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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她妈妈应该就是图书馆长，觉得外国人肯定本事大。
这会儿一看见范先生出现我们立马就紧张了，打算开溜。因为我们觉得她一向很严肃，在同一个院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她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时候，她笑眯眯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连忙点头。
我说：知道这是图书馆。我们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小人书看，再说也看看您。
那会儿我说话还是很慢的，和李燕比简直就是木木愣愣。这会儿，也不知哪儿来的词儿，张口就说完了。打算说完赶紧撤。
她很遗憾地对我们说，这个图书馆里没有小人书。我和沙贝赶紧说，那我们就走啦。我们一起和范先生说了声再见，转身就走。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同院儿的大人，那时候觉得所有的大人都很麻烦。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这一群土匪，窜到走廊上，大家憋了半天这会儿一通哈哈大笑。正要回忆刚才的尴尬，幸亏还没来得及有什么胡说八道，这时候范先生追了出来。我们都愣了，怕她要我们回去把今天的会见禀报给家长。然而她满面笑容地说：你们有心来看看我，就是我的客人。走，我们一起去小卖部。我们面面相觑，这样的好事有吗？
她在小卖部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块蛋糕，我们真的非常不好意思，怎么平白无故就吃人家的东西。可是她执意要我们吃，我们一个个喘着气好不容易都吃完了。她满意地笑了，问：好吃吧？我们嘴里的蛋糕还没完全消失，就呜噜呜噜地说好吃好吃，谢谢范先生。心里想她真是个好人，那年头蛋糕是很金贵的东西，虽然上面的奶油都是蛋白做的代用品，但是对我们说来都好吃得终生难忘。后来她搬走了，搬家的时候这伙土匪都帮她拿东西，一起送她上了三轮车。我们都挥手喊道：范先生再见！常回来看看！我们会去看您的！她眼圈都红了，轻声地说：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那个年头儿，事情相当的没准儿。她不会是失信了，肯定是有更重要的原因就那样失踪了。她那一明一暗的套间就搬来了另一家，好像先搬来的是孙克一他们家，然后是程尚仁，最后才搬来这家常先生。对我们来说这家更有意思。当然，有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才有意思。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比我大一点，叫常万石；女儿叫常兰石，小名叫丫丫；小弟叫常寿石，小名叫臭子。他爸常浚先生过去在故宫上班，对保管艺术品很有一套。他们的妈妈在北大医院当护士，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后院的北房住的也是延安来的画家，他是木刻家，现在进城了就叫版画家了，他的大名叫彦涵。他们家有两个男孩子，老大叫刘四年，小的叫冬冬。他爸爸革命以前姓刘，所以那时候儿子就继续姓刘了。四年比我大一岁，和我都在北京育才小学住校。后来，我们院儿的小孩儿，老说他以后是不是到了四年级，就要留在这儿，老上不去了？要不怎么叫刘四年？
后来还是改了名字了叫彦冰，还是跟着爸爸姓现在的姓：彦。弟弟大名就叫彦东。他妈妈叫白炎。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院儿的孩子的嘴贫得厉害。
我们说：他们这家子，可真够冷的。爸爸就严寒了，老大就冰都冻严实了，所以就叫严冰。弟弟就是严冬来临。妈妈那里是冰雪世界，当然一片白色的严寒。哈。后来黄永玉搬来以后，他儿子叫黄黑蛮，我们就说：黑馒头干儿。女儿叫黑妮，我们就说：黑泥巴球。沙贝已经让李燕命名为沙背罗纹鸭，沙贝也不甘示弱，把我们家六个孩子的名字符串成一串，似乎是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情景描写，说道：
瞧瞧郎郎（我姐姐叫乔乔），聊聊大伟（我二弟叫寥寥，大弟叫大伟），陪陪耿军（我小弟弟叫沛沛，我哥哥叫耿军）。后来，彦冰家搬走了。两对儿国际夫妻搬走了。于是我们大雅宝就大调整了一番。杭州美术学院那时候还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他们学校搞工艺美术和实用美术方面的教授，都调到北京来了。
我们院儿就更热闹了，一天晚上一下子搬来了三家：图案教授袁迈先生，他家的老大叫袁骥，老二叫袁骢，老三是个女孩子，大名袁珊，小名干脆就是俩字儿——胖子。陶瓷教授祝大年，也是三个孩子，老大是祝重寿，小名叫毛毛，老二也叫小弟，还有一个小妹。染织教授程尚仁，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儿，叫姗姗，大名好像是程妩珊。这是我们院儿唯一和我们同龄的女孩子，其余成帮成伙的都是浑小子。
第二部分第八章 暑假前后
多少年后，我的美国女朋友问我：中国的狗怎么叫？我说：汪汪汪。她诧异地看着我说：中国的狗还会说中文？美国的狗就绝对不会叫出这样的声音。当然要是孩子们每天都这么轮流折腾，大人还不烦死了？
