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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院儿是一溜四个大小不一的院子，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前门是个刷了红漆的铁皮的小门，密密麻麻钉满了小洋钉。门框上钉着个一尺多长、一寸来宽的木头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中央美术学院宿舍。字字还透着那么股子苍劲，闹着玩哪？有人说，那是李先生写的。这院儿无论谁写的，要是搁在今天，都能刻碑。后门什么牌子也没挂，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黑漆门。
这四个院官称为：前院儿，小院儿，中院儿，后院儿。前院儿有四家。
第一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姑娘，比我们大得多，不可能和我们玩，好像都已经上高中了。大儿子和我差不多大，大名叫赵春生，可比我壮得多。小儿子叫赵福生，个子很小，是个小机灵鬼儿。他爸是门房老赵，我们都叫他赵大爷，据说过去他当过警察，所以很有管理我们院子的能力。他管自己的儿子叫大福生子和小福生子，到我们嘴里，就简化为大生子，小生子。他们一家四口，就住门洞里那一间小房。北京胡同——东城区的铃铛胡同与钟楼（李玉祥提供）和他们房子一排的南房一间，是第二家。李家的姥姥和舅舅住着，因为他们是山东人，孩子就叫她老人家为老娘。后来才听说老太太姓陆，可是全院儿的孩子就这么跟着叫老娘，很少有人提到她的尊姓大名。
后来全院儿的大人小孩儿都学着各家的习惯称谓，作为这个人在本院儿的官称。
拐到西房才是李家的正屋，典型的北京住家的摆设，挂着一轴中堂，两边有对子。八仙桌必不可少，连掸瓶都齐全，擦得锃亮。第二家当时有两个孩子，老大叫李燕。我娘娘说他妈妈当年铁定是个美人，所以李燕就细皮嫩肉，眼睛很秀气。天下的事情，那会儿他就知道一半了。我记得似乎他大妹那时候就叫小妹，他的小妹妹李健是后来才出生的。他爸就是李苦禅先生，他们家里有金钱豹使的带哗哗乱响钢圈的钢叉，还有闪闪发光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墙上挂着他爸扮演《金钱豹》的剧照。
他们家还有日本出版的动物珍禽图集，他告诉我：你知道沙贝为什么叫沙贝？看这就是出处：沙背罗纹鸭，哈。李燕的小舅舅大名李慧光，后来回想起来他还真是个美男子，而且非常聪明，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跟着李燕叫他小舅舅。那会儿他的主要活动是和我们一起去看绘画展览，有时候和我们一起在胡同里踢球，他当然是见好就收。后来在中央美院附中教数学。我那时候在北京男四中读书，疯狂地喜欢几何，自己跑到书店去买苏联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学》，因为那时候北京已经不卖黎曼几何的书了。我们俩有时候就一起琢磨几何的各种求证题目和作图题目，等他到美术学院附中教数学的时候，就拿我当榜样来教育学生。其实，特别可笑，他们中间就有李燕、董沙贝、李小可。小舅舅为了激励他们，就说走了嘴：
你们差远了，张郎郎多厉害，他才用了三分钟就做出来了九点共圆！
