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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脂砚所云“故仍因之”，就是仍存其书名，以表“怀旧”。并非什么保留了“小序”。
很明显：如系旧书“小序”，那定必每序内容是涉“风月”之事的话语。然现存的回前批（吴谓之“小序”者）何尝有这些“风月”内容？既然新书已不再是“风月”之鉴了，又为何非要保存那些不相切合的“小序”？况且，雪芹并没有一个给他作序赞助他的“其弟”；另条批已分明说是雪芹本因棠棣之悲、鹡鸰之威，方撰此闺阁之传：可知有弟与之不和，并加威逼，安有“雅兴”为他的小说作序哉？
所以，那“弟”应作“娣”，乃脂砚自指之隐词也。
“梅溪”乃宋词人史达祖之雅号，故切湘云之姓，而史梅溪词中正有咏“湘云”的作品。这是借“史”喻姓。
再者，“东鲁孔梅溪”也是隐词，因为“东”是日升于木的“像”，五行之中首为“东方甲乙木”。可知曰“东”者，取其木义，下联“孔”，则“子”之借字也——“木”“子”合为李姓，则脂砚湘云之本姓也。
“棠村”也没脱离了湘云，她的象征是海棠花，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我已不知说过多少次，恐怕人都嫌烦了吧？
总结一句：棠村、梅溪、脂砚，是保留《风月宝鉴》一名的题者、序者、“因”之者。这儿根本没有什么“小序”的事情。
张爱玲不采此说，有所甄择，毕竟还该表而出之才是。
诗曰：
小序奇谈且自夸，梅溪姓史见才华。
东方是木联加子，鲁籍旗奴讳李家。
第四部分第四十四篇 “连环计”
张爱玲在红学上下了大功夫，重点是版本（抄本）研究，全部“五详”，其实都是钩连回互的“连环计”。如她所说，曹雪芹写作时，手边未必总有一部完整的书稿，也许只有某一部分若干回，即就此加以增删润色，而为应付需求，就随时传抄出去，故每次回数多少不同，文句彼此互异……。这番推想，较为近实，可谓明通之论。
但这番大意纵使近乎实况，还有一个伴随的问题，即先撇开传抄本，又有读者售者将日久散落了的零册而重谋抄配这一情况姑不缠夹，也必需考察作者雪芹的生活境遇、流离迁徙、“寄食亲友”……诸多变异的特殊经历，方能有助于判断其写作的大致历程。就是说，把一部传抄本“孤立”起来，还是不一定能看出其中各种复杂的现象。
在这一方面，她似乎不大留意。
比如，在我们所知有限的史料中，敦诚《寄怀曹雪芹》一篇七古，十分重要，因此诗作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是十九年甲戌后的第三年，而诗之末幅劝雪芹勿再作食客、叩富门，“不如著书黄叶村”。由此可推：在丁丑以前雪芹是在作食客、当西宾时整理定稿的“甲戌本”若干回。丁丑诗证明，他已离城来到西郊山村，然又距作食客时并不甚远。
依此看来，应是雪芹在右翼宗学之一紧邻敦惠伯富良家作西宾，生活安定，“甲戌本”之撰写相当顺适，效率亦高。
他因“有文无行（xing四声）”被东家逐客后，奔赴山村，必不出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两年。
那么，今存之《庚辰本》中有一夹页上写“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这表明是已到山村时的记录，至少其时写到第×回。丁丑之后，是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从戊寅到甲申，敦敏留下了《懋斋诗钞•；东皋集》，中有多首咏及雪芹的诗。
这又使我们得知雪芹于己卯、庚辰之际，一度南游，历一载有余又北归。脂砚于己卯冬夜批书，正在此时。《己卯》《庚辰》两本皆有“四阅评过”之记注。这第四次批阅，每阅辄有批加添，而非每批一定从头到尾“系统全面”。所以有地位虽在前而所批之情节却在后文的现象。
张爱玲被这现象搅乱了视线，定说是拆前移后，“大搬家”的写作方式。
雪芹极困时，寄居之处，一桌一杌而已，无纸，拆旧黄历叶子于背面书写……。
于此可想，那时衣食无著，纸笔不全，时作时辍，不知几度抛荒，又不知几度重拾。因而细处小小失照，未能“统一”，实在必有。
张爱玲却不计及此，一概断为创作的需要，大拆改，大搬家，又据某些细琐迹象判断某本某回早晚，某几回是早稿，某几回是后写……。于是一部《红楼》，纷纭嘈杂，堆砌拼成——这种印象，留与了读者。
究竟是否如此如彼？尚难一槌定音。
这就有些自相矛盾：既然如她所详，那般清楚明晰，顺理成章，如何又叫“梦魇”？若是“梦魇”中作考证，写文章，安能这等周详细致？
她不同意《甲戌本》文字最早，可是又称它为“一七五四本”。1754即是甲戌年。这应何解？
另一红学版本专家赵冈先生，也认为《甲戌本》有晚于甲戌年的痕迹可寻。其实，今存之《甲戌本》也是过录线装，不是指甲戌当年的原底本。上面出现了晚于一七五四的用字、加批，是否就可推翻“甲戌本”这个基本概念？似乎还待细究。
甲戌称“再评”，初评应更早。己卯、庚辰称“四阅评过”，则“丙子对清”应为“三评”。脂砚幻名“畸笏”后，又于壬午、丁亥续批。然而似乎并无所谓“壬午本”、“丁亥本”传世，似即加批于早先之旧本上。“新妇飘零”，脂砚仍在，“一芹一脂”，痛语如闻。
