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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蒙
你可还记得那初雪后的深山，山路蜿蜒如随手一抛的丝绸飘带，敞篷大卡车载着你
和你的伙伴向林区腹地急驰，风几乎把你头上的帽子吹落，雄鹰仄歪着，展翅在你的车
前，你好像看到了鹰的忧郁的眼？
你可还记得那深山里的峡谷，众石如来自昨天群星的大陨石雨，涧水滔滔陶陶，活
泼如歌如嬉，水花四溅如珠如雪，水纹如旋如卷如织，而罩在水上是永远散不开的迷雾、
山路和倏尔一现的丽日金光？
你可还记得那云杉林里的芳香，欲融还留的薄雪上的兽蹄足迹，伐木工的悠扬、深
重而又威严的号子，这些膂力过人的壮汉的执拗、快活与得意洋洋以及等待装车的汽车
司机的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却还要讨好赔笑的脸？
还有林间的小木屋，夜半的篝火，哈萨克牧人的皮衣皮帽，伐木的电锯的嗡嗡沙沙
和大树折断的断裂巨响……
还有一望无际的荒漠的戈壁，夜半的警告，突然的险情，一碗撒着姜丝和葱丝的热
汤面，寂寞中的哄堂大笑……
还有烧得半生不熟的狍子肉，行军壶装着的劣质白酒，牧人帐篷里半导体收音机发
出的最新指示和人们的相望于白眼，相濡以沫，相亲相助于危难。
有些事我们不愿忘记。
时过境迁，有些事我们或以为已经忘记。在临窗的树叶、吊兰花盆、石雕与窗外巨
大的烟囱、起重机、脚手架与突然升起的一座座新楼之中，我们已不再能看到那爬到高
高的雪松上攀折枯枝做柴烧的哈萨克儿童的笑脸。在电话铃、汽车轮、鼓风机与种种现
代音乐的嘈杂的交响之中，我们已经许久忘记了那甘甜的林中号子。
哦，那么快就落满了浮尘的记忆！
如今，我又想起了你，我又重新与你聚首，我并没有把你忘记。这是多么快乐呀，
当我重新闻到了你林中的芬芳，重新听到了那祖祖辈辈唱下来的古老的迷人的号子，重
新看到了那相隔相遮的遥远的峰峦叠嶂之中，落下了那一年的第一次肃穆温柔的白雪。
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大卡车在公路上飞驰。我们四个人扶着司机楼顶和前槽子板，迎
风一排站在车槽前面。这是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其时我们正在乌鲁木齐南郊
的文教“五·七”干校就读深造。九月底，在新疆已经是很冷了，冷风吹透了我们的并
不单薄的衣裳。我下身穿上了薄棉裤，上身是一件绒衣，一件毛线衣，一件破褂子，外
加一件长毛绒领子栽绒短大衣。艾利和图尔迪是原自治区卫生厅的干部，现在干校“七
连”，他们连队显然有较厚的家底，给这两位维吾尔族同志各借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公
家的大衣，落光了扣子，但每人腰间扎着一道绳子。艾利友好地给了我一根绳子，这根
绳子确实帮助我少受了许多寒气。第四个人叫朱振田，他只穿了一件对襟小棉袄，只戴
了一顶单制帽。上车前我一再友好地提醒他多拿衣服，被他哼了一声拒绝。艾利本来也
想给他一根绳子以便把衣服扎紧，他哼也不哼就拒绝了。在车上，我与艾利、图尔迪三
个人紧挨着站，他自己一人在一边特立独行。
有什么了不起！我想起他的事便觉得可叹可气又复可笑。但我顾不上笑，因为我的
感冒还没有好，我已经感冒一星期了。冷风吹得我不住地流鼻涕，我只顾上一会儿一揩
鼻子。我的这种不雅的动作逗得艾利笑起来，他悄悄对图尔迪说：“这位老兄真能！”
我听到了他的议论，立刻接了过去：“熊归熊，力气还是大大地有，不信吗？哥儿
们！”
