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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我爸压根没开窍，他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党，什么是组织。另一方面，他又没有那种机灵劲儿，再找一个更年轻的傻子来顶缸。当局一看，嘿，这小子还滴水不漏，铁嘴钢牙？没准是个大家伙，就把他们漫画小组的几个人一起押解到南京。一个是我爸，一个叫凌子风，后来当了导演；一个叫蓝马，后来当了演员。他们和我爸一样的傻，就集体一起老老实实去给高扬先生顶了回缸。哈。
这会儿也来到延安的高扬先生刚吃完了红糖面条，嘴甜着呢。舔舔嘴唇对我妈说：过去张仃那么大的罪名蹲过南京的大狱，后来还蹲过苏州反省院，居然能活着出来就非常奇怪，按说如果没有什么交易、如果没有什么猫腻，怎么这么便宜国民党就放了他？虽说是有人保了他，更多的人即使有了更大的铺保出面以后，照样枪毙了。
他出来以后，在南京才认识了你，那时你一定知道，他那会儿靠什么吃饭？谁和他经常联络？什么人又是他的上级？你们又是接到什么任务，怀着什么目的从江南的花花世界，跑到延安这黄土高原来？
别看我妈个子不高，嗓门不大，她这时候反而一点火气都没有，可是说出话来字字像在他脑门子上挨个地楔钉子：
姓高的，在国民党法庭上你就是个叛徒，是个高明的撒谎者。现在在共产党的法庭上，你还是个叛徒，还是个撒谎者！我们两样全都不是，所以我没有什么交待的，无话可说。
当时，姓高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脸一阵红一阵白。所有参加会的人都傻了。当时，是战争时期，动不动拉出去顺手就给枪毙了，谁还敢这么说话？何况我爸还是已经被抓起来的特务嫌疑呢？
要不怎么说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有不信皇帝新衣童话的人，这时候杜矢甲先生挺身而出。他个子很大，几步就窜到了台前。那时我妈两眼茫茫，就站在众人前面接受大家的帮助。主席台上坐的是位名叫周扬的文艺界领导。
杜矢甲拍着胸口说：周扬同志，张仃和陈布文要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你砍了我的脑袋！
周扬慢条斯理地回答：杜矢甲同志，我要你的脑袋有什么用？停了停，说：散会。
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杜矢甲和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好朋友。
也是，周扬不愧是托尔斯泰那俄国老头《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译者，见过世面，拿得起放得下，判断能力很强，他那会儿估计像我妈这种人，的确不是特务，真正的特务不会这样针锋相对、话不饶人。但是这种人对运动步步升高的良好发展势头，只有负面影响。这样敲打她，一来是必要的杀鸡儆猴，都像她这么肆无忌惮还得了？二来是敲山震虎，你看杜矢甲这样的特务就坐不住了。他的判断能力，远远超过了胡萝卜大侦探，毅然决定不要再和我妈妈继续纠缠，分散会议的火力。于是，断然结束了这个会议。
按说周扬先生和我爸我妈都是从上海滩来的，他对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清二楚，爸爸作的《往昔岁月》
怎么就认定我爸是特务呢？我现在想：
首先，可能他觉得要是他的立场不特别坚定，康生他们没准就该拿他祭刀了。
再说，我爸我妈在上海也都不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中坚。要细分，他们可能是属于“论语派”，我妈就是给《论语》、《宇宙风》、《人间世》写稿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我爸是给《上海漫画》、《时代漫画》、《万象》画画起家的。这都是邵洵美和张光宇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怎么也不能算得上是坚定的革命派，按鲁迅先生的意思，这些人广义上还都是在给统治者帮闲，还都是风月谈而已。不像周扬他们直接在我党的领导下，立场坚定，斗志昂扬。
所以同是从上海来的，还都是文艺界的，但是我爸我妈那时候都没有读过毛泽东的重要理论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直截了当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他们根本就是糊涂到拿自己不当外人，可是我们的党，为了党的利益，在还没认清你的真面目之前，一定要把你放到显微镜下面，弄清你历史上的一点一滴，你的家族，你的血统，甚至你的灵魂深处。
这就是当时的环境，这就是当时的气氛。
周扬先生是个有限度的明白人。
第四部分第十六章 故人旧事（3）
二十多年以后，当他被当作敌人押到台上，被“革命群众”开始侮辱与批判，他才第一次明白：愤然而无能为力，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同时也明白了，原来冤案是很容易就做成的。在这对他说来空前的高压下，他恢复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明白了，人性在足够的压力之下是可以变形，可以异化的。
北京人过去都把公共汽车上车的踏板称为“变心板”。
没踩上去的人，都在喊：往上挤呀！车里面还有地儿！
在人们踩上这块板那一刹那，就开始拼命喊：行了，别挤呀，等下趟吧！
过去周扬一直在车上，还有皮座，他自然完全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这么反动。或许他心里就真诚地认为：这些人和自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当然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于是就有了明确的俯视感。他那时完全没有推己及人的能力，绝不会为了他人的痛苦而动心，敌人的痛苦，或懦弱者的痛苦都是可鄙的，那一切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后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雷锋先生总结得好，对同志要像春风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无情。说得真妙，他只是没说清楚怎么去区分谁是同志，谁是敌人。