我们平时都去上学了，而且很多人都住在学校。我和彦冰住在先农坛里的北京育才小学。小宝住在香山慈幼院。这里热闹就热闹在假期里。李可染的太太邹佩珠女士，觉得这些孩子得组织组织，要不他们整天踢土扬烟、爬树上房简直就是天翻地覆。于是和这些家长一说，人人都同意：这帮土匪，都正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岁数，真得上点儿心，就得邹阿姨才能降得住他们。于是每天早晨，孩子们自己拿着小板凳，坐到中院儿里。邹阿姨把他们家的无线电摆在他们家的方桌上，朝着后窗户，正好对着中院。我们大伙先一起做广播体操，然后一起听新闻，听少年儿童节目，听孙敬修老先生甜甜蜜蜜给我们讲故事，好让我们每天安静地在那儿好好坐会儿。
一开始不是家家都有收音机，那会儿北京很多人还称之为：话匣子。李燕和小宝他们两家都有一个日本产的木头壳话匣子。沙贝家的最气派，是苏联傻大黑粗的“波罗的海”牌收音机。当时有这么个大家伙，那就绝对豪华了。黄叔叔家可不一般，不但有带短波的美国无线电，还有慢转留声机。就连我干爹朱老丹家的留声机，还是用手摇来上弦的老式机器，听着还不错，就是老得不断换钢针。可是这钢磨般的东西照样可以听《卡门》，听《如歌的行板》。他家的唱片不少，可都是一分钟七十八转的，堆了恨不得一人多高那么一大摞，那也听不了多久。可黄叔叔家的唱片差不多都是一分钟三十三转的，还用宝石唱针，几乎不用换针了，那是他从香港带回来的，使我们大开眼界。到十点多我们再做一遍广播课间操，做完体操以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我们简直脚不沾地，还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哥们儿已经开始满世界叫你的名字了，然后互相召唤、喊声四起。那时候，很少有孩子准时回家吃饭。
我们忙得要命，暑假的游戏实在太多了，拍洋画、弹玻璃球、逮蜻蜓、招蝴蝶、粘知了、挖知了猴儿，等等，等等。北京人把蟋蟀叫蛐蛐儿，把蝈蝈叫驴驹子。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我记得驴驹子这话是李燕教给我们的，没准这话是出自山东梁山泊呢。孩子们觉得这么叫着才带劲，你要是非得说字儿话，我们也会。上学都学过：蛐蛐儿应该叫蟋蟀，再酸文假醋些知道也可以叫作促织。
也许你不知道北京人常说：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烟袋嘴镶金边儿——就靠这口儿了。如果让这群孩子张口全用标准普通话，全都按照国务院公布的正音正字表说话，那就都成了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都成了水大爷了，整个一个假模假式。大雅宝全体好汉，不吓死也得恶心死。
他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可是如今都是一口地道北京话。黑蝈蝈叫驴驹子，多么形象？和小型的叫驴一样，也那么黑，嗓门也那么大，也那么欢蹦乱跳，不叫它大尾巴驴驹，就真委屈了。那会儿招蜻蜓，也不直接说蜻蜓，北京人统称之为蚂螂。最常见的蜻蜓，因为是黄颜色的，我们称之为“黄儿”。雨后满天都是，大小孩子都出来逮蜻蜓了。
我们右手拿着一个蚂螂网，左手拿着一个招子，所谓招子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假的蜻蜓，捉黄儿的招子我们一般用苇叶做，嘴里还必须念念有词：
“黄儿，你过来，天上有河，地下有水。”
在这咒语般的儿歌声中，那一个个的黄儿就如痴如醉地开始跟着我们的招子飞，然后我们的左手往地下一摆，那黄儿也随着落下，我们右手的蚂螂网就说时迟、那时快，迅速抡过来把那小黄儿扣在网中。抓到小黄儿，把两个翅膀一并，挟在左手指头中间。如果你的四个指缝都挟满了，那成功之感就油然而生。那种大号的蜻蜓，我们称之为“老琉璃”，因为漂亮得简直像是玻璃做的。全绿色的老琉璃，人们也叫它为“青克螂”。
傍晚出来的这类大号蜻蜓，被统称为“夜子儿”。
招这类蜻蜓就不是一般孩子可以胜任的了，那都是行家的专业，我们大雅宝也就大生子、小蛮子还有春英，才有这个本事。他们招来的这些大号蜻蜓，就可以卖给我们门口摆摊儿的。比如大雅宝的贤孝碑胡同口的瘸子大学生，还有煤铺门口的老王头儿，小雅宝胡同口的山东李。估计大生子、小蛮子、春英他们卖给小摊儿大概也就一两分钱，瘸子大学生他们用张苇叶一包就可以卖两分到五分。大生子他们从来不直接卖给我们，他们和小摊儿的摊主直接交易，从来不会让我们见到。胡同里的孩子偶尔会买个好看的大蜻蜓，夹在指缝里，肩上扛着蚂螂网，在胡同里晃来晃去，得意非凡，似乎自己也是捕捉蜻蜓的专家。
李燕看见这种孩子，就说：腰里掖个死耗子，假充打猎的。大生子那时候，就靠自己挣零花钱，知了也是他的另一个财源。北京人把知了叫做“喞鸟儿”，个大黝黑的叫做“马喞”，绿色的叫做“伏天儿”。
为这个我和江苏来的表弟明明争论不休。我说：就应该叫它“伏天儿”，它叫的声音就是“伏天儿、伏天儿”，明明说：不对，我们那里叫它“扬茨冈”，你听它叫的声音就是“扬茨冈、扬茨冈”。
当时我们俩争得脸红脖子粗，谁都说服不了谁，都相信自己的耳朵和判断，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多少年后，我的美国女朋友问我：中国的狗怎么叫？我说：汪汪汪。她诧异地看着我说：中国的狗还会说中文？美国的狗就绝对不会叫出这样的声音。哈哈哈哈。那时候，我自然想起了当年和明明的这一段争论公案。现在我明白了，人们对于自己听到的声音多么主观，又多么自信。我笑了起来，给她讲了这个故事。我的笑中渐渐有了泪意，我没有机会再和明明探讨这个故事了，他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