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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的责任
在艰难、漫长的打官司过程中，一个疑问始终盘旋在曾、乐等人心头：此起彼伏的工伤事件中，各级主管部门，到底承担起了一个怎样的责任？
珠三角一带普遍在区以下的各镇设立劳动站，但劳动站不是市区劳动局的派出机构，只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劳动站人、财、物均归镇政府领导，主要任务是替镇政府向企业收取各种费用。劳动站的职能决定了在受理打工者投诉时，容易偏袒用人单位，客观上起了宽纵恶劣劳动条件的作用。
张东北处长不认同这样的指责。为保障外来工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后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分散工伤风险，促进工伤预防，劳动部曾于1996年发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及其职工必须遵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据张介绍，按要求港资、台资企业都得买工伤保险。
“现在我不敢说他们都参加了。不过，我们有规定，不参加的港台资企业，出了事得按规定办。工伤保险本身是企业的应尽责任，但这个责任有的企业背得动；伤了一个手指头，几千块钱、万把块钱，他出得起这个钱。”
话虽然有些拗口，但确实点出了工伤事件背后一直存在的“制度缺陷”。乐祥国清楚地记得，在调查过程中，“有不少企业老板亲口说，他们到大陆来投资，就是看中政策环境相对宽松，出了事有人给护着”。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32节：谁弄断了他们的手指（1）
仲裁失衡
曾飞洋解释说，《劳动法》自1995年实施后对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起了较好的作用。但近年来，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劳动争议案件，《劳动法》凸现了很多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盲点”。
他认为，先仲裁后起诉的立法规定，已经导致外来工诉讼成本增加，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比如深圳，一个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一般要花两78/79到三个月的时间，但能在仲裁机关解决的案件最后微乎其微，大量的案件仍流向了法院。
当初立法时设想的通过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来为法院分担的想法，实践中看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如目前一个普通的工伤案件，伤残外来工正常的诉讼时间长达1070天。而大部分伤残外来工，由于诉讼时间过长，不得不放弃，最终导致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
另外，仲裁委员会的组成往往违反中立的原则。任何解决纷争的方式，都要求裁判者必须保持中立，而《劳动法》第81条中，将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作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外来工权益屡遭侵害的特定背景下，难免或多或少影响仲裁公正性。
更现实的问题是，各级仲裁委员会主任大多由相应级别的劳动局局长兼任，仲裁员又会是劳动局公务员。
为此，广东省一级人大代表如王则楚等，东莞市人大代表杨燕等，连续几年都会接到“加大对工伤多发企业的劳保设备投入”等建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来工，手指断了之后，往往被厂方扫地出门得不到应有赔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来找周立太、曾飞洋、乐祥国、廖晓峰、杨密云等人，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曾代理过外来工断手断臂索赔案几百起。
工会的缺位
让乐祥国们感到迷茫的是，在许多工伤事故的理赔过程中，看不到任何工会的影子。番禺市将威公司外来工邓玉国说，他在工作时右手大拇指被裁断机裁断，被评为伤残7级，但公司分文不赔，他也找过当地工会，但没人为他出面说话。无奈之下，邓玉国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了廖晓峰，结果顺利拿到了1万多赔偿。
在国外，专职工会人员通常不由资方直接供薪，而是通过税收立法，在税收中专门划出一项支付给工会。政府把这块专项资金交给各行业工会，行业工会拿到钱后就可以开展各项工作。由于工会从经济收入可以确保独立和公正，经过200多年的完善，工会在协调西方国家劳资纠纷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这个问题也凸显出来。虽然中国早在50年代就出台了《工会法》，但这个法律出台的背景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历经多次修改，执行性依然太弱。
对江浙一带的私营企业工会组织做过深入调查的民间学者鲁宁认为，欧美企业界来华投资出现工伤比较少，东南亚企业来华投资工伤问题就较多，这当中有一个企业文化的问题。东南亚是人治文化，企业往往打擦边球，钻空子。
鲁宁认为，《劳动法》实际上已经相当完善，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执行不到位。而《工会法》2001年虽然重新修订，但实际层面上它首先考虑的还不是保障工人的利益。在制度设计上，仍然存在不足之外。
现在，曾的服务部成立了义工队，受过服务部帮助的67个人成了义工。
