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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劳务费”，这钱是比较少的，主要是提倡寄养家庭来献爱心。
在这种种情况下，涉外收养便成为一种特殊的选择。中部某省的那位官员透露，这两年，每年有700个左右的孩子被外国人收养。而该省目前在福利院的儿童只有1000名左右。
第四部分 第三只眼睛第74节：中国惟一涉外收养机构调查（2）
5000美金收养一名儿童
“外国人领走一个孩子，应该向儿童福利院交3000美元的赞助费。”一位福利院的院长说，这钱全部用于改善院里儿童的养育条件。
外国人在中国收养一个孩子的收费约5000美金国家民政部有关人士透露，中国收养中心还要收取365美元的审核费和200美元的翻译费，再加上办理其他手续约800美元的费用，外国人在国内收养一个孩子的收费共约5000美元左右。
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和人士为此称中国的涉外收养工作是“昂贵的弃婴生意”、“出口弃婴换取外汇”。一位民政官员非常气愤地说：“这完全是趁机妖魔化中国！我们决不是为了这点钱来‘出口’儿童！”
中国收养中心属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于1996年经国务院批注成立，由民政部“代管”。她“受中国政府委托，专门从事涉外收养服务工作，负责审查涉外收养中外国收养人的收养申请和有关证明材料，为外国收养人推荐中国儿童并负责涉外收养的对外联络和协调服务”。
根据1999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的规定，中国收养中心“为外国收养人提供收养服务，可以收取服务费”。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侯乐认为，这些费用按美国标准还是比较低的，因为获准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人都是中高层人士，几千美金只是一个比较小的数目。
“中国收养中心是一个为涉外收养服务的中介，涉外收养是国外收养人和国内被收养儿童的行为，我们政府只是批准登记这种收养关系，因此它是一种民间行为。”中国收养中心的一名官员解释道。
事实上，“中国的收养制度在世界各国堪称典范”，2002年1月16日，美国联邦众议员安妮·诺瑟普女士在受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时这样表示。
送出去还应“管”起来
“我们的孩子送出去以后，国外的跟踪反馈方面应该加强一些！”一位儿童福利院的院长称。
按规定，国外家庭领养中国儿童一年得寄回一封有关儿童近况的报告。但1999年及2000年间，西班牙家庭领养了330名中国儿童，总计应收到660封报告，然而到2000年底仅收到185封。
188/189为此，当时中国收养中心寄给西班牙驻华大使馆的通知表示：自2001年12月1日起，该中心将拒收来自西班牙的领养儿童申请案，一旦收回所有领养儿童近况报告后，再考虑开放领养。
美国惠黎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樊英强调，政府应该把送出去后的监管系统进一步建立起来。“外国人领养我们孩子的善举，我们应当表示感谢，但我们必须知道他们出去后的真相，保证他们应有的权益。”
没有送出去的孩子怎么办呢？据权威资料，除了在福利院收养的5万名儿童外，中国还有10万名左右的儿童在外流浪。
中部某省的那位相关官员则透露道，民政部目前正在提倡和推广家庭寄养的做法。现在，家庭寄养已经成了他们省抚养、安置儿童的主要做法。寄养出的主要是婴幼儿童，福利院承担监护权。
不过，该官员认为这种做法最终效果不会理想。因为孩子将来还要就医、就学、就业，这些社会责任很重，一般收养家庭难以负担。
而在发达国家，政府对收养家庭和收养人进行经济补贴。该官员建议，希望政府能拿出一部分钱来，对被收养的孩子在生活、入学等方面予以补贴，这样，减轻收养人的社会负担，家庭收养才会多起来。
“我们省一年国内收养的数目很少，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收养负担过重的原因。都要收养人承担，政府不补贴，收养人承担不了，或者不愿承担。”他说。
最根本的是，中央财政要出钱。该官员说，现在地方上的福利院基本上都是地方负责各种经费，且随着儿童的增多，很多福利院既没有充足的房舍来收养，也没有充足的经费来保障，这是他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难题。
儿童福利院正面临着儿童“超员”和经费“欠缺”的两难境地。一位儿童福利院的院长说，该院有200多名儿童，但房间和床位只能容纳150人左右，便把70余人送到当地家庭寄养。而地方财政拨给每名儿童每月300元左右的生活费，按当地生活标准，可基本维持生活需要。但孩子一旦出现生病等情况，并没有专门的费用。福利院只好想办法“自己弄钱”，把几间临街的门面房租了出去。
这位院长呼吁，国家应从财政投入、制度建设等方面解决儿童福利事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现在抚养这些孩子难，就是把孩子养大后怎么安置也难。”他说，院里有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但很难走进社会，再留在福利院也不是办法。
［附录］外国人来华收养子女登记程序
首先，外国人来华收养子女，应当亲自来华办理登记手续。夫妻共同收养的，应当共同来华办理收养手续。一方因故不能来华，应当书面委托另一方。委托书应经所在国公证和认证。