老天，就是给我三年那也画不出来九点共圆啊？爸爸作的《雪后杂院》等美院附中的其他同学来向我求证的时候，我就傻眼了。老天爷，我就是欧几里德本人，就是罗巴切夫斯基的表哥，别说一会儿，俩月他们照样还是画不出来啊。当然我知道这是他的好意，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像我一样热爱几何和数学。他一夸人就不容易有边儿了。从此我得了一个绰号：九点共圆，到了我们美术学院的神聊大王郭怀仁嘴里，我就变成了十三点共圆啦。李燕他爸我和你们提过，那就是李苦禅先生。他原来在国立艺专国画系教花鸟，现在在等待新的教学方针。后来据说安排在陶瓷科和王清芳先生一起给做出来的花瓶上画花鸟。他妈妈是李慧文女士，在美院的卫生室当大夫。后来陶瓷科也合并到一个新的学校去了，李苦禅先生就一度调到工会去了，经常需要到大华电影院或者红星电影院去排队买票。上级不止一次地教导大家：真正的革命工作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现在的董沙贝沙贝是第三家的长子，也是这个院儿第一个来和我打招呼的。后来，我在大雅宝真正学会北京孩子们的所有游戏，他功不可没。他黑瘦黑瘦，可是眼睛贼亮贼亮。他的怪招儿层出不穷，难怪从香港回来的黄叔叔就送给他一个大号——扭纹柴。他弟弟董沙雷就白白胖胖，整天笑眯眯的，我们一耍贫嘴他就静静地笑着，偶尔插嘴，多数时候只是微笑，比我们老实很多，什么都听哥哥的，画画没他哥哥好，可是其他所有的功课一直比哥哥好。
他爸爸就是董希文先生，当时就在家里画油画。那时候我们院儿谁家都没有画室。他妈妈张林英女士，也是杭州国立艺专毕业生，那时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他们家最大的房间功能最多，是卧室，也是画室，也是我们常去玩耍的好去处。第四家就是我们家了。
第一部分第四章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2）
虽说我们占了北房，但远不如斗鸡坑那边那么排场。我们家紧挨着沙贝他们家。他们家的餐厅和我的卧房，中间只是隔着一面大玻璃窗，我的床就紧贴在这面大玻璃旁边，估计过去这是一家人的住房。这会儿玻璃上当然都糊上了白纸，不过他们家吃饭的香味照样一点不糟蹋地全飞过来，他们聊天的声音照样欢天喜地飞过来。到晚上他们哥儿俩的影子，就在我床旁边的窗户纸上演出大型皮影戏。我要是高兴，就和他们打个招呼，有时候也贫两句，但多数的时候，我们有话还是到院子里见面细谈。我们家大姐乔乔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上班了，她是从北京育才小学直接报名去的。那时她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居然去上班了，开国初期什么奇迹都有。我哥哥还没找回来，不知道他在哪里呢，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那时在雅安。于是我就名正言顺继承了他的大名，就叫这个郎郎，在家里暂时权充长子。我还有三个弟弟，大伟，寥寥，沛沛。那时候沛沛还没有出生，舅舅的两个孩子还都住在我们家，那就是我的表妹陈天玲，表弟陈天明，平常就叫他们玲玲和明明。现在想来，我们家搬来最晚，住的是全院面积最大的房屋，大概和我爸爸穿过军装有关系，也大概和我们家的孩子实在太多有关系。我妈妈那时候胆子真大，后来才知道，她是不能不管的，因为我舅舅在那个混沌初开的年代，属于另一个阵营的人，形势所迫，不得不和许多人一起到青海去研究高原垦荒，由解放军照顾他们，他就无法照顾这些孩子了。妈妈只好把他们全接到我们家来住。
小院是我们家的后院，有我们的一间卫生间，一间厨房，还有一间小屋，住着我们家的阿姨和董家的阿姨张大娘。四九年以前，北京的老话叫老妈子，四九年以后人们按照新说法，都叫阿姨了。后来我们家的阿姨走了，玲玲就和张大娘住在那里。有时候明明也搬过去住，要是家里又来了客人要借宿的话。