为了扩大服务部影响，曾飞洋通过遍布珠三角的义工，深入到企业里组织了27场讲座。
服务部业务的这种转变，引起了北京福特基金会的注意，他们表示将提供捐助，现在双方仍在谈判之中，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曾飞洋说，亚洲基金会和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也准备向服务部提供捐助。
“实际上，如果没有资方的配合，很多问题都成了空谈。”曾说，今后服务部将加强这方面工作，比如青海电机厂，半年时间48个人断指，接班的外来工完全应该联合起来，要求厂方改善劳动环境。
曾经长期在劳动部担任劳动仲裁的左祥琦律师也赞同曾飞洋的看法。他说，尽管从法律角度来看，像外来工服务部这样的机构有欠缺，但政府理应给他们一个合法身份。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33节：“浙江经验”萌芽
80/81“浙江经验”萌芽
鲁宁认为，以往我们评判劳资双方矛盾冲突，往往倾向两极对立——认为工人利益得到满足，资方利益就会被损害。但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经验，已经在逐步破除这样的误区。在浙江，资方已经知道应该好好对待工人，浙江私营企业工会的组建数量，也在全国遥遥领先。
在工会经费收缴方面浙江也有创新，出台了一项地方法规，规定境内全部企业必须组建工会，并从企业年销售总额中提取1。5％作为工会经费。地方工会把经费筹集之后再下拨给企业工会。
有了这个基础，浙江2000年又顺利出台了《集体工资协商制度》。很多已组建工会的企业老板发现，工会对企业发展的正螺旋作用正在慢慢显现。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企业发现改革后优质品的比例大幅上升，以前工人只要做出合格品就可以拿到工资，现在都争着做出优质品。而如果劳资双方矛盾冲突，劳工闹情绪，就可能把优质品做成合格品，老板同样拿他们没办法。现在，老板们都意识到，自己只是花了一点小钱，但企业在发展中可以挣回更多的钱。
结果，浙江劳动纠纷近两年来明显下降。
同样都是市场资本，鲁宁认为广东工会、劳动监察的制度创新，落后于浙江。浙江以本地老板为主，更多受传统道德伦理约束，私人老板注重利润的同时，也开始注重自身形象。而广东以外来老板为主，资本进来打的是时间差，当劳动力资本没有优势后，这些资本可能向内地迁移，老板投机性很大。
左祥琦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对广东工会来说挑战也就更大了。他认为，广东工会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必须尽快转换角色，真正替劳工说话。
鲁宁强调不应该忘了浙江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启示：所有的转变，都是市场竞争中的自发行为。
■记者／黄钙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报道
第二部分 诡秘的财富拼图第34节：许荣茂南京18亿问题圈地（1）
诡秘的财富拼图［我们有权知道真相］21世纪“彻底调查”股市公告先于政府招标
许荣茂南京18亿问题圈地
世茂集团董事长许荣茂一掷18亿，在南京买下了一块高档住宅用地，创下南京土地成交价之最。这块被誉为“地王”的宝善地块，是在挂牌出让的最后一天，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以底价拿下的……84/85以前从未涉足南京地产的许荣茂一出手就带着睥睨金陵的霸气，一掷18亿，在南京买下了一块高档住宅用地，创下南京土地成交价之最。这块被誉为“地王”的宝善地块在2003年6月9日发出挂牌公告后一直无人问津，直到7月4日，也就是挂牌出让的最后一天，许荣茂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以底价拿下这块“南京地王”。
之后，许荣茂刻意保持着一贯的低调。
但由于宝善地块临时更改规划，被纳入拆迁范围的居民开始质疑整个地块转让的合法性。不久之后，随着世茂业主纠纷以及许氏家族敛财方式被一一曝光，世茂的土地、销售、资金这三个环节遭到一致质疑。
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内定地王”嫌疑。
内定的地王？
从地图上看，宝善地块北起南京中山北路，南至外秦淮河北岸，东沿惠民大道，西临长江，总用地面积达59。4万平方米，实际出让面积为48。5万平方米，容积率住宅部分为2。2。南京当地媒体此前报道，宝善地块的开发是整个南京市沿江开发战略的重点区域。
据悉，与世茂一起看上这块地的还有中海、万达、万科等地产大鳄。但早在土地挂牌出让之前，世茂就已经知道这块地非己莫属。
5月17日，世茂股份（600832， SH，世茂集团为其第一大股东，持有26。43％的股份）发出公告称：公司拟与世茂建设及世茂投资（两家公司皆为许荣茂家族控制企业）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成立后将主要承担“南京世茂外滩新城”项目（暂定名，以下简称：该项目）的开发建设任务。
然而，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是在6月9日才将此地块公开挂牌。
在一份举报材料中，有关人士质疑说：“这个关联交易公告的发出日期离南京土地资源局挂牌出让公告公布日期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世茂股份怎么能知道竞价的结果就一定是它呢？”
不仅如此，公告还对该地块作出详细规划：“该项目将分三期在规划用地范围内建造高档住宅（高层、超高层）、五星级酒店、精品商业区、休闲娱乐设施、中小学校、幼儿园等设施，及为这些设施服务的高级会所、游艇俱乐部、停车场、市民广场、滨江公园、园林景观等辅助设施。”
有关人士质疑道：“世茂股份怎么知道宝善地块的挂牌出让细节及具体的规划要求细节呢？”
更为蹊跷的是，在本应不知地价为多少的情况下，世茂已经对这块地做完了投资预算和收益分析：该项目总投资额预计为人民币50亿元，将分三期开发建设。除注册资本外，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