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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北京之旅勇气来自历史潮流与民意驱动
北大是中国现代新思潮的发源地
北京大学是我们大学里面的翘楚，也是中国现代新思潮的发源地。蔡元培先生有两句名言：寻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在这种自由包容的校风之下，长久之下北大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培育了很多精英分子。尤其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可以说都能够挺身而出，各领风骚。为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做了很大贡献，尤其是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感时、伤时、忧国的情况。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回忆这些，心里可以说非常感动。我的母校，也是我服务多年的台湾大学，师生也能够参与“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各种活动，曾成为两岸高等学术人才的一个荣誉。
1949年之后，北大好多老师和同学像种子一样，跨洋过海到了台湾，把自由的种子带到那里，在那里开花结果。包括胡适、傅斯年、毛子水等，他们后来都在台大当教授，大家非常欢迎他们的教导。尤其是胡适和傅斯年先生，都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傅斯年先生当过北京大学的校长，后来出任台湾大学的校长。直到今天，台湾大学里那个幽静的傅园，那个回响不已的傅钟，都是台湾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生活的一部分。简单地讲，自由的思想，北大、台大系出同源，可以说是一脉相传。尤其在大陆，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个自由的堡垒，隔了一个海峡，相互辉映。
今天来到北大，我也愿意回顾一下。中国近百年以来整个思想的发展，应该也可以说归功于北大。大家都知道胡适先生提倡自由主义，那是代表一种自由、民主、繁荣、进步的创举，也曾经引起了很大的回响。但是我们仔细地看，自由主义这个思想在中国走的是一段坎坷的路，不是很顺利，也不是很成功。记得在那个年代，胡适先生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谈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面对重大的社会问题，提出问题趋向的一个态度，要大家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这是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的桥梁。那个时候，胡适和李大钊先生经过了一系列的辩论，那个题目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想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一个正常的时刻和环境之下，也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大部分还是在知识分子中间？
简单地来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那二三十年。你看看这个国家所面对的是什么？是中法战争，是甲午战争，是八国联军，是日俄战争。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下，中国的人民实在是没有一个冷静思考的环境。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个深刻理念，在校园里百花齐放，百家齐鸣，但在最后，能够吸引、号召青年人的，不外乎还是以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三民主义的路线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两条路线。
今天，北大已有107年了。来到这里，好像把我们带回到了一个近代中国史的时光隧道里。因为在这里，不但是人文荟萃，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浓缩的整个近代史。
勇气来自历史潮流与民意驱动
大家还要想一个问题，中国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们到底要选择哪一条路？在找寻答案的时候，我们历经曲折，历经挑战，走了不少冤枉路，我们得到了很多惨痛的教训。但是身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百折不回的决心和勇气。因为在各位的肩膀上，要担负的就是历史责任，要为广大人民找出路。
如何能够让整个中华民族不要再有战争和流血，如何能够实现和平，如何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准，如何维护、不断提升我们国际的竞争力———这些重担都在各位的肩头上。一肩挑起来，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伟大格局。用什么话来形容这样的格局和勇气，并带领我们找到一个正确的历史方向和目标？我想了再想，把它归纳成12个字，那就是希望各位能够“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
虽然这话有一点老古板，好像古董一样，但毕竟是我们老祖先心血的东西。用现代的话来讲，我想这12个字可以缩减成8个字，那就是大家一定要“坚持和平”，我们大家一定要“走向双赢”。
当然有人会问我，你的勇气不小，你的基础在哪里。我要在这里跟各位坦白“从宽”。我认为这个基础在于历史的一个潮流，在于民意的一种驱动。历史的潮流、民意的驱动让我、让许许多多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勇气，能够来提出来。
关键的时刻做了关键的决定
什么是历史的潮流？大家都知道，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都以中国的富强、康乐为目标，但是不幸，日本铁蹄的侵略阻碍了、终止了这个国家文明的建设以及现代化的进程。
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对于国家所应该走的总路线又有不同的看法，它的结果是以内战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到今天，一条海峡阻隔了两岸，不晓得阻隔了多少家庭，造成了多少不幸和哀怨，尤其还形成了若干民族之间的嫌隙，尤其到今天回荡不已。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样一个历史的中间，关键的人物在关键的时刻做了关键的决定，扭转了关键的历史方向，这是惊天动地了不起的事情。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蒋经国先生和邓小平先生。
