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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信《甲戌》，还是信至今不知有无的“靖本”？而且据云又是“过录”的“传抄”件，“夹在书内”的零纸条？
我不承认我“偏信”某一本，我只承认做学问应当谨慎，眼见为实，传闻未必尽确。
当然，传抄者今日拿出真凭实据，我今日就重新考虑拙见。一天拿不出，我当然只能“悬案”一天，不敢轻易模棱两端，怕受人之误而又误人。
张爱玲认为“畸笏叟”真是个“长辈”男子，可是她又说不出他到底是谁的长辈，长辈男子如何能“参预”晚辈小辈的闺房私事？
善能推理的她，对此推不出“理”。
承认了脂砚是湘云的“原型”，也就解读了敦诚挽吊雪芹的“新妇飘零目岂冥”的语义。
“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旧梦人犹在”，不就是隐隐约约有“人”含在句内吗？不就是“遇合”之后的“新妇”吗？这与“长辈男子”有何交涉？
诗曰：
秦淮风月石头城，离合悲欢几度秋。
新妇飘零脂砚在，砚中朱墨泪同流。
第五部分不尽思（三）
张爱玲有不少名言奇语，令人一见即难再忘。如谓《红楼梦》80回后是“附骨之疽”，是“狗尾续貂”，如谓高鹗是“死有余辜”，皆其著例。
在版本（指抄本、刊本的统称）研究上，更有奇语之尤奇者，即云：
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
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
这话并非夸张，读了她的书，自会相信真是如此。
她又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凡涉红楼版本之书无不搜求详识。就中她对《庚辰本》这部抄本最为重视，“诸详”文中，此本占了最为多的篇幅。1978年12月她给一位朋友写信表示《论庚辰本》一书对自己很重要，于是朋友就订购了一本寄给她。1980年9月她在给朋友的信函中却说：
夏天威斯康辛大学开红楼梦研讨会……XXX这次也出席，看来他的学说非常靠不住，“论庚辰本”我看不进去也罢，但是有在这里到底放心些。（庄信正《“旧事凄凉不可听”》）
这就可见她的精识真知，非庸流可以相提并论。
《庚辰本》之受人重视，是它“最全”——外形是八十回本，超过《甲戌本》残存十六回者甚多，为《戚序本》一系抄本之外的仅存古本。对它的研究，便涉及到极为复杂的诸般问题。而由此遂即引发了她的“大拆改”、“大搬家”、“大添加”的红学理论。
本书意在抉示这位间世而出的奇女异才的红学特点，可以予人以启发，而不是要进行极为繁细的专门性学术讨论。那将纠缠万言，未必能说明问题之一二，读者也不会欢迎那种“文章”，故在这一方面概从简略。
回首自有“红学”以来；我是第一个确认“三真本”、创立“大汇校”思路、计划的开路人，但那是1947年—1948年的事，当时是西语系学生，正作论文，只有课余一点时间，匆匆草创，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发现重大问题，但毕竟条件太有限了，如何能与后来张女士的那样诸般具备、精思力作之可比？这也就是我不拟与她过细商量的原因之一端。
张爱玲并不了解我的任何具体情况，有些话不与我相干，我毫无“计较”之意。所憾者，我行年87岁了，目坏接近失明，在版本研究上，只有1985年的《石头记鉴真》，至今又已20年，也成了“历史性”的书，再想有所作为，力不从心了。这本小书寄意遣怀，向同道者寻求“对话”、“共识”、互谅互解，而无意把重点放在分歧争议上。我想，仁人志士，当鉴此情。
诗曰：
悼念才人才最难，万言能有几言安？
张长李短皆无谓，同为芹溪护大观。
第五部分不尽思（四）
我尝与友人谈说，如若将《红楼》译为英文，张爱玲才是首选的理想译者，别家都不行，包括有的中外译本在内。
我又说过：她译《海上花》，应即是为译《红楼》作一番试笔。
无独有偶，林语堂似乎早有英译《红楼》的雄心壮志，却先写了一本MomentinPeking，中文译作“京华烟云”者（四个平声字，全不通汉字声律），有意效颦雪芹之书。此两家英文造诣都深，尚且不敢轻易从事，可知其难了。
提起《海上花》，我在燕京大学时就与同窗许政扬（后为南开大学教授）说：清晚期小说，几乎都模仿《红楼》，但笔法风格最像的，只有《海上花》得其三分肖似。后见张爱玲亦恰有是语。叹为“英雄所见略同”。
回首前尘，《海上花》是纯吴语对白，而我不懂吴语，就向许兄学——他是海宁硖石村人，但生长在上海，这就行了。我很快学会，能通读《海上花》，认为一种快事。
举这个趣事，是想说明，对雪芹文笔特色的感受，也是需要一种“第六官”能力的。那些说高鹗伪续是“原著”，除了其它原因，也由于缺乏这种感受能力。我纳闷她为何放弃了英译《红楼》的事业。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上的莫大的损失和遗憾！
比如，译家把平儿这名字译为Patience，我真是莫测高深他是怎么“想”的？又如Hauks（霍克思）将“霍启”悍然译为Calamity，更是骇人听闻。清代官宦人家会给仆人取这个名字吗？我总想向高明人讨教。
