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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一答一理儿说着，其实思想都不在这上头，他们在考虑今后的工作。这次学潮不比以往，形势这样紧张，成功失败是不能预测的。
第二天，附近同学们陆续赶回学校。
到了第三天，天刚发亮，月亮还明着，江涛在睡梦里听得楼下嘁嘁喳喳地乱成一片，说有军队包围了学校。有人从楼前楼后咕咚咚地跑过去，不一会工夫，老夏在北操场上放开嗓子大喊：“同学们！敌人来了，赶快起床，上岗哟！”
江涛一下子从床板上跳起来，连裤子顾不得穿，跑到楼栏边一看，人们乱乱纷纷的从斋舍里跑出来。手里拿着棍子，拿着长枪大刀，跑到大门口。他穿上条裤叉子，把褂子在背上一搭，跑下楼梯，到钟楼上探身一看：墙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有穿黑衣裳的警察，穿黄衣裳的保安队。肩上扛着枪，枪头上按着刺刀。见有人探出头来，一个个横眉竖眼，问：“喂！看什么？”江涛回过头来怔了一下，心里说：“坏了！敌人真的要下毒手！”
江涛二话不说，挽紧绳索敲起钟来。钟声一响，老校役从钟楼下的小屋子里走出来，懵懵懂懂地说：“谁？谁？是谁？
还没有到时间呀，乱敲钟！”
江涛说：“我敲乱钟！”
老校役伸开手遮住阳光，眯缝起眼睛，生气说：“敲乱钟干吗……”
当他看到敲钟的不是别人是江涛，又不是平常打扮，就明白了。走上钟楼看了看，缩紧脖子呆住了，说：“这是怎么回子事？这是！”
人们听得钟声，都起了床，跑到大门前。江涛走到穿衣镜前面，看见老夏在门楼上站着。他走上门楼一看，门前站的军警更多，有个挎武装带，带盒子枪的小军官，是个小墩实个子，黑脸皮上满下巴青胡髭槎子，戴着黑边眼镜。见门楼上有人，也歪起脑袋望。江涛问他：“你们是干什么的？”
那个小军官说：“我们是十四旅的，奉上峰命令，把守你们的学校，甭着急一会你们就会知道。”
江涛不理他。早晨天气还凉，刺激他的心情，他的身上微微颤抖着。刚走下门楼，韩福在楼梯下头站着，楞怔着两只眼睛象猫头鹰一样，伛偻着身子说：“严先生！这可怎么办？你看，大兵包围了，快走吧！你们快走吧！”绰号叫“古文学家”的老王，一把拉住江涛的手说：“怎么办？我看是想法子出去吧！”江涛一时说不出话来，表面上却很镇静，指着墙外说：“走？你看墙外是干什么的？时间已经迟了，再也走不出去了！”
韩福老头手忙脚乱，压低了嗓子说：“为什么不走？人家说你们是坚决抗日的，报纸上登的明白：‘言抗日者杀勿赦’，为什么不走？不走，为什么不走……”又搂起江涛的脑袋，咬着耳朵，恨恨地说：“扣上抗日的帽子可厉害呀，忙走吧！”他弯着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这‘日’，找咱抗，咱抗。不找咱抗，咱不抗。叫他们自格儿抗去，何必动这么大的交涉？”
这时，江涛没心跟他谈话，可是看到他的热情，又说：“他们要是不抗呢？我们等着亡了国？”韩福老头拍搭着膝盖说：“他不抗，拉他娘的倒！中国亡了，也不是咱自格儿的！”江涛看他恐怖的神色，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要紧！怕什么，反动派狗血喷人，怕他那个！”韩福老头又焦躁地跺起脚来，说：“咳！先生！世界上有多少象你这样的好人？要是稀里糊涂的……”
江涛没心听他说话，想叫老夏，老夏还立在门楼上，人们围随着他，跟他谈话。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盯着他，象是要从他身上探询出事变的究竟。江涛又跑上门楼，向外看了看，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拽起老夏的手走下来。两个人走到教员休息室——历次学潮，他们都在这里安上指挥部——江涛问：