诗曰：
版本“详”来功力深，时时一字定千金。
分疏若已全清楚，“梦魇”如何又自寻。
第五部分 人间恨事多第四十五篇 想坐“时间机器”（图）
柳湘莲
张爱玲一见脂批提到批者曾见“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这件事故，她便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到那家人家＇借阅者＇找出来抢回来”！
我由此就想，如是五回之稿，占“后之三十回”的六分之一；若是六回之稿，则占五分之一了——这可非同小可！
这给我的印象是：此一迷失，是后部书文的最重要的部分，无可置疑。正因此故，重写怕是极为困难的，而后三十回书之不能顺利传抄行世，也是为此事故所累。其次，我还感到，“迷失”怕也是一种托词，其中不敢明言者是政治原由。
狱神庙的事故情由，张爱玲有所推测。她认为狱神庙之事与宝玉落难无关。我则觉得，这应与通灵宝玉上所镌的“三知祸福”联系而思考之，断非一般细节小事，是一桩大祸，而只有大祸，方致遭难落狱。——狱神庙不是普通街巷中可见的庙宇，只有监狱才设有。那是犯人入狱后三日，要拜狱神的地方！
那么，宝玉犯了什么罪才下狱的呢？
其实，张爱玲本来可以发挥擅场的想象力并结合相当的史料依据而做出一个“大胆假设”——她颇能记忆富察明义题《红楼梦》的那20首七绝，不知缘何却忘了那最末也是最重要的一首——
馔玉炊金未几春，王孙疲损骨嶙峋。
青蛾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
这就透露了消息：一，作者即“宝玉”；二，宝玉因家遭政治巨变而难保其爱婢，尚不及晋代石崇之有一绿珠也！
她又颇能为袭人辩屈枉——揭示高鹗有意丑化了袭人。又不知她如何忽略了袭人的花名酒筹的“桃红又是一年春”本是宋末谢枋得的“政治诗”：
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这说的正是后来忠顺王府向荣府公子贾宝玉逼讨袭人，而袭人为保宝玉，只得屈从了政治势力而甘受一个“忘恩负义”的“变心变节”的恶名。
宝玉的下狱，是忠顺王府假借“罪款”而迫害于他的结果。
这场奇祸，就是通灵宝玉上镌第三条“知祸福”的隐寓所指。在故事中，当有一段情景是那块玉忽然发出了异色异响，或落地几乎摔损等险象。
狱神庙“五六稿”，重要之至——定是精彩动人之至的大文章，可撼人心，可泣鬼神的吧？
诗曰：
狱神有庙祀皋陶，屈煞良人泪枉抛。
赖得通灵身是玉，石家金谷尽娇娆。
第五部分 人间恨事多第四十六篇 “情感丰富的人”（图）
晴雯
张爱玲对《红楼梦》下了大功夫去研究“文本”而很少涉及其它。我起初见她很少有评议、赏会的言词加之于这部小说的本身，乃至书中的人物，心觉必有缘故，但不一定是我们所能测度的。如今加倍感到她的“红学”更确有其特点，即：她对历史上的曹雪芹和书中的贾宝玉，都不表示褒贬爱憎。这种态度给人的印象也最为突出。
是无所感？是超然于喜怒之外？是不善表己意？……我都不太相信是那些原因。
她对曹雪芹说过一句话，指明是个“情感丰富的人”。此点似无赘言。
情感丰富云者，是现代人之语言。在中华古昔，就叫做“多情”，这种人就叫“多愁善感”。
对“多愁善感”，有人批评是“病态”、“不健康”。是个接近贬词的成语，对“感情丰富”云者，却又当作好话、赞语来使用与“接受”了。
多情，发展到了一个境界，就叫“情痴情种”，书有明文。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请注意，多情之人，即等于“多恨——抱恨长！”
所以，万勿将“多情”误会为“色鬼淫魔”。
贾雨村早已辩解过。今之人又有更大的误会，认为“多情”就是“小流氓”——至不济也得斥为“见一个爱一个”的下流人品。
这就是不能懂得：雪芹与宝玉的“多情”，是与“性爱”分别的，是一种慈悲仁心至意的施与（佛家谓之“布施”），也可以干脆用大白话俗话来替代，即“体贴”。
体贴者，设身处地，以己度他，为之分享烦恼、委屈、冤枉、苦楚、悲痛——他的苦境，如我亲尝。
不知此义者，错把“多情”当成了“多愁”。王国维先生即是如此。
殊不思，情是布施，而慾是占有；布施是为人的，慾是为己的——自私自利的。
孔子答门人问，是否有一个字值得终生佩之（以为座右铭之意）者乎？他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面是个“欲”，一面是个“施”，恰好引来说我拙意。
但孔子的话，是从消极面立言的。雪芹的“大旨谈情”，则是积极的精神状态。
我以为，《红楼梦》的可贵与伟大，正在这一点上。
张爱玲不对这些“表态”。也许由于她毕竟是个女流，对这些，若发言不十分考究，就会给人留下话柄，或即因此，她采取了慎重寡言的办法。
我相信，她读《红楼》，爱《红楼》，绝对不会是看不到、想不到这些核心问题——因为，不然的话，读《红楼》，又有何意义、意趣可言？
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