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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31日，我接到了另一位42岁的艾滋病患者王某某的来信，他说：“高老师，我在电视上报纸上看见过你，我这病你有办法治疗吗？我希望见你一面，即便我的病治不好，我死也瞑目了！”当我赶到村子时，村子里正在出殡，走到棺材前，我才知道死的人正是王某某，和我一起去的三位同志无不流泪。结果把这封信也哭丢了。
当地村民说：“我们这儿村子里像某某害这种病，发烧、烂嘴、腹泻、生疮，一年时间内已死十多口人了。”
艾滋村外的乱坟第二天我走进另一个村子，一进村就听见一个奶声奶气的呼声，下来！下来！妈妈你下来！这声音有些嘶哑，作者透过一扇没有关闭的大门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一个女人上吊了，一个两岁模样的男孩正抱着妈妈的脚后跟，边啃边喊，“妈妈，你下来啊，你下来啊。”村民说：“孩子的爸爸、妈妈很早开始卖血，因感染艾滋病男人已经死了，小孩也染有艾滋病，最近女人病得很重，她贫病交集，实在也活不下去自杀了。”作者的眼泪立刻流下来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改变了一贯的方式，花更多的时间和经费去关心那些艾滋病死者的遗孤；我认为不能只给钱；应当把他们领养了！
2001年的一天，作者走进某村发现一个已辍学的12岁男孩，他跪在一个大的新坟前，对着一张中年夫妇的合影照片号啕大哭。他叫张某某，在坟墓里躺着他因艾滋病死去的父母，他妹妹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他14岁的姐姐也辍学了。他70多岁的爷爷用乞讨来食物养活他们。好心的记者为他交了学费，但不久他因贫困又辍学去砖厂打工去了，为了每天挣10元钱来养家糊口。他心事重重，在左臂刻满了“忍”、“仇”、“杀”等刻骨铭心的字样。据说，“仇”字是他的伙伴们刻的……手上刺青的艾滋孤儿
2001年3月的一天，我去某县艾滋病村，刚进村就遇到了八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我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在旁边的一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向我解释说：“俺这里许多小孩都在叫嚷着要杀‘血头’，他们知道俺这里艾滋病是卖血传染的。”我听了之后更加心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些小孩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作者非常担心将来的社会治安问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地方为发展“血浆经济”，建起了大批的血站。这批遍地开花的非法血站；让无知的农民也找到了一条自以为既省力又“赚钱”的发家致富之路，家里的青壮年竞相去卖血。一些村庄，全村80％的农户参与了卖血，卖血成了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成了正业，不卖血者倒成了不务正业，甚至出现了职业卖血者，在众多血站往返，频繁地卖血。在卫生部出台相关规定，取缔血站后，还有农民成群结伙，偷偷地到“地下”的非法血站卖血。
大多数农民卖血挣钱后，就盖新房，生活似乎也有了改观。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各村艾滋病感染者陆续发病，一些村子开始出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批发病、死亡的现象。卖血村的农民从短暂的生活好转，一下子落到了极度贫困的深渊，许多家庭除了外观还像样的房子外，一贫如洗。走进每一家，几乎都是同样令人伤心的场面：瘦弱的病人、无助的老人、流着泪的孩子……
随便走进一家，几乎都有病人。在一家的三间房里，一间屋里放着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中间的屋里放着几袋粮食，另一间是灶房，冷冷清清，没有一点生气，好像从来没有人住过。据村支书说，这家的男主人得病死后，他的妻子扔下七十多岁的婆婆和一个十岁的女儿离家出走了。
走进第二家，一进院门，我们就看到屋檐下一张床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躺在上面不停地呻吟，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坐在床边照料她。女孩的父母已经死于艾滋病，床上是她的奶奶，也得了重病，卧床不起。
第三家的病人，已经骨瘦如柴，生命垂危，北屋迎面方桌上，放着一幅中年夫妇的遗像，这对夫妇是半年前死的，留下了三个孩子，全部辍学。现在的病人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孩子的舅舅和叔叔都患有艾滋病。
在另一个艾滋病村庄，几乎看到了同样的惨景。第一家门口的床上躺着一重病的妇女，她看见来人就哭着说，家里已经没有面粉了，粮食也都卖光了，都买药用了，自己的病却越来越重。她的丈夫已先她而去，留下一儿一女，也都辍学了，大一点的儿子外出打工了，女儿除了干农活，还得照顾她。
该村的第二家里，我们了解到，户主与妻子因艾滋病相继去世，只剩下三个孤儿和爷爷相依为命。屋里除了一张破烂不堪的木床，一张茶几外，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最小的孙女在村小学上一年级，两个十三四岁的孙子辍学后跟别人一块打工去了。
