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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美国。
“让大家转个大圈再到美国，就是要把‘日本人旅游’这出戏演好，美国移民局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肯定能够成功的。”
离开曼谷前，蛇头这样对我们说。
但是，在维也纳国际机场换乘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时，被奥地利警察看出来。唉，太倒霉！您说，我们村子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有很多都去了美国，可为什么就我们这一伙在维也纳被抓住了？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日本护照被没收，又蹲三个月监狱，幸亏引导我们的蛇头有良心，把我们保释出来，又从曼谷寄来新的日本假护照，这回，让我们去德国，不用坐飞机，坐车就行。蛇头告诉我们，德国出入境检查较松，肯定能通过。
从维也纳用车把我们拉到接近德国的萨尔茨堡，后来混到观光旅客里面，想要进入德国，但是又被抓住，关进监狱，前几天即5月4日才被放出来。
可是，被抓住的共有11个人，其他10个人刚放出来就被送回中国，为什么就把我一个人扔到萨尔茨堡的大街上了？身上带的钱全花光了，又没有去的地方，我想要是不回维也纳就没辙了，可身上分文没有哇，所以，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从萨尔茨堡硬是走回维也纳。找到中国大使馆，大使馆说是我丢了中国护照，等确认身份后，发给回国需要的旅行证，可问题是大使馆不给回国的飞机票哇。
现在我睡在维也纳车站，身体也不好，好像低烧。离开福建时，75公斤的体重，现在只有65公斤了。这样下去，大概得饿死维也纳。先生，可怜可怜我吧，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您的大恩。
说完，郑先生旁若无人地放声大哭。我本想说他自作自受；可又一想，无论怎么说都是炎黄子孙，不能见死不救；可又不知怎么帮助他才好；想了想我拿出足够他生活一周的奥地利通货先令塞到他手上。然后，替他求奥地利华侨总会的熟人无论如何想想办法。那位熟人默默地听完我的一番恳求后，却慢条斯理地开始了说教。
“我虽然反对偷渡，但是对那些走投无路来求助的偷渡者，起初和你一样，也尽可能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这种人太多，我们又不是慈善团体，实在是应接不暇呀。如果你不信，你就在这房间值一个星期的班，我相信用不了几天，不管你有如何善良的菩萨心肠，你也得惊叫着逃之夭夭。华人偷渡问题，已经发展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是国际化的社会问题，只要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单凭海外的个人或华侨团体之力，即使能救助一两个偷渡者，也于事无补。”
我的确无法反驳。但话尽管这样说，据说那位心慈面软的熟人还是把郑先生介绍给维也纳市内的一家中餐馆，供他一日三餐。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华侨救助徘徊街头的偷渡者
过后，听那位熟人向我介绍情况，我很奇怪：“啊，只是供饭哪！”他苦笑着对我说：
“此外别无良策——你不知道有的偷渡者脸皮有多厚，我曾劝那个姓郑的，我给你找一家中餐馆打工，干到挣出来回国的钱，可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一个劲儿地管我要钱，买回国的机票，根本不想打工。他们只梦想发财，却不愿意流汗干活。最能让他们懂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好老师，是蛇头。因为要是不支付讲好的成功报酬，那就可能被干掉。而他们没钱，除了劳动挣钱保住性命之外没别的法子，这样，就在蛇头指定的地点，夹着尾巴拼命地干活，把挣来的钱交给蛇头。如果这样惩治一次，他们就明白劳动如何重要了。”
我知道，这位朋友不是吹捧蛇头，而是挖苦偷渡者。当时我觉得有些刻薄，但现实却是更无情的嘲讽。
听说有很多中餐馆向素不相识的偷渡者提供饮食和零花钱，我非常想拜访这些中餐馆的老板，就急忙调整采访日程。
次日，我走访维也纳中心街盘林库旁边的中餐馆洲际饭店（化名）。
洲际饭店正对一条大道的十字路口，东西南北，车来人往，交通方便。经营管理饭店的是老板的夫人古太太。
古太太拿来碳酸矿泉水待客，然后就讲述关照偷渡者的理由。
从罗马尼亚去意大利、法国、荷兰的偷渡者都经过维也纳，因为奥地利入境审查不严格。到现在我已经关照过100多名偷渡者，最让我吃力的是我丈夫因事回国的1985年1月到4月。那四个月，少的时候，也要照顾五个人；多的时候，要照顾九个人。
有一天，偶然路过维也纳站前的台湾人给饭店打来电话：
“在维也纳站前，有个华人妇女，带着五个孩子在那儿哭——她好像是来自大陆的偷渡者。”
我赶紧把工作交代一下就乘出租车去到站前，果然有位带着五个孩子的妇女，我用华语向她招呼一声，她一下子把我抱住，声泪俱下地说“救救我吧”。
据说蛇头告诉她在维也纳站前有人来接她们，可不知哪里出了差错，接她们的人没有来，我要不帮助，她们只能露宿站前。既然去了，就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就把她们六个人带回家，腾出一个房间让她们住了两周左右。当然还得管饭，而且既然让她们住进来，就是客，饭菜也不能不讲究。我又挂国际长途，通知她住在法国的亲戚来接她们。
