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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分行给NBM提供了1500万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每年也得到延期许可，一直到1999年。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25节：谁陷害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2）
纽约分行在此期间，还经常根据还贷记录、交易数量，以及安全和不安全的贷款比例，将NBM列为“最佳客户”。
周强同时也承认，他同纽约分行的紧密关系，“使其获得了大量的信贷，多次的延期待遇，而这些待遇只有少数客户才能享受”。
实际上，当NBM所谓的信誉和业务不断增长的同时，周强同纽约分行的管理层，发展出了“紧密的私人关系”：周强每周会同纽约分行一些“管理高层”共进晚餐，或举行“家庭派对”。纽约分行也会经常给予NBM超过限制水平的信贷，并且给予NBM特别优惠的利率。
这些优待止于2000年纽约分行的内部整改。随着NBM及关联公司问题的凸现，中行在2001年中期提出诉讼要求，指控NBM和其他被告未能履行归还贷款的义务。
在中行提出的诉讼请求中，包括一名身份为原纽约分行信贷员的个人被告——杨仲琦，杨被指控为周强夫妇的同伙，涉嫌共同金融欺诈。
有预谋的诈骗
凯斯勒这位在美国以代理“财产罚没案”而颇具知名度的律师，在跟记者通话中，几乎重复了元月与记者谈话时的论调，将这一商业纠纷归结到另一范畴：“周强及其他被告的行为，均受到了纽约分行管理层的指使”。
凯斯勒透露，目前他已向更高一级的多佛法院提交了上诉请求。但记者提出想直接与周强联系的要求时，凯斯勒断然拒绝。
作为此宗诉讼核心的周强夫妇，目前仍居住在新泽西州Alpine的那幢价值300万美元的豪宅中。记者通过新泽西州的电话查询系统，得到了周强夫妇住宅电话号码。
周强表示非常惊讶。
面对法庭已经作出了巨额赔偿判决，周强说：“我已申请破产保护，按美国相关法律，只需赔偿我工资的90％，目前我的月薪为3000美元。”
但纽约南区法庭显然没有采信周强的辩解。其提供的法律文件，清楚地列举了周强夫妇早已开始的、有预谋、有计划的转移资产和持续的诈骗行为。
如从1998年开始，周强夫妇就指使肖婉莲等，企图通过假协议转移100余万美元的资产至周强夫妇开设在开曼群岛的一个银行账户，而这部分资产已被扬美公司作为向中行纽约分行贷款的质押物。1999年，NBM还同GEG公司一起伪造贸易合同，向银行申请15笔贷款共800余万美元借予GEG公司。一接到贷款，GEG就立即把钱转汇回NBM。银行由此展开了调查，并出具了调查结果，认为这些交易均属“伪造”。
周强夫妇还多次试图将分别位于开曼群岛和美国新泽西州的2处和3处地产转手出售。比如周强夫妇就将如今仍在使用的新泽西一处价值300万美元的房产，通过杨仲琦非法解除了该房产原先在纽约分行的贷款质押，并再次从其他金融机构质押该处房产，获取了200万美元的资金。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法庭上关键的一幕
2002年6月17日，控辩双方的最新一次较量在法庭展开。
王琪亲身感受了那种紧张气氛。
“第一步是陪审团人员的组成，先从当地社区挑选30名候补，再选出15名，最后由控辩双方的律师决定均能接受的9人”。此时，凯斯勒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在陪审团成员中，去掉了与银行业务有关的人员。
凯斯勒的第二个行动是刘萍的“哭”——时间选择在陪审团刚走进法庭时，此刻，刘萍的身后坐着73岁的刘道忠、70岁的王淑敏以及十多岁的两个女儿。
62/63第三个行动是被告律师频频使用美国法律条款中的“第5修正案”——当刘萍、刘道忠、王淑敏在法庭上的发言自相矛盾时，凯斯勒紧急将其召集至一处，随后众人旋即上演了美国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镜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将作为呈堂证供”，而一言不发。
德帕尔玛的步骤则是，首先是2000年7月上任的纽约分行副行长黄仰鑫的开场陈述，再是向法庭提供一份有关周强夫妇家族及所控制公司的繁芜的网络图，其后是对周强方伪造文件的陈述。
庭审持续4周，高潮亦发生在结尾，德帕尔玛用最后3分钟对周强提问，涉及其1995年所涉及的另一桩欺诈案时，失态的周强于法庭上高声叫骂。此情形被一旁听的媒体形容为“周强咆哮公堂”。
根据当事人回忆，主持庭审的法官最后对周强说：“你给自己挖了一个洞，而且越挖越深”，并评价此案为“从没有碰到过的复杂案件，不仅有民事纠纷，还有伪造文件等刑事问题”。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26节：谁陷害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3）
已完结的审判
7月11日纽约当地时间下午5时35分，9名陪审团成员达成共识：
认定NBM和扬美公司违约成立，违约金额分别为1728万美元和1359万美元；
认定周强、刘萍、GEG、BOC、CBL、CENTURY、RCHFINS、王淑敏、周慧玲、刘辉、留道忠、杨仲琦等12名被告的行为，其不当得利金额分别为：周强、刘萍各1000万美元；GEG、BOC、CBL、CENTURY、RCHFINS各700万美元；王淑敏、刘辉、刘道忠各500万美元；周慧玲10万美元；杨仲琦12万美元；
认定周强、刘萍、NBM、扬美、GEG、BOC、CBL、CNETURY、RCHFINS、王淑敏、周慧玲、刘辉、刘道忠、杨仲琦等14名被告的行为均构成欺诈；认定因欺诈而致中行的损失为3545万美元；
同时认定14名被告的欺诈行为是对银行利益故意、恶意、肆意的侵犯，因此，认定各被告应对此行为承担惩罚性赔款，罚款金额为：周强1500万美元；刘萍、NBM、YANGMEI、GEG、BOC、CBL、CENTURY、RCHFINS各1000万美元；王淑敏、周慧玲、刘道忠、杨仲琦各10万美元；刘辉100万美元；
认定中行方指控的杨仲琦违反信托责任请求成立，其应为此承担的损害赔偿金额为30万美元；同时认定杨仲琦的违反信托责任行为是对银行权利故意、恶意、肆意的侵犯，因此，认定杨仲琦应为此承担惩罚性赔偿，惩罚金额为20万美元；