我以为，“意译”书中人名是荒唐的做法。最好的办法是“音译”，然后加footnotes，注明本义何意，双关谐音等巧妙处又何在，方能使外国读者爽然了然，尝到一点儿中华汉字语文的特殊滋味。
如今张女士已不在人间，国内兼通红学与英文的又稀如星凤，我又向谁去商量这些话题呢？
诗曰：
惆怅无人议匠心，中西文异费沉吟。
红楼不得张君译，梦笔生花枉自寻。
第五部分后记
把这册小书写到此处，不禁深有感慨。我写此书，说是为了张爱玲女士，理所当然，何必赘表；但若说到根本上，还是为了曹雪芹，却要申说一下，这在意义上讲，我是“借花献佛”的诚敬之心，因为张爱玲真是一位罕见的护法女神——护曹斥高的女圣者。她是永远值得《红楼梦》读者研者香华供养的菩萨。
我和她的见解和考证方法，有同有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对伪续四十回深恶而痛绝，一力追寻那久已迷失的旧时真本；我与她各有万语千言，连篇累牍，而终极心愿目标只是同一个萦思结想的真正《红楼梦》的后半部三十回佚稿的大概轮廓和若干主要情节的布置，宝、湘奇缘这条命脉的曲折、惊险、悲怆、哀艳而又奇丽的人生境界。这与一男二女争婚、“掉包计”骗局、读书中举耀祖光宗、承嗣了家门世业，接续祖脉香烟，然后披着大红斗篷随了“二仙”去成佛做祖，人天两尽的最最庸俗的士大夫思想本质，是十万八千里的天地之悬隔。
所以，张爱玲的痛斥高鹗，是大仁大勇、大慈大悲的侠士菩提识见，而绝非仅仅限于文艺创作这个范围的事情。
此义若明，则这本小书即不为可有可无，茶余饭后的消闲读物了。
诗曰：
又写新书总为谁，无穷欢喜复深悲。
借花献佛虔心在，护法菩提是扫眉。
甲申谷雨初晴写记
第五部分遥祭张爱玲
疑是空门苦行僧，却曾脂粉出名城。
飘零碧海灰能化，寝馈红楼恨未平。
附骨有疽遗痛语，卓锥无地抱深情。
谁知此日纷腾誉，不见心灵说字灵。
1999…12…11
第五部分字比笆斗大（1）
女作家张爱玲辞别了人世——这人世是她写作了一生的“对象”。她在时，自然名气不能说不大，但终究有点儿不以为奇，好像也不过“著名”就是了，“著名”的多得是，真如陆机说的，“若中原之有菽”。她一死，这才纷纷悼念追怀，把她的一切都另眼看待起来了，理解了，珍贵了，遗憾了，后悔了……人就是这么样的，这就叫“规律”。
我没有任何资格来写悼她的诔文，因为她虽只小我两岁，真是同世同代之人，却因我素未读过她的小说、散文或剧本，对她的家世生平更是一无所知。不想日前有友人将她的《红楼梦魔》的自序，复印寄来，这才使我大吃一惊！我读了此序，感到悲喜交集，更觉十分惭愧，对不起她——1987年春，在美国时从大学图书馆里借过这本书，那是台湾版的小开本，可是我竟置而未读！你说这会让人相信吗？
为何借在手边而不予理会？现时想来，大约原因有三：一，那时因工作紧凑，所借之书以外文（过去难见）者为主，中文著述只得后推。二，那时兴趣集中在“《红楼》与中国文化”的新课题，见她此书却是版本考证——这是个最麻烦而缠人的主题，我怕一读它，会把我的“精神境界”一下子打乱了，影响我抓紧时间工作的计划。三，说老实话，我一见她用的这“红楼梦魔”四个字作书名，就打心里不喜欢，觉得“气味”不投，更怕纠缠一大阵之后并无真正收获——我目力已严重损坏，读书艰困之甚，实在禁不起滥用目睛的浪费了。
这样，我翻了翻各章的大标题，就推在一旁，直到要还书归馆，也未及重顾。
以上就是我与这位女文星的“联系”了，请想，我又有何资格来写纪念她的文章？
谁想，复印的序文来了，我一口气读罢，这才又惊又喜，又悔又愧！
悔愧与惊喜，只是一桩事情的两面，倘无惊喜，悔恨何来？所以先说说我的惊喜。
我自己弄了半个世纪的“红学”，所遇之人不少，却根本不知道张爱玲才是一位该当崇敬的“红学家”。世上自以为是“著名红学家”的人到处皆是，其实其中有的既不“学”也不“红”，人家张爱玲从来不以“红学家”自居自认，却实在比那些自居自认者高明一百倍。这就使我吃惊不小，使我心喜无量。
她说话很老实——因而也很直率真切，一点也没有“文学家”的扭捏，更无“红学家”的咋呼。她的自序中，你先听这几句——
（看了脂本《红楼》，才知道）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
这就把“著名红学家”都兜了根揭了底，学术的事，她用不着客套周旋。然后说她自己——
至于自己做，我唯一的资格实在是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儿的字自会蹦出来。
这已经是好极了！会这么感受，会这么表达的，我愧孤陋，还是第一次（先师顾随先生也说过，他读诗词，好句子不是去寻的，是它自己往我眼里跳！可谓无独有偶，但那不是讲《红楼》，也不是说版本）。
我很惊喜，“红学家”们如过江之鲫了，哪几位敢说这句话。你把异文摆在他眼前，他也辨不清是非高下，正误原篡（雪芹原笔与另手篡改）。
然后她又说——
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肯的散文最记得这一句：“简短是隽语的灵魂”，不过认为不限隽语。所以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