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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叔叔这个英国牧笛是他珍爱的宝贝之一，他肯借我真是喜出望外。在我们院儿里的一个晚会上，他要我出节目，我就只好吹了一个笛子。那时我们在学校必须参加一个课外活动小组，我就参加了横笛小组。记得那天皓月当空，我就吹了一首《小白船》。或许那天的夜空和那个曲子十分贴切，黄叔叔和黄妈妈就记住了那个感觉。
几年以后，一个夏天我们家和黄叔叔家都住在颐和园里避暑，那时我们住在石舫那边，黄叔叔他们家住在龙王庙那边。傍晚，我去看他们，又带上了自己的笛子。黄叔叔说：再吹那个小白帆，我知道他说的是《小白船》，我就在龙王庙湖边的落日余晖刚刚收起，山色朦胧之中，给他们再次吹了这支歌。
他们说：很好听的，小白帆。
我想那个名字不重要，他们的感觉最重要。我那时住校，正好每天早上和同学一边起床，一边都齐声朗诵莱蒙托夫的诗句：
远处白浪滔天，
只有雾海孤帆。
朋友，让我们去远航，
走向海角天边。
这不是学校让我们背的，而是因为那会儿我们正喜欢一本苏联小说《雾海孤帆》，扉页上就题着这首诗。那时，我的心中就一直出现这个小小的飘荡的雾中白帆。
我就笑着对黄叔叔说：这个曲子叫小白帆很好，很美的意境。
多年以后，黄妈妈还说：一直想写一部小说，就讲大雅宝这群孩子的故事，名字就叫《小白帆》。后来由于历史老人，把这些孩子们原该合乎逻辑的故事结局，都改得不忍卒读，所以，黄妈妈都无法下笔了，于是我就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慢慢写下这个故事的片断。
黄叔叔手快，当年就把这群孩子欢乐的春节狮子舞，刻成一幅彩色版画，刊登在当时最畅销杂志《新观察》的封面上。几十年后，我在普林斯顿图书馆的高大书架间，找到这期杂志，在下午宁静的阳光下，久久放不下这本已经变黄的杂志。看着这熟悉的画面，当年的笑声、锣鼓声和笛声，从我心底升起。
第四部分第十六章 故人旧事（1）
只要承认自己是什么人派来的，就给你吃一碗放了红糖的面条，表明因为你合作的态度，就立地成佛了，就立马变成了好人啦。我一直承认的干爹朱丹，人很和蔼，又一直真的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他每次来我们家，我都非常高兴。
在我记忆中，歌唱家杜矢甲只来过一次，他的嗓门很大，不愧是唱伏尔加船夫曲的，进门就对我爸嚷：听有人说你说过，杜矢甲是一棵倒下的大树？
我爸笑着说：这话编得够聪明的，一听就像是我说的。可是我真的从来没这么说过，也没这么想过。
于是他们就高兴了，就喝几盅。因为我听惯了他的故事，就记得他了。
杜矢甲和我爸在延安的时候都是另类青年，自以为革命和艺术是一码事，那时还有萧军、塞克和他们一样，一齐高高兴兴、疯疯癫癫。
我知道后来的故事非常复杂，到我这个孩子的脑子里就简化成这样了：
当时那么多的热血青年投奔到延安，延安在整风运动后期，就开始怀疑，这里面一定有大量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根据康生从苏联学来的清党的经验和技巧，必须采取又打又拉的战术，才能瓦解这个特务系统。康生还发明了几个用于这次运动的专用名词，诸如“抢救失足者”，给这些奸细重新做人的一条生路，用以反击所谓“国民党红旗政策”，这个所谓的“红旗政策”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文学艺术家，都自愿投奔艰苦的延安，那一定是有组织、有目的派来的大批卧底。
〖〗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窑洞前，坐地上的是爸爸和姐姐，
站立的是妈妈和萧军先生，背后是爸爸画的鲁迅像于是，康生授意王麻子、周扬等人，再由他们精心挑选、培养若干积极分子，据说有个姓于的、姓丁的等等，还有高什么扬那些自认的特务，愿意装扮成合作的投诚特务，让他们现身说法：只要承认自己是什么人派来的，就给你吃一碗放了红糖的面条，表明因为你合作的态度，就立地成佛了，就立马变成了好人啦。
那时候人的脑袋简单，游戏也很简单，好多人就为了那碗面条，自己赶紧编故事，别的是假的，面条和红糖都是真的。你以为那种面条不好吃？你要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你一定觉得那就是天上玉皇大帝的佳肴，同时，那还是救命的仙丹。
我爸的一个老朋友，倒不是为了吃面条，也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是“红旗政策”的奸细。他主要是神经不够结实，扛不住日日夜夜的审讯和折磨。其实，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不得不说自己从不相信的话：就承认了自己是一个著名敌对政党派来的大特务。
人家问：那你怎么参加的？（如果故事不生动，还是不给面吃。）
他说：在重庆的时候，因为他宣传抗日，结果一天半夜里，突然电灯亮了，他睁开眼睛，周围十二把手枪指着他。恐怖的惊吓就和现在一样，你根本没法不叛变了。不错，他真是个故事好手，讲得很有想象力。没承想，这个故事就成了经典段子，人们要他一遍又一遍地到处去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碗面，容易吃吗？
好多年以后，人们还在背后开玩笑叫他的外号：十二把手枪！说到这里每个人自然用食指和大拇哥，比成把手枪，一起举起来，然后一起哈哈大笑。他真不错，给大家留下来这么精彩的故事和回忆。
