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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等等，他们就自己释放出来的那种毁灭性力量辩论着究竟该怎么办，有些人甚至主张成立一个世界政府。西拉德赞成以条约来限制核武器。他和莱德伯格初相识于生物学研讨会上，两人一见如故，后来便常常见面。莱德伯格说，西拉德成为“我的第一个公共政策科学家的楷模”。
1967年，莱德伯格在他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尝试移接基因。试验没有成功，但他从中看到了前景。他的结论是在实验室创造新的生命形态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可能。从威斯康星大学转到斯坦福大学后，他继续做该实验，正是这所在加利福尼亚的大学，几年后成为遗传学革命的中心。
越战期间，反对生物战的全国性浪潮迭起，莱德伯格成为《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在1968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创造合成基因将随着“系统构筑”新的疾病病因和“最危险的灭绝性实验”而威胁人类。他号召终止细菌战，称“时间已经不多了”。
莱德伯格私下里还积极鼓动结束政府的项目，向领导人通报他所预见到的危险。1969年3月，他致信迪特里克堡的科学主管赖利·豪斯赖特提出的供讨论的问题。对生物武器，他问道，“到底哪里才是彻底的终结呢？”“生物武器的扩散能够得到控制吗？生物武器会被采用为一种游击战术吗？反制的手段是什么？”这是较早提出，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生物恐怖主义。“我非常担心这一点，”他写道，“但又战战兢兢不敢提出，害怕会使这种罪恶的念头进入某些人的头脑。”
1969年晚些时候，他告诉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允许进行生物武器新的开发“就好像等于是我们同意安排把氢弹放在超市里出售”。尼克松的禁令同年生效以及华盛顿开始谋划一个全球性的条约后，莱德伯格应政府之邀向联合国提出建议。1970年8月，他在日内瓦向联合国裁军署做了一次演讲，数十年后该次演讲被视为一个转折点。科学的最新进步预示着一场军备竞赛，他警告说，“其目标恐怕就是要以最有效的方式将人类从这个星球上消灭。”昆虫传染已经扫荡了美国的栗树和欧洲的葡萄，他说道。现在人类面临着类似的危险——“就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导致的危险”。他说，这种危险激发了“我自己的道德困扰，那就是我投身于其中的事业，对我身处其中的人类而言，究竟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诅咒”。他补充道，“我们整整一代生物学家，以及此时正在读书的更年轻的学生都将直面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境。”
第二部分曝光（2）
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始签署，100多个国家支持公约提出的消灭生物武器的目标，宣布细菌战“违背人类的良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民间的科学家开始了认真的基因革命。
它起始于一次午夜的小吃。1972年，在斯坦福医学院，莱德伯格的一个青年同事斯坦利·N·科恩，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物化学家赫伯特·W·博耶，两人一起在夏威夷参加一个会议。某夜，科学家们在一个餐馆聊天时，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小组，也许可以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把脱氧核糖核酸从一个有机体转移到另一个有机体，创造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他们想把完全不相干的有机体的基因合并——例如，不同细菌的基因，甚或是植物和动物的基因。
科学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发现了酶是如何使单个基因脱离脱氧核糖核酸的。把基因从一个有机体转移到另一个有机体则是更大的挑战。科恩和博耶在早期的实验中看到了希望，这些实验显示了在自然界中病菌是如何实现这种转移的，发现基因在细菌之间自由通行的脱氧核糖核酸小圈上移动。莱德伯格将它们命名为细胞质基因。研究人员还在不久前明白了如何把脱氧核糖核酸的切片粘合在一起，预示了一种有意思的可能性。或许从一个有机体上切下的基因在它转移到另一个有机体时可以搭乘在细胞质基因上。理论上，科恩和博耶认识到，基因工程或许是简单的。两位科学家可以从一个有机体上切下脱氧核糖核酸，将其粘在一个细胞质基因上，然后转移到另一个不相干的生命形式中。
回到加利福尼亚后，两位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同事着手干上了。几个月后，他们成功地创造了第一个重新组合的生命。他们没有发明基本的技术，但他们运用技术的新奇方式迅速创造了一个兴旺的新领域。
认真的工作开始于1973年初。博耶和科恩的第一批实验集中在大肠杆菌，这是人的肠道中一般的温和细菌。他们从不相干的细菌中切下一个抵抗青霉素的基因，把它移接到大肠杆菌。接下来的测试表明实验成功了。新的细菌如今获得了对青霉素的免疫。1973年7月，他们迈出了更大的步子，把南非有爪蛤蟆的基因移接到大肠杆菌。新的细菌成功地繁殖，其后代有着蛤蟆的基因。科学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合并了细菌和两栖动物。实验过程显示了不仅是细胞质基因，而且还有病毒都可以进行修正，用以注入异类基因，其目标不仅包括细菌，也包括植物和动物的细胞。