第二，外国收养人来华后，应当与送养人订立书面收养协议。收养协议书一般应当包括收养人愿意收养、送养人同意送养及双方同意建立收养关系的内容。协议书一式三份，收养人、送养人、收养登记机关各收存一份。
第三，外国收养人与送养人和被收养人应当共同到被收养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登记。登记时，外国收养人应当按规定填写来华收养子女登记申请书，向登记机关提交“中国收养中心”签发的《来华收养子女通知书》、收养人的身份证件和照片。登记机关收到外国人来华收养子女登记申请书后，应当自次日起7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规定的，为当事人办理收养登记，发给收养登记证书。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见习记者／秦岭北京报道
第四部分 第三只眼睛第75节：国家速批艾滋病新药背后（1）
“这对SDA是一个挑战，因为艾滋病是个敏感的话题，如果特批，则承认出现重大疫情或危机公众健康安全，而此前我们政府并不承认达到这种程度，如不采取特事特办，则耽误治疗时间，无法控制病毒蔓延之势头。”一位直接参与申报具体过程的知情者说。190/191东北药首开先河
2002年8月6日，东药集团东北制药总厂再度陷入舆论的旋涡：该厂仿制成功的抗艾滋病病毒药齐多夫定（AZT）作为我国第一例抗艾滋病病毒药，获批允许上市。
8月13日，东北制药总厂宣传部负责外宣的勾希连说，一周内来自各界的询问不断。由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DA）还没对外公开披露，业界多有疑虑。
记者从SDA药品注册司得到进一步证实，该药获得四类新药证书，东北制药被授予齐多夫定原料药、片剂和胶囊剂国内上市批准文号。
东北制药将要生产的齐多夫定暂定名为“克度”，但没透露具体的生产日期。
业界普遍认为，此举结束了我国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尤其是价格上将比进口价大幅度下降。
齐多夫定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署（FDA）批准生产的抗艾滋病药品，由葛兰素史克开发，因其疗效确切，成为目前“鸡尾酒疗法”最基本的组合成分。当前，齐多夫定实际上成了一个标准药物，任何新品的开发是否被学界和临床认可都将以它为参照。该药在中国的专利保护期到2001年年底止，因此东北制药的产品属合法的仿制药物。
东北制药总厂与齐多夫定早已结缘。1997年底，以技术中介、技术贸易为主要业务之一的韩国大鹏物产贸易公司拥有一项抗艾滋病药生产技术，想在中国找一家合作伙伴。1998年初，东北药与之走到了一起。2000年初，东药总厂和大鹏第二次谈判，4月份正式签合同。
当时谈判的合作方式就是贴牌生产（OEM），东北制药厂生产的齐多夫定全部原料药由韩国大鹏包销，出口国外。而东北药也同时得到一个承诺，该药物成品药在中国国内的市场，由东北药来开发。
经过一年多的生产调试，2001年1月份，东北药总厂开始正式生产齐多夫定。在为韩国企业OEM的同时，东北药已经加紧仿制，于2001年12月向SDA正式提出申报。
从2001年12月开始申报到次年8月获得新药批文，时间之短，在新药审批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更多的药品排队上市
“东北药是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我们的另一款药品也会很快获得SDA批准。”上海迪赛诺生物制药公司参与艾滋病研发和申报的张俊杰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表示。
该公司即将获得SDA批准的是另一款药DDT（Didanosine，地丹诺辛）。张俊杰称，上海迪赛诺已经仿制研发出了5种抗艾滋病药，马上进行第5个同类药品的研发，“目前我们已经向SDA申报了3款新药”。据了解，这三款药品是齐多夫定和DDT、D4T（Stavadine，司他夫定）。
2001年7月，上海迪赛诺公司第一个向国家药监局申报抗艾滋病病毒药。但东北药第一个获批，张俊杰认为原因是东北药“后期工作做得好”。
实际上，在SDA门前排队等候申批通关的远不止这两家企业。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了解到，目前仅申报齐多夫定的企业就有十多家，已经至少有4种抗艾滋病病毒的药品在审批中，而目前世界公开上市销售的药品不超过20种。
这些申请的企业既有生产性企业，也有单纯的科研院所，一些上市公司也在通过不同的形式介入。
据记者了解，研发并已经申报了DDT药品的除迪赛诺公司外，还有河南天方药业，天方药业同时还申报了齐多夫定；在D4T款药品里，则出现很多家，包括北京双鹿、上海医工及北京中国军事医科院等公司和科研院所。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申报的药品，如果没有出现质量安全问题，迟早会获批的。
第四部分 第三只眼睛第76节：国家速批艾滋病新药背后（2）
国家的政策倾斜
这背后是国家对防治艾滋病的政策倾斜。国家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病毒及免疫研究室主任邵一鸣教授说，加快审批速度，是近年国家采取的有力措施。
192/193按照一般规律，药品申报到SDA注册司后再转向审评中心，由专家合议鉴定是否可以给予临床，时间最快的也在1年以上，这还不包括做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