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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玩的精神。有一次和美国朋友聊天，我谈到北大的学生往往在玩的时候有一种“罪恶感”，一边玩一边怪自己“堕落”，因为大部分中国学生都经历过漫长痛苦的应试教育阶段，在他们的心中，玩总是有一种负面的色彩在里面，必须节制。美国的朋友大声惊呼，这正好和美国学生对玩的态度相反，美国学生觉得不能够出去玩、不得不天天学习是一种很不“酷”的事情，他们经常抱怨的是“I can‘t believe I haven’t gone out for two weeks！”（我简直无法相信居然有两周没出去玩了！）。而且，对于那种埋头读书的人，在大学中被称为“nerd”（猥琐的书呆子），每个人都尽量避免被别人看成nerd。因此，play hard是一个成功的大学生必须要具备的素质之一。后来在我去美国Tufts大学和在摩根实习时，都有机会和美国孩子一起同住同玩，即便是在最繁忙的工作和期末考试阶段，大家仍然有一种“work hard， play hard”的精神。我们在实习的时候往往工作到半夜两点下班，然后大家去兰桂坊狂欢到三四点，第二天继续九点半回来精神抖擞地上班，公司的美国高层就非常欣赏这种“硬朗”的作风。中国的学生，如果没有在大学里养成良好的“玩”的习惯，看起来还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的。
（四）敢说北大学生不会玩（2）
张锐/任羽中
第二，玩的文化。在中国的大学文化中，玩的功能就是娱乐消遣；在美国的大学生文化中，玩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功能：社交。这也许不仅仅是文化差异，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大学生交际的圈子比较狭窄、固定，而美国的大学生交际的圈子一直处于高度流动的状态。这两种不同的人际交往的常态文化，既决定了“玩”的功能不一样，也反过来决定了玩的内容有所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玩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和新的人一起体验新的好玩的感觉。尽管这些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一想到我们98级法学院毕业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同学之间从来没有说过话或者彼此不认识，我就不由得苦笑。
其实，扩大自己人际交往的范围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关键在于要有积极参与的心态，每个人都要有乐于互相介绍朋友认识的热情。在大学里有的人甚至连班级组织的春游活动都没兴趣参加，这种在人际关系上的懒惰和消极实在不好。另外，除了和你班级里、同宿舍、老乡、高中同学之外的朋友一起玩，想一想为什么你在和你的朋友玩的时候不带上他们不认识的新朋友去呢？或者为什么不主动提出去参加和你并不那么熟悉的朋友的活动呢？也许一开始感觉有些不自在，但是当你能够很快习惯并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际交往能力已经得到了提高，而也许正是由于你交际圈子的扩大，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故事出现在你本来平凡的生活里。
（五）辩论的话题（1）
张锐/任羽中
辩论，是我希望与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话题。
从我的初中开始，“大专辩论赛”就突然成为了中国电视收视率极高的一个节目。电视媒体惊喜地发现，大学生辩论赛拥有吸引观众的所有要素：衣冠楚楚的辩手和富丽堂皇的辩论会场构成了优美的形式，引经据典的辩词和唇枪舌剑的辩论构成了令人愉悦与刺激的内容，优雅的主持人和幽默的嘉宾带来了明星效应的光环，另外，任何观众能够对每个台上的辩手品头论足并且做出自己认为谁该胜利的判断，甚至还可以意犹未尽地和家人同事对辩题继续讨论——这一切正符合电视节目参与性、互动性的国际潮流。最后，家长们一般还会结合节目对孩子们做出种种鼓励或者教育，节目的寓教于乐性又成为了一个亮点。而大学生辩论赛的辩手借助媒体的强势，也迅速成为了许多学生心目中的偶像，辩手身上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口才、机智、渊博、好学等等优点，成为了许多不能上电视而内心深处渴望被关注的学生模仿的对象。辩论之风一时间也风靡校园。
到了北大之后我进一步发现：北大人好辩，北大人也辩得好。长于思辨，勇于怀疑，敢论天下事，一直就是北大学生心中自我定位的形象和气质。北大的一位教授说，北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培养训练有素的怀疑者。怀疑者当然比较喜欢和人辩论。
而我参加辩论赛之初，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好玩的游戏。游戏总要有输赢，目的是满足人类争强好胜之天性。不管辩论双方如何斗智斗力，或者口若悬河，有战国说客纵论天下之势，或者言辞恳切，有良臣忠相痛陈时弊之风，但游戏终归只是游戏。可是，当辩论赛由于承载了太多成败胜负的患得患失时，就如同本来是弘扬大众体育精神的奥运会，最后变成了专业运动员一生荣辱所系，其结果必然是游戏精神的丧失和游戏规则的异化。
在辩论时，一个人的反应、性情、价值、涉猎、词锋……都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千人辩论，应有千种风格。然而，在几届新加坡大专辩论赛之后，许多人在听到中国国内的任何大学生辩论赛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过度繁复的修辞、华丽押韵的词藻、朗诵似的语速与表情、生搬硬套的名人名言，还有在自由辩论中的自说自话，使得听众觉得双方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支离破碎。这种辩风在一段时间内如此之盛行，孙东东老师干脆一言以蔽之：“花辩”。