“老夏！你看怎么样？”
老夏把两只手插进裤袋里，眼睛看着窗外，站了老半天，才开口迟迟地说：“是……个问题！”他语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又说：“我觉得事情有些突然！”
江涛说：“不算突然，他们对爱国者是有计划的行动。”
老夏看了他一眼，说：“大家想想看。”说完了，目不转睛的盯着江涛。
江涛把头低下去，眼睛看着地上老半天，才说：“哼哼！
看是要动手！”
老夏说：“问题非常明显，过去几次学潮，都是为了反对黑暗教育，驱逐贪污校长。而这次，是为了要求抗日，要求结束‘剿共’，一致对外，要求抗日的自由。统治者老羞成怒，才解散了学校。我们要坚决护校，统治者又用重兵包围。”他摇摇头说：“包围的目的，我看有三个可能：一，要逮捕报纸上说的坚决抗日者。二，强迫我们离开学校。三，以重兵包围，不了了之。”
老夏讲到这里，又觉得当局不一定那样残忍，尤其对青年学生，总要好一点。他说：“常言说：‘法不上众’，问题决定于群众情绪。大敌压境，群众一致要求抗日，遭到压制。再说，学校解散，同学们被迫回乡，失学失业，又回来护校。激于义愤，胜利是没有问题！”
江涛低下头去，皱起眉泉深思苦虑，听到这里，他摇了摇手，说：“你看得太轻渺了！你对敌人估计不足！不能把反动派看得那样善良，我说应该再添上一个可能。他要逮捕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双方会形成流血斗争。他要长期包围，断绝粮食柴菜的供给，强迫我们服从统治者的制裁，把我们做为坚决抗日者，进行镇压。他杀鸡给猴看！”
讲到这里，老夏睁起黑亮的眼睛望着他，说：“这样，他们就是替日寇屠杀抗日同胞了？”
江涛手里惦着个火柴盒子，说：“我看，这些反动派是要逮捕我们的。”他伸起手指着老夏说：“你还有什么幻想？”就势，把火柴盒子在桌子上一抛，出了口长气，抖了抖头发，咚地坐在椅子上，两个人同时沉默下去，不再说什么。钟摆咯哒咯哒地响着，象磕在两个人的心上。
一会儿，护校委员会的宣传部长刘光宗、组织部长曹金月、检查部长杨鹤生，还有张嘉庆，都走了来，就这个议题反复讨论。把情况判明了，又研究对策。决定：一，普遍展开宣传工作，争取社会同情。二，搞好交通，和外界保持联系。三，开展士兵工作，争取士兵群众起来共同抗日。最后一点，江涛说：“这是斗争的特点：他要长期包围，粮食是主要的问题，打不破饥饿政策，斗争只有失败。”在恐怖形势下，一谈到被捕，一谈到生死的矛盾，人们就想到墙外有敌人在包围，如临敌阵一般，恐怖的情绪开始在他们心弦上弹动。直到目前，他们还是不明白：宪兵警察为什么要与坚决抗日者为敌。
开完了会，江涛和老夏把工作全盘部署了一下。老夏说：“总务部的工作，叫张嘉庆担任吧！这人忠实勇敢，不怕牺牲，斗争精神还很强！”江涛也说：“是个忠心耿耿的人，就是有点儿冒失。”武装部长，老夏叫江涛担任，总务部的工作还得他帮助。江涛把名单上所有的人编入学生武装纠察队，自己兼任大队长。找出耍武术的长枪大刀，作为战斗的武器。反动派已经逼着人们拿起武器了。
江涛正在那里忙着，韩福老头又跑来叫他：“严先生！会客室里有人找。”当江涛走进会客室的时候，老夏已经先到了。一共有两个客人，一个穿着灰色洋服，戴着黑礼帽，黑边眼镜，满脸黑麻子，是市党部主任刘麻子。另一个就是那个披武装带、挎盒子枪的小军官。江涛走进去，他们一动也不动，镇着脸坐在椅子上。
老夏问：“二位阁下来了，有什么事情吗？”
刘麻子歪起脑袋，瞅着老夏说：“我代表市党部来传达上峰的公事。”
老夏问：“什么公事？”