在这个村的第三家，户主死后，妻子把儿子送给孩子的叔叔抚养，自己改嫁了。后因艾滋病发作，被后夫家赶了回来，现在躺在床上，已无法走路了，只好由10岁的儿子在身边给她做饭。她表示死后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国家能将她的孩子抚养成人。
由于艾滋病感染者大多是青壮年，因此，艾滋病的流行严重摧垮了当地的经济和劳动生产。许多家庭失去了劳动力，没有了经济来源，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
老人的养老问题没有了保障，孩子的生活问题、教育问题及由失去父母造成的心理问题都成了尖锐而迫切的社会矛盾。父母病故，生活失去保障，教育问题面临极大困难。而现在对这些孩子的教育正处在关键时刻，错了这个年龄段，这些孩子就势必成了文盲，因此，解决艾滋孤儿的生活及教育问题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第三章 艾滋遗属的现状10 新的“三座大山”
医骗子的讹诈活动，农民的封建迷信意识，各种势力的剥夺和勒索，这是新型的“三座大山”，压在艾滋病病人及孤儿的头上。这种情况，时下，鲜为人知！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新型“三座大山”的淫威！
来自她“肺腑”的呼唤
亲爱的奶奶：
您好！我谨代表我全家给您寄这封信，表示我衷心地感谢！
2001年，您不顾路途坎坷、遥远从郑州来到新蔡，磨破了鞋底，磨肿了脚，给我们这奄奄一息的家庭伸出了援助的手，给我们送来了药品和现金的时候；一股暖流涌进我们的心房。我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自从妈妈去世以后，失去了关怀和爱，就在我裂心肺腑的时候，感到失落、无依无靠的时候，是您给了我关怀和爱，给了我让人无法阻挡，勇于向前，开阔创新，努力拼搏的力量。
亲爱的奶奶，按理说，您这么大年几（纪）了，应该买点补品，补补身体，可您没这么做，您却把您的积蓄，捐给了我们。您的品德是多么高尚啊！您的心是多么慈善啊！我们受惠于您的极多，使我永不能忘。现在，因我的年纪尚轻，家庭条件又困难，无能力给您买点补品，望原谅，我只有怀着无比感激和崇敬的心情向您表示我衷心感谢。
亲爱的奶奶，您比我惟一的亲人爸爸还要亲，我满肚子里的话憋的我直喘不过去（气）了，我只有向您诉说我的知心话！您知道吗？由于妈妈的死，我的心曾流过多少的泪和血啊！由于妈妈走了，爸爸整天抱病呻吟，全家的重担一下子全落到我的肩上，使我喘不过气来。在家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里的活无人做，在爸爸的眼里我万（宛）如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草，你知道吗？他是怎么说的吗？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女孩上学管什么用呢？上的再好也不起作用，上学越多，收彩礼越少，只有男孩上学，长大了，才起作用。”
奶奶您说爸爸说的对吗？而我不这样认为，政治课本不是曾经写过，男女平等，男的享有什么权利，女的也同样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我认为他是重男轻女的表现。虽然爸爸那样说，我仍然知道现在是个科学文化竞争的时代，没有知识就无立足之地。我这个年纪只能上学，在家里我能干什么活呢？我真的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我想上学，我渴望上学，想用科学文化知识做一强者。我想为我们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想成为国家的一个有用人才，我想成为世界里的科学文化的搏斗者，我该向哪里走，该往哪里去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奶奶，您说我该如何？这是我幼小的心灵内心的呼唤，但我却深深知道这是一种幻想、空想，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
亲爱的奶奶，我只有向您诉说我的心里话，我希望能上您那里学习，你意下如何？我亲爱的奶奶这个愿望能实现吗？您能给我回封信吗？哦！对了，还忘了告诉您上回您3月9日寄的那200元汇款没有收到。
热裂（烈）的敬礼！
谨致。
高丽
2001年4月22日
作者追问起2001年元月15日和3月8日，分别给高丽的父亲寄去300元和100元人民币的事。其父少气无力地说：“听说郑州有人往俺村给病人寄钱，别人都收到了，我没有收到。”后来经过再三查找，结果令人非常吃惊，这400元钱，被高丽四叔偷偷把钱取走赌博了，两个孩子怕受他四叔打骂，不敢吱声。
是“钱”的错吗
亲爱的奶奶：
您好！最近您和爷爷的身体好吗？
上次，又让你为我家的事儿担心真是很抱歉，我实在太无能了，从来没有让您轻松过。奶奶，我现在在俺姨家里住，弟弟原来在俺婶婶家里住，谁知，俺婶从俺奶家里把东西全拿走了之后，她又听说，人家给俺和弟弟寄400元钱。奶奶你知道吗？这400元钱是不假，它是好心的河州叔叔去了北京，遇到了罗阿姨和储叔叔，把我的遭遇告诉了他们，还说我病了，好心的阿姨、叔叔听到以后，他们给河州叔叔400元钱让他转给我，让我看病。我怕俺叔俺婶知道了，于是把钱储蓄起来了，谁能会想得到呢？不知谁告诉俺婶人家给我了400元钱，星期五的晚上她就说：“高闯，明天你去你姨家里，听说人家给你寄了400元钱，那钱也不光是你姐的，还得有你一半。”
高闯知道我把钱存起来了，他说：“人家没寄钱”。谁知，她把高闯的东西全扔到了外面，还说：“不管你了。”星期日的晚上，我回来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婶，高闯呢？”她说：“不管他了，他想去哪儿，去哪儿。”我疑惑地问：“高闯又怎么惹你生气了？”她没有回答。等我找到高闯的时候，那时家里什么也没有，我问高闯发生了什么事，高闯把事情全告诉了，我去找俺婶并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