认定周强、刘萍、NBM、YANG—MEI、BOC、RCHFINS等6名被告帮助并唆使杨仲琦违反信托责任，且构成对银行权利故意、恶意、肆意的侵犯；因此，认定6名被告应为此承担惩罚性赔偿，惩罚金额分别为：周强40万美元；刘萍60万美元；NBM、YANGMEI、BOC和RCHFINS等4名被告各为25万美元；
关于中行提出RICO指控，认定周强、刘萍、NBM、YANGMEI、GEG、BOC、CBL、CNETURY、RCHFINS等9名被告违反RICO法第1962条第C项之规定；认定上述14名被告违反RICO法第1962条第D项之规定；认定银行因此而导致的损失金额为3545万美元；
几乎同时，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即收到发自美国纽约的传真，标题是——“我们胜利了”。
■ 记者／刘冬北京报道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27节：25年日本对华援助走向终结背后（1）
25年日本对华援助走向终结背后
日本媒体在ODA问题上不正确的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民众相信，20年来日本无偿送给了中国3万亿日元。而实际上这些钱大部分是贷款，而且中国都在按期还款。64/65在近两个月来日本政府官员多次作出可能结束日本政府对华援助（ODA）的暗示之后，2004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首次对此问题作出了明确表态。在参加东盟首脑会议之前，他在老挝首都万象对随行记者表示，“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
近来密切关注日本对华ODA动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教授对记者表示，虽然近年来日本对华ODA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但日本政府首脑公开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完全停止，这还是一个最新的动向。
日本的复杂心理
金熙德认为，“我注意到日本政府对停止ODA也采取了一种比较中性、客观和理性的说法，即中国经济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不再需要援助了，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这和日本政府官员两三年前总是把ODA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的做法想比，是有所进步的”。
“中国国土广大，贫富差距大，不能说已经不需要外援。但如果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得外援变得不必要的话，我们应该表示理解。但同时要强调的是，不能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影响到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金熙德认为。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的另一位研究员冯昭奎教授则向记者表示，日本取消对华ODA的准备由来已久，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的发射，使日本国民产生了这样一种疑问：“中国已经发展这么快了，为什么还要由我们来援助？”
“中国载人飞船上天、经济蓬勃发展、对外贸易总量将超越日本，而反观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的状况还在继续，这让日本国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副教授说。
一方面是日本的心理不平衡，另一方面，冯昭奎认为，在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再需要对华ODA的呼声。虽然历史上总的日元贷款累计有3万亿日元，但现在每年实际上只有10亿美元左右，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谓杯水车薪。同时从2000年以来，日本开始对ODA进行每年审查，并规定要考察接受国的军事和民主情况。“这么一点资金，还要费那么大的劲，其实不要也好。”冯昭奎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梁云祥向记者介绍，ODA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简称，不止面向中国一个国家，而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总和。据统计，接受日本ODA的国家现有100多个。据媒体报道，在过去25年里援助中国的24个国家中，日本是援助力度最大的。
金熙德认为，现在用“日元贷款”来表示ODA是比较确切的。实际上日本对中国优惠贷款只是含有援助的成分，如果全部称为“对华援助”容易导致理解偏差。金熙德建议，把ODA称为“日本政府对华资金合作”，是一种更为确切的表达方式。
“日元贷款”历程
日本对华ODA是从1979年的大平正芳内阁开始的。大平正芳曾在1972年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内阁担任外相，一直奉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而上世纪1970～1980年代，出于对抗前苏联的战略考虑，中日也经历了一段“蜜月期”。当时的日本对华ODA是日本政府自愿进行的，而且日本国势蒸蒸日上，根本没有要求中国宣传或“感谢”的说法。
冯昭奎介绍，在1980年代中国资金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日元投资在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曾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在198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了中国国内投资总额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