我自己在站前看到穷途末路的偷渡者也带回家里来，那是一个20多岁的男孩，据说他们全家都去法国，途经维也纳换车，因人多拥挤，就和走在前面的家里人失散了，一个人流落在维也纳。而且也不知道法国的联系地点。
我让那个青年住了48天，终于求我在法国的亲戚，查明他全家人的住处，办理入境法国必要的手续，连车费都是我垫付的把他送走。临出发，再三叮嘱：“到了法国见到家里人，一定打个电话过来，否则我惦记着。”结果总是接不到电话，我实在放心不下，就往法国打电话，听说全家人早就团聚了。那时，我也真生气呀！
我一边喝着古太太倒的碳酸矿泉水，一边听她讲述，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插一句：
“垫的车票钱他还给您了吗？”
“唉，还啥呀！我照顾的那100多人中，少的，我得花2000～3000先令；多的，我得花15万先令啊。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还给我的。
“出现偷渡者，最为难的是我们这些已经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我也不是对偷渡者怀有好感，可一旦有个偷渡者站在眼前，听说背着那么沉重的债务来到海外，总是抛不开同是华人这种观念，所以，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听说偷渡者到达目的地，有相当多的人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小一年的时间，但是又没带多少换洗衣服。这样，我就给他们买冬装，代他们挂国际长途，这都要花钱。所以，我们家的电话费比普通家庭高得多，每个月都超过12万先令（约12万日元）。”
“12万先令确实太多了。”
“有时也后悔，有病啊？为什么干这种费力赔钱的事儿？可是一看见流落异国街头、哭天抹泪的同胞，就忘了后悔的事儿，还是把他们带回来。唉，女人哪，总是见不得眼泪。”
古太太不好意思地笑了。
“不过，您救助过的人，他们一定对您感恩戴德吧。”
“要是图他们感恩戴德，我就不干这种事儿了。”
古太太一脸严肃地回答，出乎我意料。
“我关照的偷渡者有100多人，其中只有一个人，在第二年正月打来电话。其他的人，别说电话，连封信都没有接到过，那也花不了几个钱哪？但是，尽管只有一个人，只说了句‘多谢您那时的关照’，我也消气了。本来要是图他们感谢，我就不会伸手帮助他们。”
但是，无论古太太如何宽宏大量，这些人也太过分了，反倒是我忿忿不平。对救助自己脱离窘境的恩人，100多人中只有一个人表示了感激，这些人也太无情无义了！这是我在维也纳了解到的华人丑陋的一面。
“没关系，您也别往心里去。”
反倒是古太太亲切地安慰我，我一时语塞，竟忘了不知要采访她什么。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诈骗同胞的偷渡者
见我一时无语，古太太却主动问我：
“听说您昨天采访了刚出监狱的那个福建偷渡者？他也来过我们饭店，是为了向我丈夫要回国的机票钱。”
“那位郑先生也来过这里？”
我很惊讶，那位庄稼汉郑先生居然有很强的活动力，和昨天谈话时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大一样。
听古太太说，好像郑先生到处讨要飞机票的钱。古太太曾劝他说“您打工赚钱买机票吧”，他推托有病不能打工，于是古太太说“要是不能打工，您可以午间和晚上到这里来吃饭”，又给他500先令，让他住在站前旅馆。
听了这话，我张口结舌。郑先生在我面前对这事儿可没吐露一个字——虽然是偷渡者，但流落街头，困于饥饿，奄奄待毙，随便求到哪一位同胞面前，谁能忍心见死不救？我也是出于这种同情心，给他几百先令。看来是被他抓住这一点，又上当了。
傍晚，和《欧华》主编常恺先生一起走进维也纳森林中的“新葡萄酒”酒家，坐在葡萄架下，听着演奏音乐，浅斟慢饮。听完我讲述郑先生的事儿，常先生不无讥讽地说：“怎么？还没到一星期，就不想干慈善事业了？”
我默默喝着葡萄酒，常先生瞥了一眼就谈起来自己的经历。
起初，我也很同情他们，只要力所能及，都尽量帮助。
有一天，一位福建偷渡者来到奥地利华人总会，他在一个离维也纳很远的地方的中餐馆打工，但是患了胃癌，不能再打工，想要回中国，但是没有钱，要求总会给他买回国机票。我很为他伤感，就答应为他想办法，并打发他先回去。
然后，我给他打工的那家中餐馆的老板打电话，以总会的名义，要求他给胃癌偷渡者买回国机票。但是，还没听完我的话，那家老板就怒吼道：“那个混蛋，这回又去骗总会吗？”
我仔细了解事情的原委，原来那位偷渡者也向老板编过同样的瞎话，老板信以为真，就给他几万先令。但是那位偷渡者拿着钱到匈牙利等地去旅游，把钱都挥霍光了，最近，又偷渡入境奥地利。他以为华人总会在维也纳，不会知道那么远的地方的事儿，想从总会骗出点钱。
第二天，“胃癌”偷渡者来听回话，我压着满腔怒火，若无其事地问：“听说前些日子去了匈牙利，是泡在赌场里吧？”听了我的问话，那位“胃癌”偷渡者慌忙跑出房间，再也没敢到总会来。
周围已经一片漆黑，酒足饭饱的人们，现在都高声地唱起来，欢快地跳起来。我向穿行桌间的小提琴乐师点了两次《蓝色的多瑙河》，想用优美的华尔兹旋律与洁净的多瑙河波浪冲洗我郁积在心中的烦闷。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新华侨预备军的日常生活（1）
我耳朵听着《蓝色的多瑙河》，但心又飞到工作上。下一步，我不是要追踪流浪汉郑先生，更不想去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