规则上的潇洒。但最后，她发现自己单纯的自我无法与现世相容。“拯救”初美也许不应该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只要有一个人能像渡边在乎直子的纯粹的自我一样在乎她的单纯的自我。
直子完美的“黑暗中的裸体”是纯粹的自我的象征。但她只能在彻底摆脱现世的一种特别的意识状态里才完全接受它，并把它自然地展现在渡边的眼前。一旦到了现世中，她就会延续木月的努力。这种努力也没有什么，可悲的是直子不能珍视自己的自我。
勿论永泽、直子的姐姐，还是直子、木月，他们都将现世的规则尊为意识中最重要的东西，同时或者忽视自我，或者践踏自我。所以，他们的活着都恰似在地狱中。
普通的芸芸众生则存在于这两端间某一个位置片断。
绿子的父亲既不知道规则，又不理会自我。他只是战战兢兢地活着。
绿子的民谣俱乐部的同学也将规则奉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为了规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自我——这是他们令人生厌的地方。他们的自我因以服务于规则为目的而势必将越来越虚假。
敢死队的让人好笑的地方是，他将自我异化到一个简单的世俗的规则中，并且就像初美珍视她的“童年憧憬”一样珍视这个异化进自我的规则，以为这就是地道的生命了。
大多数人也将重视规则，但总还能胆战心惊地为自我留下一点可怜的地盘。他们虽然不相信，但能感觉到这点可怜的地盘相当重要，只是非到特殊时候根本不知道珍惜——这是我们多数人的可怜的生存境地。
绿子、玲子是两个特殊的人，也许不能简单地把她们放到自我与现世间的某一个位置片断。
与直子相反，玲子恰恰是在阿美寮中获得了自我——“我从四岁就开始弹钢琴，但想起来，却连一次都没有为自己弹过。”她的风尘味儿，她的善为人师都表明她还是掌握了必要的现世规则，但她的自我一直都太弱了。通过阿美寮的8年生涯，尤其是直子和渡边，她最终在现世和自我间达成了一个微弱而和谐的平衡。在《挪威的森林》中，只有玲子一人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平衡。
玲子的信应是解读《挪威的森林》之寓言的关键：“纵令听其自然，世事的长河还是要流向其应流的方向，而即使再竭尽人力，该受伤害的人也无由幸免。所谓人生便是如此。⋯；⋯；有时候你太急于将人生纳入自己的轨道。假如你不想进精神病院，就要心胸豁达地委身于生活的河流。”
绿子的最特别的地方是，她直接从现世中寻找滋养她自我的养分——这在《挪威的森林》中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她是现世中惟一的亮色。每当渡边因直子鄙弃她的纯粹的自我而沉溺在泥潭时，绿子可以拉她出来；每当渡边对嘈杂的现世感到厌烦时，绿子又让他感到现世的珍贵。
《挪威的森林》的结尾应当是一个破绽：因为直子，在自我和现世间走钢丝的渡边已经彻底到过井底；因为玲子，渡边似乎能够找到一个微弱的平衡；而真正的平衡就应当在他和绿子的关系里。但村上却给出一个忽然茫然起来的结尾：“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处所连连呼唤绿子。”——好像一个倾向是，渡边可能要再次往自我的方向走一走，所以要非常有距离感地呼唤忽然远去的绿子。
村上讲述的绝对是一个寓言故事，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
第二部分青春：男人的友谊
在村上的小说里，除了少年时的伙伴木月外，“我”只剩下鼠这可称之为有友情的男人了。村上恐怕意识到，男人之间的友情是不可或缺的，纵使爱情失踪。
说到朋友鼠，不得不说说村上小说的连续性。我至今未曾发现有哪位作家会在自己不同的作品里出现同一个人的名字，至少是身影。鼠在村上的至少四部作品里出现过。不同时期作品的出现代表着不同时期的鼠。正是这种连续性，让读者饶有兴趣地看着鼠、直子等人物可称为结局的文字，也同时关注着他们的生活。当然，也是这种连续性让小说本身增添了一些熟悉亲切的味道。
想必村上在《挪威的森林》前言的“献给许许多鸟的祭日”里和后言中所说的给“离开人世的朋友”中包含着鼠的名字。鼠作为村上已死去的朋友之一被作家一再地怀念，这种怀念足以证明：村上已失去了一个可以理解他却不干涉自己生活的重要朋友。
我一直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男人的友情通常不用言语便能感觉并理解彼此的想法和生活。我似乎无法解释男人之间的关系，友谊这个词或许太浅。当两个男人成为生死之交，他们的血一定溶合在一起，他们会为对方付出一切，如同《古惑仔》里的浩南和山鸡。而“一切”却只是换来一个会意的笑，这笑或许是很沉重的，所以男人的友谊具有某种凝重性。正如“我”和鼠之间。
大学时期的鼠常和“我”去杰的爵士酒吧边听着爵士乐边剥着花生喝着啤酒聊天。如村上所言“我和鼠走火入魔般地喝光了足以灌满25米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丢下的花生壳铺满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显然，两个男人在这一时期是快乐的。