刘麻子沉下脸来说：“希望你们老老实实接受政府的意见，市党部也有市党部的苦衷，解散第二师范，是委员长行营的主张，党政机关不得不照办。青年学生以学习为宗旨，不要做轨外行动，为政治牺牲。为了顾全大局，劝你们看清时局，离开学校吧！否则，一切后果当由你们完全负责，本部也难……”
江涛不等他说完，抢上去说：“这种意思，我们明白。叫我们离开学校可以，但要有一定的条件。”
刘麻子听了，仰起头来，哈哈大笑，说：“还要条件哩？快回家耪大地去吧！兄弟今天来，是为了保护青年。抗日是国家大事，当局一定是先剿共而后抗日，你们闹腾半天还能闹出什么来？再说，目前南方战线，中央要调集九十万大军，向赤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北方战线，由于日寇来势凶猛，国军不得不节节退却。把军队调到关内来，防守长城一线。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秋，你们还在这里鼓动学潮，扰乱社会秩序，不是捣乱后方是干什么？”他放下眼皮，歇了一刻，又眨起眼睛问：“你们要求什么条件？”
江涛扳着手指说：“无故开除学生，使广大青年失学失业。逮捕爱国青年，把热心抗日的学生当成‘政治犯’，都是反动派的阴谋！要想叫我们离开学校，那只有：第一，撤退军警。第二，收回解散学校的命令。第三，释放抗日青年，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第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允许广大工农群众有抗日自由。这四个条件答应了，我们可以离开学校。再说，以军警包围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无论如何是反动行为……”他说着，一股热气从心里冲上来，红了脸庞。
那家伙不等江涛说完，镇起黑脸说：“我看还是甭提条件吧！还提条件哩？”又气得忽扇着嘴唇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政治犯，请你们自行归案吧！”说着，展开一张名单，伸手搡给老夏。
老夏接过这张名单一看，第一名就是他自己，第二名是江涛。名单上的人大部分都在校内，额上登时冒出汗珠子。他镇静了一下，说：“抗日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就要受逮捕了？”
刘麻子见老夏挼下精神来，攥起拳头，一伸一伸地说：“青年人固然是国家的栋梁，但他们一经共党的煽动，思想赤化了，就成了危害国家的祸根。国家一定要快刀斩乱麻！”
江涛急红了脸说：“抗日是爱国的行动，抗日无罪。要想逮捕我们，做梦也办不到！”他气愤得脸上不由得频频抽搐。
第二师范五年闹了三次学潮，同学们有充足的政治经验，和突出的成绩，可是他们还没有经过这样严重的局面。江涛正呆着眼睛想临时对策，一低头看见刘麻子从背后伸出一支黑色的手枪，对准老夏的胁下。江涛腾地变了脸，伸出手攥住刘麻子的手腕。瞪出黑眼珠子问：“这是干什么？”
刘麻子弯腰站起来，腆出黑脸说：“你还不知道？这叫做逮捕，请二位到市党部去谈谈。”说着，使了个眼色，小军官抽出盒子枪来，对准江涛的脊梁。
这时，院里的人们越来越多，拿着长枪短棍，隔着窗子看着。在这个关键上，一个个磨拳擦掌等待动手。
江涛脑子里一闪，想起在反割头税游行示威大会上，也见过这种阵势。那时他不怕危险，睁开眼睛迎着保安队的刺刀。忠大伯五十开外的人了，还带领纠察队，打退了反革命武装……那是鼓动人心的一幕场景。如今反动派来逮捕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