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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采访者好像事先彼此约定一样，都询问同一个问题：偷渡者“为什么来到处于经济萧条低谷的日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回顾一下以往破获的案件。
1997年春。
在与东京入境管理局第二办公楼处在同一地区的东京都北区，入境管理局的便衣警察为了侦查非法逗留的马来西亚人，连续数日清晨查看一家高层公寓里居住的外国人。但是，却发现与所查看的公寓相隔数栋的另外一家公寓，每天早晨6点半左右出来五六个头戴工地安全帽的外国人。
“奇怪呀，工地工作计时工资高，但很累，长时间在日本的非法逗留者不会干这种工作，或许是刚到日本的偷渡者。”
产生怀疑的警察们在查看结束时，顺手牵羊地把“安全帽”们也同时拘捕，经审问了解到其中居然有来日还不到一周的偷渡者。
“这几位老兄确实运气不佳！”甚至警察都对拘捕的偷渡者深表“同情”。
绝对没有替偷渡者的行为辩护的意思，但是，这一案件最雄辩地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即日本的经济需要单纯劳动者。的确，福建人不断集体偷渡到日本，这也是因为有接受他们的“平台”，即前文提到的过去的“黑户口”就学生——日本正在使用的单纯劳动者。
冷静地观察国际形势，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正进行着大规模的劳动力的移动。就连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都有300万外国工人工作着。而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大国日本，与马来西亚的方针原则不同，其实际经济已经发展到离开外国劳动者就无法生存的地步。在集装箱案件案发前不久，有人检举揭发了位于六本木十字路口的“杏仁”咖啡店，原因就是那里非法雇佣非法就业者。但是，“杏仁”老板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
“刊登招聘广告，但是日本人不来应聘，没办法，只好雇佣没有就业许可的外国人。”
虽然是辩解之辞，却揭露了一种事实，触及了一个问题的核心。
华人有句古语叫做“水往低处流”。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正是高处积水；而人手严重不足的日本却像低处空谷。1979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开始允许人们出国，这样，中国围堵剩余劳动力这种积水的堤堰就出现蝼蚁之穴，溢出涓涓细流。正在这个时候，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倡“计划接纳100万名留学生”，这无疑是把堤堰上的蚁穴扩大成缺口。
为了实现国际化，这一接纳留学生的计划本身，不失为高瞻远瞩之策，但关键是日本还没有调整好接受如此大量留学生的部署，结果，民办的甚至临时拼凑的日语学校就成为接受留学生的平台。实际上作为教育设施，当时很多日语学校是不合格的。非但如此，其经营者原本就不是正人君子。因而，其中部分日语学校甚至堕落成教授外国学生伪造文件、诈骗钱财等违法犯罪方法的黑窝。
另一方面，对希望来日的候补就学生的学历等，也不按照日本教育机关的规定进行公正、严格的审查，导致很多远远不够留学生资格的所谓“就学生”也轻易地达到来日本的目的。
这就是引起今天在日本的外国人犯罪这一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仔细观察在日本犯罪的华人，就会发现他们不是偷渡者就是原先的就学生，几乎没有例外。最近，虽然也有从日语学校出来升入大学的人，但其就学生的“出身”却不能改变。在以大学的留学生、研究生的资格来日本的华人中，犯罪者却微乎其微。
如果当初制定学历审查等条文，认真把关，扎实地做好部署之后接受留学生，那么，大概就不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在日本的外国人的犯罪问题。
接受进来之后任其自生自灭，正是日本方面在留学生问题上的失策，终于酿成在日本外国人特别是就学生中那种为了谋生而不择手段的恶习。而存在于日本社会的歧视外国人特别是歧视亚洲人的风气，以及以外汇使家乡亲人过上体面生活的荣显心理，又给奔跑在犯罪道路上的这类人找到把犯罪行为合理化的“理论根据”。
1997年6月15日在日本发行的华文报纸《留学生新闻》上，刊登一篇以“蛇头”为笔名、题为“我有何罪”的怀疑理智与常识的大块文章，仅从标题和署名就令人感觉到那种向法律和社会常识挑战的汹汹气势。而且，阅读该文，更会明了文章的执笔者所署之笔名符合其真实身份。奇文共欣赏，抄录一段如下。
去年，我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它已经不复当年那离别时的模样，几乎使我误认故乡是他乡！一排排单门独户的西式住宅楼，一条条水泥铺修的马路，一辆辆风驰电掣的崭新摩托车……这些变化，大概就是我的“极恶大罪”吧。我在银行问职员，从1990年到现在人民币和外汇的存款增长了多少倍？银行职员高兴地告诉我，至少是200倍，如果保持这种势头，那么五年后，这个市将成为全国首富。
我拜访了100多户人家，他们都把我当贵客招待，甚至有人说，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全仗着我了。在日本我也出席过很多结婚典礼，在那里也有很多人感谢我使他们夫妻偿相思之愿、谐百年之好。
想要到国外的人，都是大人，理智健全，海外有亲戚或朋友，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商量，把事情办好，我绝不骗人。