生活富裕的鼠常抱怨着生活本身。而与“我”聊天的话题无非是些琐碎之事，当然也会讨论一下小说的问题。鼠也写小说，他的小说在村上看来有两个优点。一是没有性描写，二是一个人也没死。“但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不说话时，两人只是默默地听着自动唱机播放的唱片。有时，鼠也会向自动唱机里投下一个硬币，点一首喜欢的歌曲。
这种性格上的相似，很容易引出精神的共鸣。“我”和鼠由于本身的原因走在了一起，从而成就了两个男人之间真正的友情。
在《且听风吟》里，村上首次写到了有关鼠的爱情：“鼠的情况非常不妙。或许由于秋日临近，也可能因为那个女孩的关系。鼠对此只字不吐。”“我”试探性地问了他，结果却不得而知。当然，村上不会忘了写鼠的爱情（有关鼠的爱情在《1973年的弹子球》里有详尽的叙述）。不过，最终的爱情的结果是，鼠中途离开大学，轻轻撇下钟情的恋人，悄悄地离开了无聊的城市。而村上所能做的只能是静静地注视这份爱情的消逝。因为，“我”本身所爱的女人无一例外的失踪或死亡。这便是“我”和鼠充分理解对方的原因。
鼠离开生活过的城市后，去了哪里？在村上的《寻羊冒险记》里有所描述。作家不惜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要知道村上把《且听风吟》投给“群像新人奖”评审会的根本原因是：有字数限制。）通过鼠的来信去让读者知道鼠之所以离开的原因和生活状态。众所周知，信反映的是一个人内心底处隐密、真实的东西。村上通过信这种介体以鼠的声音道出了这位朋友各种想法。
有必要总结一下鼠信中的想法：
想法之一：任何人都有缺陷。人能在如此抱有缺陷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吗？当然能。而问题归终也就在这里。
想法之二：或许我们（指作家和自己）应该出生在19世纪的俄国。弄个什么伯爵的，两人决斗、狩猎、怀有形而上的烦恼，在黑海岸边望着晚霞喝啤酒。晚年因株连“什么什么叛乱”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并一同死在那里。若生在19世纪，也会写出更出色的小说。
想法之三：长期流浪生活所需要的三种性格倾向：宗教性倾向、艺术性倾向、精神性倾向。但我觉得哪一种于我都对不上号。
想法之四：每一个女孩都带有漂亮的抽屉，里面满满塞着几乎毫无价值可言的破烂。我把那些破烂一件一件抽出拍掉灰尘，为其找出相应的价值。现在我仅仅考虑性交。而若将兴致仅仅集中在性交这一点上，那么便无须考虑什么“悲凉与否”。
村上提过鼠同时寄来了自己的小说，而“我”却连名也没有看便塞进桌子抽屉。村上说，不知为什么不想看。对自己来说，信已足够了。确实，信已足够，并非“我”不知为什么不想看，而是“我”对于鼠的了解如同自己。鼠随信寄了一张支票给“我”，并提醒“千万不要忘记代我喝那份啤酒”。而鼠却最终与那只罪恶之源的羊同归于尽了。
寻羊冒险后，“我”来到杰的爵士洒吧告诉杰，要以这笔钱把自己和鼠算作共同的经营者而不分红不要利息，光添上名字就行。想必，村上以这样的行为纪念着自己和朋友鼠一起在杰的爵士酒吧里那段美好的回忆。
故事的结局是：“出了杰的酒吧，我沿河边走到河口。在最后剩下的50米沙滩弯腰坐下，哭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哭罢，去哪里还不知道⋯；⋯；”
哭，使村上对朋友鼠的一切怀念作为某种现实而存在于自身的回忆中。
第二部分青春：羊男身世考
众所周知，羊男这家伙出现在《寻羊冒险记》、《舞！舞！舞！》中，浑身包着羊皮度日，自称逃避战争，并给出关键指示。
有时我想，羊男？怎么不用马男？牛男？
有人笑，当然要笑，何苦刨根问底？一个符号罢了。大概可以用XYZ之类代替。
羊男=Y。
但这毕竟是小说而不是证明题，如果是证明题，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言了。
大约四个月前，我去广州购书中心，目标十分明确——译文版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书顺利买到，还顺带买了《哈姆莱特》、《俄狄浦斯王》两个剧本。奇怪，我并不想看什么戏剧，只不过看到少有的单行本，价格十分理想，很久没有买过十元以下的书了。
哈姆莱特和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大家熟知，怎么能与羊男有关？但世上奇谈怪论般的东西还是有的。
5月的一天晚上，我照常打开电脑，机器启动用不一分钟，一般我用盯着屏幕发呆的方式来打发，谁知那天有点不耐烦，顺手在书架中抽出一册翻开，眼睛随意捕捉几个词，一两句话。一分钟太容易打发了。
看看今天捉到的是什么。
“演唱者头戴装有山羊角的帽子，身披山羊皮⋯；⋯；”
“有一领唱者称为歌队长。”
我把书放回书架，视线转回屏幕，鼠标指针已在屏幕正中等着，我随手打开IE。
真搞笑，披着羊皮。
哎，慢着，羊男也不正是披着羊皮的吗？
但刚才那本好像不是村上的书呀。
哪来的歌队长？
怎么会是“他们”呢？羊男始终都是一个的吧。
奇怪。
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