你说当时周扬先生挨斗了之后是糊涂了还是明白了？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官复原职之后，还记得落难时候的体会，这也是百里挑一的。真不容易。
周扬先生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还是一身洁白西服，风流倜傥的摩登青年革命者，不过他已经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党内领导人，因此，自然对又硬又倔、不大服从领导的鲁迅先生，大不以为然，自然和将鲁迅奉若神明的冯雪峰结下了梁子。
其实，他也只把鲁迅当成统战对象，按党的政策该拉就拉，该打还得打，不能惯这些老小孩自以为是的毛病，长此以往，那还不得蹬鼻子上脸？
谁会想到鲁迅他老人家作古之后，被毛泽东先生钦点为民族英雄，并被立为半神。
周扬先生到了延安，自从和毛泽东主席一起吃了几次饭以后，就有被伯乐调理过的千里马感觉了，四蹄腾空、白马过隙，很快就升华成了一个合格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不像我干爹朱丹先生，他也和毛泽东主席多次一起吃饭，我干爹得到的感觉是还得吃多、吃好、吃妙，及时总结吃的感觉和艺术，免得和领袖谈话太严肃、认真，还是谈烹饪的妙处比较舒服。
周扬先生大约从那时候起，灵魂飞升，精神境界似乎也站到可以差不多能够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了，那他就自然大可以俯瞰众生了。
所以，当毛泽东主席肯定了康生同志的清党能力、肃特能力和判断能力，周扬先生这时就明白了，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亦步亦趋紧跟康生同志的思路，对敌人决不手软，原则至上、大义灭友。
在延安的熔炉中周扬先生就变成了原则的化身，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完全和雨果《九三年》中革命政权的执法者毫无二致。多少艺术家、文学家一生的命运都在他的倏忽间拍板决定了，他们的姓名或者性命眨眼间就被勾销了。
例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美术部有个人名叫石泊夫，三十年代和周扬一起在上海是左联的战友，比我爸和他的关系近多了。可是，一夜之间，石泊夫先生被指认为国民党奸细，他声嘶力竭为自己表白。周扬眨眨眼，好像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坏蛋在表演而已，根本没有为他说一句开脱的话。
于是他和我爸一样突然被当作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他的太太不知在什么样的心情下，或者你我都可以想象得出她当时的心情，半夜里亲手把窑洞的门窗仔细堵严实了，然后，烧起当时唯一取暖的炭火盆。一夜过去，两个孩子和她一起安然长睡。
第二天一大早，周扬在涂满白霜的操场召开的大会上，严肃而平静地正式宣布了这件事。他不会设想这可能是一个冤案，他倒是注意到来参加大会的人，情绪似乎有些低落，有些不安，他感到有责任，于是说了几句可圈可点的话，后来这句话就成为不断发生的无数类似悲剧的标准定性说词：
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见她对党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周扬虽然这样平静，我想他的心里也不会毫无感觉。也可能就是在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频频发生的情况下，他放了我妈妈一马，没有继续穷追猛打。反正我爸已经在押了，加压太狠了还会出新的悲剧。接二连三出这样的惨案，将会影响节日般革命中的欢快。
也可能在延安，他当时真正明白的是：我妈这种人，也是非常难缠的人，不可能很快就被轻易击垮，然后俯首称臣，慢慢地自愿改造。当时他果断挥挥手，说：今天到这儿了，算了。明天等通知。掌握斗争会是门艺术，当时周扬在文艺界算是高手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才明白，狠手后头还有更狠的手。应该说，周扬在老年时期，或许是在狱中就开始恢复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慢慢开始反省或忏悔自己当年的“原则至上”祸及多少无辜者，这在中国的确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他或许不知道，这时的果断结束会议，居然救了我一条命。
第五部分第十七章 运动就是生命
这个故事，是我干爹在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晚上来我家和爸爸喝酒，以为我睡着的时候陆陆续续讲的。我当时听得浑身滚烫，鼻子发酸。我妈就这样回到自己的窑洞，就这样抱起了我，二话没说，奔出窑洞，要把我送到医院。
几十年以后我到延安，晚上还是如此的死寂与荒凉。那时我们住的窑洞离开号称中央医院的地方，还隔着几道山梁。半夜三更，十冬腊月，荒山里到处有恶狼在悠闲地散步。我妈生我哥哥的时候，就有只恶狼来造访，所以我哥哥才起了郎郎这个名字。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给你讲这个故事。
我妈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抱着我冲入黑夜。我现在都无法想象她是如何爬过那几道山梁，而且还要过一条河。没有任何光源，那时人们走夜道只有用火把，就是有人带电筒来延安，也没地方去买电池。她抱着我跑了大半夜，第二天清晨浑身脏土和汗水的她，把我抱到了医院。医生听了听，量了量体温说：急性肺炎。〖〗《陈布文像》，爸爸画的妈妈可是医院里病床已经满了，况且看看我那个样子，不像有活的希望。医生看看我妈妈那个样子，就知道我妈绝不是个什么重要人物，也不是任何重要人物的太太。如果是，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