我向摇笔杆子的人（这是指著书批判蛇头行为的我）进一言，请到我的家乡福清和长乐走走，看看那里人们的生活，了解我们蛇头和偷渡者！我们为了使自己的故乡变得更美好才这样做（介绍偷渡）的。我的功大于过，时间终将证明这一点。
实际上，这篇文章是针对我批判蛇头的言论所进行的反驳。
而且，时至今日，支持他们行为的这种论调，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甚嚣尘上。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的犯罪行为合理化，仍然不断地向日本输送偷渡者。
事有必致，理有固然。劳动力从多余的地方向缺少的地方移动，即使从经济原理、市场原理看，也是固然之理，必致之事。只是中国改革开放，日本“计划接纳100万名留学生”，在围堵中国剩余劳动力的堤堰上，先穿透蚁穴，后打开缺口，把涓涓细流变成滔滔大水引向日本，从而促进、加速了这种劳动力的流动。而人为地去制止，往往是徒劳的。
截止到1998年，具有正式侨居资格生活在日本的华人23万，加上非法逗留的华人超过30万，倘若算上偷渡者，那么这个数字还将增大。日本的华人社会在这种内外形势的作用下，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剧膨胀。
这种形势在日本迎来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适合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现状。
东京入境管理局曾在筑地市场展开集中取缔非法就业者的作战，拘捕在那里工作的59名外国非法逗留者。
在被称为“东京厨房”的筑地，包括周围的店铺，多的时候常常有600名外国人工作，其中非法逗留者和偷渡者主要是华人，占一多半。大家对东京入境管理局的取缔行动都胆战心惊。尽管是3K工作，但计时工资较高，若丢掉这里的3K工作，那么今后只能喝西北风了。
逼上梁山的华工互相串联，组织地下工会，罢工一天。那天没有上班的华工相当多。接受我采访的福建省华工头头这样说：
“我们罢工，最吃不消的是支撑日本人饮食生活的日本企业。老板们采取对策，派出日本职员侦察，在筑地入口监视入境管理局的人员是否准备出动，保护我们的安全。对于筑地来说，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在工作现场，我曾采访很多非法就业者、偷渡者以及雇佣他们的老板，前者根本没有犯罪意识，说什么：“逾期逗留和偷渡入境的确不好，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违犯日本的法律。凭自己的劳动赚钱，这有什么不好？”
后者也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说：“因为日本的年轻人不来干这活儿呀。”和前文“杏仁”老板的理论同一口径。
或许很多日本人在想，日本正处于严重的企业倒闭、人员解雇的困境，难道不因人浮于事而苦恼吗？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分什么地方。在3K工作现场，却依然如故，人手不足。千叶县铫子市是日本屈指可数的渔场，担负大量水产品加工与流通的重任，素有“东京厨房”的美誉。但是，那里竟有700名华人研修生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工资也被黑心的水产工会从中揩油，每月只3万日元左右。雇佣中国研修生的水产品加工公司，也对水产工会从中揩油的行为背地敢怒而当面不敢言。原因很简单，倘若触动水产工会的逆鳞，失去华人研修生掮客的欢心，那么今后还能雇佣到廉价的劳动力吗？
另外，接受我采访的华人研修生也这样证明：
“我所在的水产品加工公司，三个月内雇佣五名工人，其中三人只干一个月多一点儿就不干了，剩下的二人是巴基斯坦人。”
这就是日本的现实。只要需要单纯劳动者，在日本偷渡者就不会绝迹。
第八章 偷渡在继续奇异的地下银行机制
在媒体采访中还有一个常常被提出来的问题，那就是华人偷渡者在日本打工挣到的钱是如何寄回中国的。
用下面的案件说明这个问题。
1997年6月，一个住在大田区的28岁华人男子，被其他华人犯罪团伙袭击，抢走现金317万日元和现金提取卡将近160张。负责搜查的警视厅蒲田署很快就以抢劫伤害嫌疑逮捕两名歹徒。从歹徒潜藏的地点大阪市内的公寓查抄到罪证。
逮捕了罪犯，查获到罪证，看来案件应该了结。但是又出现新的疑点，就是被害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现金卡呢？经过进一步审讯，案情又有了新进展。原来这个男子是在日中之间进行非法汇款的“地下银行”汇款员，三年半汇款金额高达20亿日元。
这两年，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常常出现“地下银行”这一词语，这种“地下银行”与日本人毫不相关，但是对于生活在日本的很多华人特别是非法逗留者、偷渡者以及蛇头、盗窃集团等犯罪团伙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机构。非法逗留者和偷渡者没有正规的身份证，他们的住处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通过正规银行往家乡汇款很不方便，这样，作为汇款的手段，他们就使用地下银行。蛇头或盗窃集团等犯罪团伙，汇款的金额都特别巨大，倘若通过银行，就可能被警察发觉，这样，他们汇出非法获得的大笔资金，当然也乐于使用地下银行。
地下银行用一个人或极少的几个人，把数十亿日元的巨款，在极短的时间内汇到中国大陆或香港地区，之所以能够稳如泰山地运作，也是有其特殊方法的。
日本人肯定认为人们绝对不会委托不知底细的人汇款，但是问问那些通过地下银行汇款的福建人，他们却说地下银行比正规银行手续费低，送达时间极快——一般委托汇款后一两天内现金就到家乡，确认家里接到现金后，再把钱如数存到地下银行有关人员指定的银行户头就可以了，绝对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