有一次在春节的前夕，明明在被窝里偷偷燃放了一种叫做耗子屎的烟花，点着了以后，那玩意儿就嗖嗖猛转、四处乱窜，结果他把自己的被窝和张大娘的被子都给点着了，幸亏他们三人还没睡觉，昏天黑地战斗在深夜，终于乌鼻黑眼地把火给扑灭了。中院，我们搬去的时候不记得有谁在那里住了，大概正好是空着的。后来我记得搬来的是两对国际伴侣。你想想五十年代的北京，胡同里的外国人比熊猫还少。刚解放还有几个，可自从一九五〇年枪毙了意大利人李安东——报纸上说他是美国间谍，要炮打天安门——从此外国人这种稀有动物除了在大使馆和燕京大学还有，胡同里就不见踪影了。第一对是一位北朝鲜女郎嫁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贝亚杰先生，他在这里学版画。另一对是北京美女宋怀贵嫁给了保加利亚的万曼先生，他在这里学实用美术，后来就专门设计和制作壁挂。他正好是我爸的学生。这两对儿搬到中院儿，这一片整个就轰动了。你可以想象，贝亚杰原来是捷克的国家足球队员，在北京胡同里玩摩托。宋小姐原来就是中央美院的校花，穿着月白色的布拉吉（连衣裙），梳着一条漆黑的大辫子，雪白高跟鞋“嗒嗒嗒”一溜青烟，飘逸而过。我们这群发小儿顿时两眼昏花。那会儿正领我们在胡同的三尺浮土里踢足球的，就是李燕他舅舅李慧光。他那会儿年轻气盛又爱国，这情景他绝对气不忿，缓缓说道：挺胸叠肚，昂首阔步，自以为保加利亚夫人。我们乐不可支，齐声叫好。北京孩子一起哄起来，真是卖药糖的吹喇叭——没谱儿。李慧光这回可真是高级起哄，我们全体立刻学会并背熟了他的这句名言，而且还得用他那正宗济南腔，才够味儿。那会儿我们以为，除了中国都是外国。苏联是天堂，保加利亚是天堂的接壁儿。这帮嘎杂子琉璃球，自此老远见到宋小姐的身影出现，就一块扯着嗓子起哄：“呦，呦，蛤蟆咕嘟！”她那条黑亮的辫子，从后面看，绝对是一个大蝌蚪。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人家就是好看。好看其实挺吓人的，我们只敢远远地远远地喊两句，埋头就跑，怕人家认出来了。有一回，我可露了个大怯。
那天我和沙贝、沙雷正好一拐弯儿，宋小姐就走在我们前边儿，她左边是贝亚杰右边是万曼。董家他们哥俩就将我：你不是邪大胆儿吗？你这会儿喊一声，就算你真有本事。我从来是吃葱、吃蒜、不吃姜，那天不知哪根筋错了位，突然，就冲口儿出：“呦，呦，蛤蟆咕嘟！”
宋小姐就像没听见一样，头也不回。可是万曼和贝亚杰都惊讶地回过头来，他们哥俩都笑得快晕了，我可傻了眼了。他们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贝亚杰笑一笑用中文说：怎么？有意见吗？我们仨连忙边笑边齐齐摇手：没意见，没意见。绝对没意见。从此我们就不再起这个哄了，这两个留学生，就和我们成了朋友。万曼比较内向，贝亚杰就喜欢热闹，喜欢和我们这帮土匪一起玩儿，没事儿就和我们一起在胡同里踢球。这捷克前国脚一丫儿踢过去人家的后墙直呼扇，老太太一路嚷一路出来：怎么啦？上房揭瓦呀？一看踢球那位原来是位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老太太自己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说：没事没事，你们踢吧。于是笑笑就算了。我觉着贝亚杰的脚头和那时的名为“联一”的国家队后卫陈复赉的脚头一样硬朗，连在山东青年队踢过球的李慧光这会儿也一点不牛了。从此，我们院儿的足球，南小街一带所向无敌。一不留神，宋小姐从医院抱回来一个洋娃娃。我们这伙土匪好汉，全放下手里的玻璃球、洋画儿，用小脏手抹一把汗，静静地凑过去看：全傻了眼了，那洋娃娃是活的，小脸儿白得气死牛奶，比她妈妈还好看，好看得让人喘不上气来。
我们一下全变乖了，那会儿住在后院的孙克一最庄严，他妈妈负责打理这个洋娃娃。这娃娃就叫宋晓红。
我们有事没事就往孙家跑，一会儿拨浪鼓，一会儿哗啦棒锤逗她，她乐了，我们跟着傻乐；她一哭，我们立马开溜。若干年后，宋怀贵从法国回来。沧海桑田，她和万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