我的辞锋为我捞回了一点面子，艾利向我挑了挑大拇指。但很快空气又变得凝重了。
颠簸，沙沙的车轮，突突的马达，没完没了的道路，从路旁一闪而过的房屋和树木，令
人晕眩，令人发困，冷风与困意在我们身上角逐，我们被夹在寒意与睡意之间。
而且，我们的情绪都不太好。九月二十九日，本来是我们这几个连队休假的日子，
大部分同志二十八日晚上便坐市郊火车回乌鲁木齐度假去了，他们将和家人团聚过一个
快乐的国庆节。但二十七日晚上，我们四个人接到通知，要到数百公里以外的鹰谷林场
去拉运木材，预计五至六天才能回来。山里很冷，领导上告诉我们要多带行李和衣服。
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伙食，一气要带够六天的干粮和副食品。从哪一方面看这都是一次
苦差事。接受任务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互相一看，一看便知我们四个人去合适。
朱振田在我们四个人当中最年长，已近四十五岁，中等身材，黄皮蜡瘦，留着一个
刚刚开始谢顶的小平头。其实，他是我们当中的大力士，身体如铜铸铁打，各种农活、
建筑泥水活全套把式都在行，而且能吃苦，能耐劳，有韧性，有长力。多少块头比他大、
样子比他威风的人干起活来对他都甘拜下风。
打起架来他大概也很英雄，虽然在干校期间他没有多少机会施展他这方面的才能。
据说他也曾一度参加过某派群众组织，有一次需要冲击另一派的会场，但大门被另一派
关了，朱振田露了一手，平地翻高墙，跃墙而入，然后打开了大门，把自己的派友放了
进去。平日闲谈之中，他曾对我们几个“眼镜”夸口，说他可以用他的两个手指折断我
们的肋骨。“你敢！”“眼镜”们予以痛斥，有的还进一步斥之为“匪性未改”或“什
么东西”！但这些有力的驳斥中并不包含对他的手指威力的疑义。
我在一九七一年是三十七岁。比我只大一岁而显得比我老得多（我自以为，可能事
实并非如此）的是艾利。艾利矮胖，腆着开始圆起来的肚子，黄头发黄胡子，满脸毛茸
茸的，两粒眼睛小、圆、刁、有神。卫生厅的少数民族同志都称他为“艾利科长”，但
他从来没有当过科长。科长、处长，宁有种乎？按他的资历和才能，也许他早该提副厅
长了，但是……
最漂亮、最谦逊，随和之中似乎蕴含着苦味的是图尔迪，他三十三岁，高个儿宽肩，
两只大眼睛英俊而又秀气，除了肤色嫌过黑了一点以外，他的外表是第一流的。但他的
举止稍嫌忸怩，以至使人觉得他缺少一点男性的雄健粗犷。艾利对他，亲热之中包含着
一种优越感，一种颐指气使的放肆。图尔迪呢，柔中隐约含刚，对艾利，也许不仅是对
艾利，他亲之敬之如待兄长，却也不失其警惕。
用人之道，精矣！把我们四个人派在一起出差干活，乍一听似乎晦气，继则令人愉
快了。我大概是这四个人中最愉快的一个了。我在乌鲁木齐没有家，我压根儿就没想回
城体假，本来就想主动申请值班的。过去，我就多次单人留在连队值班，值班期间给自
己烙葱油饼，熬放葡萄干的甜稀饭，值班期间我学会了江水英、郭建光、马小强的许多
唱段，倒也悠然，而且，我非常乐于在早来的边疆的初冬进山。我向往山林也许不下于
向往大海。
四个人的相聚初则使人沮丧当然是有缘由的。首先，四个人当中就有两个人不是
“五·七”战士，就是说，有一半人还算不上“人民”。在“五·七”干校上学的人有
一个光荣的称号：“五·七”战士。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这样的称号。
例如朱振田，原来是国民党新疆驻军中的小军官，随着四九年底新疆的和平解放而
被收编。据他自己说他只代理过两个月的副排长，但收编后填表，他为了骗取一个更高
的待遇而虚报自己是连长。这样一来，“匪连长”的身份一直伴随着他。“真他妈的匪
