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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写道：人死去不易，可活着更难。
可能这和时代无关，可能和革命无关，可能只和诗与爱情有关。
董希文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就被地下党看中了。知道他疾恶如仇，当然憎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向往一个光明的中国。知道他会留下来，就请他说服留洋回来的名医、当时担任协和医院院长的李宗恩先生留下来不要走。祖国需要他，人民需要他。其实，董希文先生并不直接认识李宗恩先生，但是他和李先生的胞弟李宗津都是油画界的朋友，他们俩都是当时油画界有名的后起之秀，都是才华横溢之辈。
可以想象，北平当时兵临城下，董希文先生为此冒着极大危险单枪匹马远赴燕京大学，就为说服李家兄弟留下。董先生一片丹心如此赤诚，当时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就永远不得而知了。
但是结果是我们清清楚楚知道的：李宗恩一家，李宗津一家，都因此留在北平不走了，他们没有像另一些同样留洋回来的读书人那样不得不匆匆南下。
当他们兄弟俩决定留下来的时候，可以想象董希文先生有多么高兴。北平地下党领导人比如说彭真、刘仁，一定为新中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人才而由衷地高兴。可能他们并没有想到，或许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八年之后，这兄弟二人被双双打成所谓右派，从此打入另册。历史老人开起玩笑真不含糊，让一个知名的西医大夫，一个有天赋的油画家这么兄弟俩，就因为相信了一个童话，就都成了八大山人——哭笑不得。真是哭笑不得。
那会儿，最没明白的大概是李苦禅先生，他对艺术是一腔热忱。他是画花鸟的，齐白石真正的入门弟子。他又是有名的票友，专攻铜锤。他认为艺术是相通的：他在耍钢叉的身段中，找到了笔法的韵律；他在举笔点染的时候，挥洒出唱腔委婉逦迤的痕迹。可是如今这花鸟画怎么启发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他左想右想还是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第一部分第三章 台下的老师们（2）
李苦禅先生当年是齐白石老先生最得意的弟子，齐老先生这样盛赞过他：
余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我手，英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李苦禅先生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赞扬，无过于此。应该补充一句：李苦禅先生那会儿还叫李英呢。后来据艾青先生回忆，毛泽东对他的老乡——湘潭老人齐白石老先生相当的关注。可能就是因为齐老先生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名誉教授，对这些于新社会或者新政权实在没用的花鸟画家，暂时就不好意思立马砸了他们的饭碗。据说，李苦禅先生还是曾经一度失去了教职。他曾经上书给毛泽东本人，年轻时候的李伯伯曾经在北大附设留法勤工俭学会读书，和毛泽东有过数月同窗之缘。
本来他和毛润芝一心要去法国勤工俭学，然而，法国当局鉴于当时这些学子“品流复杂”，其实就是有一批像毛泽东这样的农民革命运动家，唯恐影响法国国内局势的安定，决定所有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律不给签证了。
真是历史不可改写，不能来个时光倒流。如果那时毛泽东去法国留学了，他在建国后或许比较可以听周恩来、邓小平他们的建言？可是有谁知道历史的玄机？又有谁知道他方寸之间会有什么变化呀？
当时李苦禅先生借着酒劲，挥笔上书给当年的毛润芝：现在我的事情，蒋介石不管了，我只好找你了……
刚建国的时候，人情还是很浓的，都还比较像普通的人，还没修炼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那种人。经过昔日同窗的过问，李苦禅先生才勉强保住了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饭碗。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五日，中央美术学院就这样成立了，徐悲鸿先生是院长，江丰同志为副院长，吴作人先生是教务长。我觉得我爸是个了不得的革命者，那年头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时玩儿得最狂的意思。孩子眼睛中老子都是天下第一。我估计老子天下第一，这句话就是这样来的。后来人们不知为什么开始就自称老子了，那些人可能比我还混了，当老子有什么好处？而且你当了老子就天下第一了？可笑，当老子的苦楚一时半会儿是说不清楚的，等你有了儿子才是老子，才知道老子的滋味。如果说老子是指李耳先生，说他天下第一，我还可以接受。说明你认为他老先生的哲学比较对你的胃口，各有一好嘛。你有权这么说，他也可以把这句话改成：庄子天下第一。他也有一好。我爸穿黄军装进中央美术学院的事情，他从来没和我提过。后来他糊里糊涂当了个文官以后，就成了上级。于是他的下级就对我特别热情，有的人看我比我爸还糊涂，就悄悄告诉我，我爸在这两亩三分地里，威信很高，地位显赫。那时候谁听了这还不高兴？其实我们都忘记了老子的哲学：福气就是祸源啊。建国初艺术家们联手创作的《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万岁》也就在一九五一年，这些走到一起来的画家合作了一幅抗美援朝的宣传画，这是他们在美术发展新方针下的空前绝后的一次合作，作品是《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万岁》。作者是这样刊登的：张仃、董希文、李瑞年、滑田友、李可染、李苦禅、黄钧、田世光、邹佩珠、吴冠中。
对延安来的画家来说，画这种革命宣传画真是轻车熟路，可是对原来国立艺专的教授们，这真是一个新的尝试和开始。你想这些画家，本来就不是一个画种，更不是一种风格。