在1973年的成功之前，没有人知道一个有机体的基因是否可以在另一个有机体中起作用甚或存活。科恩和博耶的工作表明是可以的。此外，他们还展示了越过物种之间的古老壁垒，甚至越过动植物的界限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在众多的相互作用里，有一项是非常实际的作用。由于细菌被改制和繁殖，科学家发现他们的创造是可以编排的，以便制造不同的产品，诸如胰岛素或其他生物合成物。这个过程即为基因表达。一个细菌每半小时分裂一次，因此，在一天之内，一个细菌母体能够生产出数以亿计的相同后代。细菌可以被用做为生产各种产品的巨大工厂。
当这项成功被公诸于众时，科学家开始担心新的生物学可能会意外地把破坏性的新的有机体释放到环境中去。意识到这种危险，科恩和博耶谨慎地嵌入那些已在自然细菌种群中存在的基因，或无害的基因。然而，担忧还是越来越大，科学家因此号召暂时停止这类工作。
1975年2月，在一所俯瞰太平洋的老教堂里，顶级生物学家聚在一起搞出了在这个新生的领域中进行研究的指导方针。在阿西洛马会议中心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后起之秀，也有该领域的老前辈，包括莱德伯格，他惟恐对和平的工作施加限制，担心这类限制会阻碍遗传学研究的进展。一共有90位美国的和50位外国的科学家出席了会议，包括来自苏联的一些科学家。
会上有一批科学家警告说，五角大楼也许会使用遗传工程为生物战制造新的细菌，号召制定一个国际条约，禁止旨在制造武器的基因移接。这个提议没有得到响应。然而，在经过相当的辩论后，会议组委会达成了采取最严格安全措施的协议，其顶点是建议禁止最危险的一类实验——就是涉及那些把有害的基因植入人的基因，诸如肉毒杆菌毒素的基因。最终，通过了完全禁止这类工作的动议，虽然有5位科学家投反对票。
紧接着下一个月，即1975年3月，生物武器公约生效，3年的外交努力达到了顶点。然而该公约对阿西洛马会议提出的中心议题保持沉默：新的生物学蕴含的军事意义。公约指出，只要实验的目的是防御性的，任何研究都是允许的。但防御性的研究也可能看上去多半就像进攻性的。由科恩和博耶开创的基因移接增加了一个甚至更危险的复杂因素——创造超级病菌的力量。如果一个敌人可以用新的病菌击败老的疫苗与解毒剂，军方的科学家就有理由尝试难以想象的最致命的实验。他们又能如何评估或反制对他们的国家构成的新威胁呢？这种研究类似于防弹背心的生产商得到一种新的手枪来评估老的防弹纤维结构。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随着政府相继建立起评估组织以评价拟议中的研究是否安全，对具有潜在危险实验的禁令也告终结。基因工程起飞了，首先在高等院校，随后成为产业。莱德伯格和科恩这两个斯坦福的同事担任了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西特斯公司的咨询顾问，该公司力图利用基因移接的发现。它与其姐妹公司共同努力完成了按需设计的细菌，生产了人的胰岛素、干扰素和激素。莱德伯格1975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新领域“预示了自发现和制造抗生素以来对公众健康某些最具普遍性的利益”。
1974年8月，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民主党领袖带着新的好战情绪，并以对参议院的坚实控制，很快开始调查政府最近为何不再阻止用于战争目的的病原体开发。1975年秋举行了冗长的听证会，由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弗兰克·丘奇主持，他的目的是要揭露美国情报部门在隐蔽战线中的错误做法。对政府计划针对古巴或越南的生物战则不置一词。但听证会及报告却揭开了美国历史新的篇章，其特点就是迪特里克堡和中央情报局计划实施暗杀，并储藏细菌用来残害或杀害外国领导人。这种伙伴关系从1952年一直延续到1970年，但没有取得为人所知的成功。调查暴露了一系列筹划不够成熟的密谋，不成功的攻击，以及难堪的错误。
例如，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由于担心新独立的刚果倒向莫斯科，便计划暗杀帕特里斯·卢蒙巴，卢蒙巴曾当过邮电局职员，1960年当选为刚果总理。中央情报局考虑过众多候选的细菌，包括天花病毒，最后决定使用肉毒杆菌毒素，该毒素生效快、更可靠，产生的肺部和肌肉麻痹将迅速导致受害者的死亡。该毒素被送到非洲，但严密的保安使中情局特工无从下手，随后当反叛分子夺取权力杀了卢蒙巴后，该计划也失去了意义。
另一项曝光聚焦在肯尼迪政府，其时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后仍然热衷于干掉卡斯特罗。他们搞了一个很古怪的计划来残害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是潜水爱好者，他们便给他准备了配置好两种病原体的潜水服。贴身潜水服带着有毒真菌，呼吸装置则配有导致结核病的细菌，这是一种以咳嗽和肺出血为特征的潜在的致命疾病。后来，由于一个美国律师送给卡斯特罗一套没有配上中情局毒药的潜水服，这个阴谋也就泡汤了。
第二部分曝光（3）
随着国会调查的深入，他们发现即便在尼克松的禁令下达后，中情局仍然保留了一小部分库存，即病原体、细菌毒素、生物性毒药等，这些足以残害或杀死数以百万计的人。大部分药剂都储藏在迪特里克，其种类之多令人咋舌，不但包括相对数量较大的炭疽病菌，还有两种沙门氏菌，就是拉杰尼希静修会在他们攻击餐馆时使用的细菌：
炭疽杆菌（炭疽病）１００克
土拉巴斯德菌（兔热病）２０克
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病毒（脑炎）２０克
粗球孢子菌（溪谷热）２０克
猪布鲁氏菌（布鲁氏菌病）２或３克
马尔他布鲁氏菌（布鲁氏菌病）２或３克
结核分支杆菌（结核病）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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