朱老丹说到这里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和爸爸、妈妈在一九五六年才能为此笑得这么舒心，那是因为过去荒诞而残酷的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难怪后来夏衍先生不止一次用了如下的句式：
“值得庆幸的是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或许，他们都笑得太早了，其实更荒诞的故事还没有开始哪。延安时代仅仅是演习而已。
我早告诉过你，我爸的糊涂不在我之下。一九四三年在延安这么明白简单的游戏里，他偏不肯合作，就认死理，还是相信自己憧憬的童话，不相信自己有吃面条的资格，真的，他的心眼儿也太不活泛了，害得当时的领导只好把他给抓起来了，这种人只好关起来吧。
我姐姐那会儿住在学校，那个学校简称“保小”，也是在窑洞里。哦，那时候什么都在窑洞里。我们家就是一眼窑洞，我生在名为“中央医院”的地方其实就是一排窑洞中的一眼。估计在古代中东地区两河一带，生活的环境也这般纯粹质朴，要不也孕育不出那么多朴素无华的信仰。
那“保小”就是延安保育院小学的简称。那时候人人都唱一个叫做《保卫黄河》的歌。
那会儿人们一唱就两眼放光，我妈不算，她那会儿看不见了，因为生了我，又没有营养品，我爸拿来的那一串羊肝，也没起到人们想象的作用。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大家一激动就发音不准，我姐姐他们就很纳闷，“黄河在保小”？他们就在“保小”，可是从没有见到一条河由那里流过，也没有任何一个叫黄河的人在那里上学或者教书。他们那些孩子，一边迷茫，一边继续纵情歌唱：
黄河在保小，
黄河在保小。
那会儿我哥哥已经送人了，为了保卫延安么。我们家孩子多，要送走一个，否则以后怎么行军打仗呀？这个游戏不准这么多人一块拉家带口。我哥哥又白又胖，比较有人缘。送我姐姐，人家不要，一来喜欢男孩子，二来她懂事了，自己主意大了，就不容易服从游戏规则。
我哥走得干脆，一岁就送走了，下落不明。反正带他走的都是咱们一头儿的，听说还是革命军人。那就都是好人了，就必须放心。
游戏规定，不能多问。那你要是反悔，再要回来，那就没法玩了。只当没这么回事，很快就忘掉他。我爸我妈，还是由于没吃那碗面的关系，十多年以后还念叨这事情。吃了那面可能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你算算，我爸关起来了，姐姐住校了，哥哥远走高飞了。所以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应该照顾我眼神不灵的妈妈。而且看不见东西的妈妈的眼睛是由于我的到来而造成的，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好好照顾我妈。当然，这是我后来懂事以后才这么想的，那时候我还是整个一个混蛋，除了哭以外什么也不会，当然还会做吃的动作什么的。
就这样，我妈还要去开会，还不能带小孩。这不能怪人家，国难当头这里还要清除匪谍，这么重要的会议一天还不开几个？我还是觉悟不高，用哭来搅场，和成心捣乱的破坏分子没什么区别，可是人家不和你计较，你也就是占了年轻的便宜，才一个月吧。要不也得送去参加那个吃完红糖面条才能变成好人的游戏。
我和你说过，那窑洞真是天然的冰箱，那会儿我们家没有铁炉子，只有一个瓦盆放些木炭，那就是取暖的火盆。在延安那会儿这就是相当奢侈了。我那会儿还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冻得不行了。本人当时还真有本事，居然自己从土炕上滚到了地下。开会休息的时候，妈妈回来一摸炕上没人，顿时一身冷汗。就满地乱胡撸，一把抓住我的腿。那会儿被子早就散了，我是浑身冰凉，脑瓜子滚烫。
我妈二话没说，也没去请假，也没找任何人商量，是啊，那会儿也没人敢和她商量，她抱起我来就往外冲。
那天晚上开会，一个老熟人开始发言。他真是一腔热诚，也就是苦口婆心地劝说我妈交代我爸怎么当特务的过程。当年在北平这人是和我爸一起学画的老朋友，和我爸一起热衷组织抗日漫画小组。
第四部分第十六章 故人旧事（2）
我爸老家在东北，他没事儿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流亡学生嘛，都是有家不能回的主儿。这个同学当时用的化名叫高扬，我爸一直以为他就是真正天真善良的羔羊。
原来他是秘密的什么党的党员。一不留神，他让当局给抓走了。当局也和所有的当局一样，就怕年轻人受人蛊惑，误入歧途。于是对他苦口婆心：交待出来组织，就是迷途知返，不交待呢，就是顽固不化了。
他是个明白人，要是真的把这边的组织交代出来，就一定有人迅速清理门户了。而且弄不好还要株连亲属。据说那会儿有个红队，也叫打狗队，专门对付这种人，干净麻利脆。当年在上海，顾顺章交待得太快，结果连累了一家老小，就是众所周知的榜样。
要是什么都不交代，自己就一时半会儿甭想出来，皮肉还得大大地受苦。
于是他就一脸无辜、一心无愧地把我爸给交待出来了，真聪明。
第一，我爸和有打狗程序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周围的哥们儿也没有打狗的能力。
第二，他除了画画一无是处，不交待他，天理不公。交待出来他，既保护了像高扬同志那样有用的人，也保护了背后的大组织。你不入地狱，孰人可入？我爸就这样合乎情理地进了北平的警察局。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我爸压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