董希文先生是油画家，画宣传画造型方面当然是可以胜任的；滑田友先生和邹佩珠女士都是雕塑家，这就有些勉为其难了；到了山水画家李可染先生大有赶鸭子上架的意思，好在他有些人物造型的底子，过去还画过人物素描；李苦禅先生的特长是花鸟写意，他习惯的是八大山人的艺术语言，不把美帝国主义点染成乌眼鸡就算了；黄均先生的特长是重彩人物线描，那至少可以勾勾轮廓线；田世光先生的工笔花鸟，也只能一起勾边了；吴冠中先生那会儿脑子清楚，这时候可不能把法国派的点彩抡到这宣传画上；李瑞年先生是从布鲁塞尔回来的油画家，他和吴先生一样都得收着点儿，悠着点儿。现在看到这张集体创作的宣传画，似乎看到那时全民同仇敌忾、意气风发的样子。这些画家被收编之后，后来岂止是洗澡了，拿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在他小说扉页上的话来说：他们还要——
在血水里泡三次，在碱水里浸三次，在清水里洗三次，才可以干净起来。哎，革命真不容易。后来听说燕京大学很快就被取消了，和城里的北大合并了，这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清华那边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在那边洗澡水肯定比这边烫多了。说到底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们在新中国的领导者眼中到底还是一群比较安分的手艺人，和留洋回来的博士们相比，与工农群众的距离还是近一些的。
要是毛泽东先生不接着搞后来天翻地覆的群众运动，就让他们这么认真画下去，这些画家又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轨迹？又会经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最后又会走到哪里去呢？真是无法想象。
与此同时徐悲鸿先生和李桦先生、艾中信先生、夏同光先生等画家也合作了宣传画《还要给战争贩子以更严重的打击和教训》。在战争时期，画家的任务就是支持前线，教育人民。你看看真是难以想象，这两张宣传画居然是这些艺术大师合作的巨制。这的确是空前绝后的合作，绝了。成群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清华、北大的大院儿里，在各个大专院校里，在研究单位和文化单位里，一边洗澡，一边适应着如今的水温，看着第一个被拖出去的张东荪先生，说他里通外国，犯了间谍罪，但不予逮捕，留在家中管制。这是战争时期，大家在热水里洗澡，慢慢搓着自己身上的污泥。谁敢说个不字？张东荪先生的自辩，没有人能够相信，也没有人去听。中央美术学院的自由艺术家，无论他是从何而来的，无论他是画什么画的，也都着实地洗了一个烫水澡。我们太小没有看到，只是听老人们说，当时人们强行让法国回来的雕塑家王临乙先生，顶着铁锹跪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舞台上，说他是一个贪污犯。他的法国太太王合内镇定地坐在台下，不管多久，还要等他回家。老树影斜的时候，他们老两口，顺着东单三条往东走，穿过十字路口，回到栖凤楼胡同的小院儿去。北京很多胡同名字，都让你可以玩味地遐想。
这次可让这群长久安居在北京的艺术家们开了眼了，对延安来的这群人来说，这还是小菜一碟，不过这的确是在土改中斗争地主最温和的一种必要程序。
人们说他在大敌当前的时刻，贪污了人民的小米、抗美援朝的小米。好在他还没来得及自杀，运动就过去了。自然有关人员又道歉了一番，大家是误会了，还都依然是好同志。这是又延安运动后期的王麻子模式，人们也都见识见识。真是高招，挽回了党的威信，不冤枉一个好人。同时也让大家明白了无产阶级专政如此威严，看看那些被枪毙了的老共产党员刘青山、张子善，开国功臣变成贪官，照杀不误，不放走任何一种坏人。北京胡同——东城区丰富胡同十九号老舍故居（李玉祥提供）每当逢年过节，北京以灰色为主的胡同就会挑出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京特有的风沙中，尽情招展。
第一部分第四章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1）
人家说一山不能有二虎，这院儿里家家都是藏龙卧虎，你看这些孩子们个个都虎头虎脑，这个院子真是前不见有，后不见来的啊。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搬到了大雅宝，可能我的眼拙，只看到童话里的小红帽，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大灰狼。
我第一天睁开眼，就知道生活这本书全都要从头另来。老朋友兰兰住在很远的地方，《今古奇观》那本空前绝后的画册暂时看不到了。临春哥哥的卡通人物，皮诺曹、小矮人甚至连那个老巫婆，暂时都没机会见面了。这会儿连想起那老巫婆都觉得十分可爱。好在大雅宝这个院子里的孩子很多，大概有趣的故事还在后面。现在慢慢细想，那时候我还没明白搬到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是一种缘分，一种福气。这么多小孩不是在学校的同学，就和你们家住在一块儿和你一起玩，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发小儿，个个还都出自名门，哪儿去找？后来才知道以后你要再找这样的一帮孩子，大雅宝时期全家福（五十年代初），当时没有哥哥和小弟弟
还住在一块儿，是不可能的了。人家说一山不能有二虎，这院儿里家家都是藏龙卧虎，你看这些孩子们个个都虎头虎脑，这个院子真是前不见有，后不见来的啊。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其实过去大概是大雅宝胡同二号的偏院儿，歪歪扭扭紧贴着二号的东墙。墙西边那才是真正的大宅门，那是个正经两三进的四合院。门口还有上马石，古时候肯定是个京官的大宅门。
我们院儿是一溜四个大小不一的院子，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前门是个刷了红漆的铁皮的小门，密密麻麻钉满了小洋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