连长！”他的同事们常常这样嘲笑他，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无大多恶意，他也并不计较，
最多反唇相讥别人的短处。如遇到地主出身的，那么“匪连长”的称呼会引出“地主崽
子”的回应，从两人相唱和的表情上很难看出那是爱称、戏称还是蔑称。
但清理阶级队伍中宣传队的同志坚持认为既是“匪连长”，便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反
革命。既是历史反革命，又不承认自己是历史反革命，便是翻案，理应抗拒从严。其实
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就已经搞清楚了：确实只不过是代理“排副”。
朱振田之可爱与可恶就在于他始终又臭又浑又硬，还挺“个人英雄主义”。在一个
文艺单位做行政管理员，他本来常常得罪人，对于本单位的众多的“眼镜”、秀才、笔
杆子们，他又一百个瞧不起。“狗掀帘子，全仗着嘴！”这就是他对于众知识分子的衷
心的批判总结，他真心认为这些年头贬低知识分子的论调是正确的，“不会做工，也不
会种田，也不会打架。”他常常挂在嘴边。原话本来是说“不会打仗”，他窜改成“打
架”了。“清队”中由几个秀才组成了专案组来审查他的历史，为首的那位秀才恰恰是
一位最能说而最不能做的，他认为。他态度倔傲，满不买账，经常还用一些“左”的词
句来表达自己“怀忠不遇”，似乎他比专案组的人更革命。
“老九”再晦气，反革命却是“老三”！“老九”们再低头，也不必在“匪连长”
面前谦虚……于是，朱振田在清队之后，便被“挂”起来。
“挂”也还是这样，我行我素，你愈瞧不起他，他便愈瞧不起你。这便是朱振田。
再一个非战士便是图尔迪，他之所以当不成“五·七”战士，据说是由于被揭发了
一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艾利和我好赖还是“战士”，维族话叫做“江契”，发音有力，而且和汉话挺接近，
读起来挺有味道。
“您是‘江契’吗？”艾利一上车就问我。他大概也听说过我的事情。
我点点头。艾利脸上显出喜悦、失敬的歉意，引为同道的亲近与高那二人一等的得
意表情。他用嘴一努，向我耳语：“图尔迪不是‘江契’。”
“朱振田也不是‘江契’。”我说。艾利的反应是惊喜，我说完自己却觉得有点没
意思。
“我的妹妹是狄丽白尔。”他向我眨一眨眼。
“哪一个狄丽白尔？”我问。
“您到北京不知道狄丽白尔？”他摆出一副绝不可以原谅的不满表情。
“是说中央歌舞团的狄丽白尔吗？”
“对，就是她！”
我当然知道著名的维吾尔族歌唱家狄丽白尔。她唱的《当葡萄熟了的时候》、《我
心爱的牧羊姑娘》不但风靡全国，而且流传亚、非、拉。她唱歌的时候会做出一种很自
然得体的类似维吾尔民间舞蹈的动作，她的两只戴着手镯的白玉般的手臂，在肩上轻轻
摆动，迷人极了。
狄丽白尔使我想起了一些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往事，但我身边只有她的哥哥艾利。
他是她的哥哥吗？短粗茁壮。而且，他的“生活作风”的名声极不好。在干校，他
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搞名堂。这就是他这个“江契”此次国庆节不得休假而要与两个非
“江契”和一个他认为“江契”身份也不无可疑的人一同进山的原因。他的形象和他的
风度无论如何无法使我把他与狄丽白尔联系起来。
“您是……狄丽白尔的亲哥哥？”我提出了这个不礼貌的问题。
“当然。一个大当子（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