“花辩”之风为什么会产生、盛行以至于到了最后泛滥成灾呢？究其原因，一是过分的追求辩论的观赏性，双方辩手在准备的时候更多地是考虑如何把话说得更漂亮，而不是如何把话说得更有道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来的辩论队伍对“花辩”刚刚出现在辩论场上所获得的成功的迷信，对权威经验的盲从，束缚了辩论思路和语言上的创新，最后导致的是亦步亦趋带来的沉闷与乏味。
（五）辩论的话题（2）
张锐/任羽中
与“花辩”相比较，有时候从台湾地区来的辩论队伍朴实无华的辩风、幽默生动的语言、临场发挥机智的妙言妙语，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喜，这种辩论，我称之为“素辩”。但是从比赛结果来看，“素辩”遭遇“花辩”时，后者胜出的概率却还大一些。
这是因为“花辩”的另一个特点在起作用： “花辩”一般都会为自己的立场设置一条固若金汤的逻辑底线，尽管面对一个充分辩证的辩题，任何只站在一方的逻辑都是不全面的，但是花辩的高明之处在于总是会寻找到一个价值立场，来弥补自己逻辑上的漏洞。当自己的逻辑被攻击时，价值就可以跳出来阻挡对方的进攻。这个策略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值得质疑的，但是在辩论中辩手过分依赖逻辑＋价值的“黄金组合”时，特别是如果辩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在价值层面上展开时，辩论有很大可能陷入到某种形式语言暴力的滥用中。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加强环境立法会促进还是会阻碍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命题，正方的逻辑可以是：加强环境立法——保护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大的经济发展，反方的逻辑是：加强环境立法——限制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对经济发展带来客观的限制作用。反方的逻辑漏洞在于：对经济发展短期的限制，从长远来看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反方把用于弥补逻辑漏洞的价值设立为：对经济发展短期限制导致的成本的承担者与未来长期的获益者并不必然是相同的，因此必须承认牺牲者短期遭受的经济发展不利的后果，否则无法实现应有的社会公正。这个看上去颇为复杂的价值在辩论中可以被简化抽象成为：加强环境立法，依靠环境资源生活的穷人会更贫穷，这就是对经济发展的客观阻碍。
有了这样一个看上去无法辩驳的价值后，在辩论中，反方一切攻击、防守的立足点都可以放在对弱者的保护这样一个简单的思维定势上，再加上鲜明、极端的例子，对对方逻辑的极端归谬，反方明显由于占据了道德上的优越地位从而在辩论中抓住了主动。
然而这样的逻辑和价值的设定，事实上是一种巧妙的篡改辩题的方法，或者说，是把辩题的重点巧妙地放在了一个可能并非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上。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满足己方获得更多话语空间和话语正确性的立场，其次也是因为在一场短短的辩论赛中，在每个辩手仅有2到3分钟发言的时间里，想要把现实中或者哲学意义上一个辩题的丰富内涵和其中复杂的相互作用剖析清楚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取胜的功利角度出发，必须把辩题本身可能复杂的、多层次的逻辑和价值选择简化成一个主谓宾俱全的简单句，把复杂的制度选择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事实上，这也可能正迎合了大众的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事先对问题背景一无所知的大众需要能够迎合他们常识判断、易于理解并产生认同的东西。
（五）辩论的话题（3）
张锐/任羽中
各种技巧、布局、推敲已经把辩论向着“真理越辩越明”的反方向越推越远。而大四最重要的一场辩论赛之前的小插曲，更真正地让我触动，由此决心不再参加这种被异化了的游戏。
辩论赛开始的前几分钟，由于休息室让给了对方的辩手，我在法学院办公室里紧张地踱来踱去，背诵着稿子。也许是听到了我的声音，也许他也正好要离开办公室，法学院的院长——朱苏力教授向我走了过来。苏力教授文风犀利，他写的文章从来以无可置疑的逻辑和思辩的力量征服读者，在上课的时候也如同一位杰出的演讲家、辩手。我颇带自豪地向苏力教授讲述了我们的辩论，请他给我一些指点，要知道，如果我们赢了，可是代表北大法学院赢了！
苏力教授并没有像我想像中的那样热情地鼓励或者回应我，他淡淡一笑：我是不懂辩论的。我懂得分析问题，但辩论并不是一个分析问题的好办法。理屈词穷者并不一定真正被说服了，辩论得很精彩可能讲得都不是道理。很多真理不是在辩论中可以辩出来的，也不是越辩越明的。
我被这个意外的、直率的评论打得有些转不过神来，但是隐隐又觉得这个道理其实是我一直怀疑和思考的，颇合我心。苏力教授向外走，半路转个身又说：在中国这种有着特殊辩论传统的国家，辩论中体现、强化的一些思维习惯不见得是好事。不过，祝你们好运。
看着朱教授的背影渐渐远去，我回味着他刚才这几句平淡中亦有深意的话，低头看见我准备的卡片，上面密密麻麻的用红笔写满着符号、例子，突然一种虚无的感觉在我的心底升起：我是在为了说明道理去辩论，还是为了辩论去说明一个道理？
“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古希腊的雄辩家克雷西多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当我一开口，我便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