蒋经国先生推动了“十大”的建设，为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而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不但转换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而且深化地、全面地提升了人民生活的水平，这都是跨时代、了不起的作为。
蒋经国先生晚年的时候讲，他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很多人愣了一下，但是事实上代表了一个内心的忧虑———大陆和台湾共同的未来要怎么走。
小平先生讲到，改革开放的路线要管100年，用他四川的话讲“动摇不得”。因为没有动摇，今天大家看一看，大陆的经贸的发展，经济的成长，可以说样样都是名列前茅。
我59年前离开上海回到台湾，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年轻人。今天来到大陆，所看到的一切情景已跟我的记忆完全不吻合了，所以我是怀着一个祝福的心，一个持续不断期盼的心，希望这块土地能够更快速地来发展。
大陆在整个的发展层面，除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层面也很快速。比如说现在我了解到，在很多基层，所谓定点的民主选举制度，在《宪法》里面也提到，财产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我相信这都是正确的历史方向，都是值得鼓励的历史的步伐。
当然，整个的政治改革，无论是脚步，无论是范围，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但是我必须要讲，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两岸所走的路、走的方向，已经使我们两岸无论是在差异还是在差距上，是越来越缩小，这是历史的潮流，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第四部分：北京之旅化刀剑为犁锄 化干戈为玉帛
不能让“民粹主义”取代民主的思想
再谈谈所谓民意的驱动。我这一次到大陆来访问，我说“来得不易”，因为有若干的人很迟疑，甚至于有一种批判，认为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进行所谓第三次的国共和谈，认为我的目的是要“联共制台”，估计那个“台”下面还有个“独”字。
我在这里要提出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同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扭曲。因为讲这种话是从一个僵化的思维、冷战内战时期的一个思考来看问题。时间的确对他们来讲过得太快了，让他们还留在20世纪甚至于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我们今天怎么不能够重视当前，怎么不能够放眼当前，来共同展望未来，来开创未来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以善意为出发点、以信任为基础、以两岸人民的福祉为依归，为民族的长远利益为考虑呢？以人民为主、幸福优先，我想这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台湾2300万、大陆13亿的人，我们所有的人民，大家会共同支持的一个方向。
今天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人民所支持的，我们搭桥铺路，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两岸的对峙、对抗、对立，甚至于对撞，他们愿意看到的是两岸的对话与和解，大家的相互合作。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去年底，台湾进行“立法”委员的选举，我们非常明确地提出“走对路才有出路”。台湾走对路才有出路，我们认为不能够让“民粹主义”取代民主的思想，不能够让“制宪”、“正名”、“去中国化”、武断的“台独”时间表来打破我们整个幸福的基础。
所以我们提出我们的看法，其结果我们都知道。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有几十位，他们都要来，我说不行。我说我们不能放空营，人家会偷袭。但是，我想从他们的当选，他们的得票，你可以看到人民的趋势。
两岸合作不只是双赢而是多赢
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过去，就像丘吉尔讲的，永远的为了现在和过去在那些纠缠不清的话，那你很可能失去未来。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我认为我们的愿憬要回到自由的思想的发源地———今天的北大。这就是多元与包容，这就是互助与双赢，这就是现状的维护与和平的坚持。
网络资讯的时代本来就是多元化的时代，何况我们本身就有多元的基础，少数的基层、不同的政治主张等等。这样多元的社会一定要有包容，就好像蔡元培先生所讲的包容。
怎么样来了解有没有包容呢？检验有没有包容，很简单，理性地沟通，相互地尊重，取代所谓激情的谩骂跟批判，这就是包容，很简单。蒋梦麟先生也是北大的校长，他讲所谓那些背后拖着长辫子的保皇党和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大家在一起讨论问题，互相笑谑，那就是包容，北大的风气。
第二，我要讲互助和双赢。今天市场经济已经席卷了全球。但在自由经济的体制之下如何维护和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只喊口号，要落实，而维护提升竞争力惟一的就是一定要合作，一定要创新。
今天，对于两岸的关系，我们不但是互相依存，而是互补互利，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情况。所以我相信，台湾在创造了第一次经济奇迹之后，现在正在迈向第二次的经济奇迹这条路上。大陆今天所面临的也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所以中华民族这种现代化，这种富强康乐，已经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而已了。尤其在即将面临的未来，我要讲，我说两岸合作赚世界的钱有什么不对啊？
我们一定能够来实现所谓如虎添翼的加成的效果，这种加成的效果不是双赢，实际上是多赢的。东南亚的国家，亚洲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哪个国家不关心两岸，都关心，两岸的和平、互助双赢，对大家何尝不是一个多赢啊？所以不只是双赢，而是多赢。
第三个，坚持我们的和平，维护一个稳定的现状。维持所谓的现状，不是一个静态的，不是一个退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