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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临呢？
赋中又云：“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既然在世为人只是天地造化的一个偶然，那么为人一生也无需过分把玩，生命之长短就更无需过分在意了。作者能“同生死，轻去就”，如此看得开，也是无奈中的一种消极自慰，苦闷忧伤到极点后的一种乐观旷达吧！
贾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能对生死问题如此超然呢？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人。是荀子的再传弟子，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汉文帝因吴公的推荐，任其为博士，不到一年又被提升为太中大夫，当时他才23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他为汉文帝提出了许多政治改革意见，还积极主张变法，制定了各种仪式法度。汉文帝非常赏识他，想晋升他为公卿，但这遭到朝中老臣周勃、灌婴、冯敬等人的反对，说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结果文帝让贾谊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太傅之职有名而无实，位高但权轻，并且当时长沙在人们眼中仍是蛮荒之地，实际上贾谊是被贬了。当他赴任途经湘江时，触景生情想起了遭贬的爱国诗人屈原，于是提笔写就名篇《吊屈原赋》。
“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髷。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这里通过大量的比喻，描写了当时楚国黑白颠倒、贤愚倒置的事实。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蟥？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这一部分既写出了对于屈原一味求忠，未能“远浊世而自藏”，同时也表达了不甘心自己的才华被埋没，要“凤凰翔于千仞”的志向。总体来说，本赋继承了楚辞中感情激越、郁郁不平的特点，同时也脱离了诗的局限，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骚体赋。
此后3年，贾谊作了《涢鸟赋》，表达了他谪居长沙的抑郁心情。文帝七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后来梁怀王骑马时不小心摔死，贾谊一直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到1年便死去。
贾谊的文章不仅有辞赋，还有政论，辞赋展现出他充沛的感情，而政论文更多表现他的治国才华，然而赋中有文，文中有赋，相得益彰。《过秦论》兼顾了辞赋的文采语势和政论的雄辩精辟，以汪洋恣肆之文表达经世济民之意，成为别具一格的辞赋家的政论。
《过秦论》旨在讲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但是作者没有直接说秦之过而是先列举秦之功，不直言秦之衰而先详述秦之兴，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书秦之盛，全文看来只是由“然而”一词连接的两个句子，前一句只写秦之强盛，后一句专写陈胜等的弱小，但是在两相强烈对比之下，作者予以点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辞赋的艺术手段，使得文势充畅，波澜壮阔，议论风发，题旨轩昂，使人不仅从理性上可以得到启迪，感情上也能够得到震动。
贾谊死时只有33岁，他的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战国时代，只要一个人有才能，善于论辩，就可以凭自己的才学去打动君主，获得地位与权势。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发展，官僚体制越来越完善，纵横家与策士的时代结束了。
第二部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
———梁启超
《史记》几乎会出现在所有的必读书目中。其实没有比读《史记》更激动人心的了，经太史公的精心选择，那一个个的历史人物无不写得龙腾虎跃，读之，让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才情。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之滨的龙门（今陕西韩城附近），自幼聪颖好学，青年时代四处漫游，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为撰写《史记》积累了很多生动活泼的素材，同时也为《史记》那种“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语）的语言风格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基础。其父司马谈，熟悉史事与天文地理，汉武帝建元初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任太史令，他早就有意论载“天下之史文”，但始终没有如愿；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不久，开始着手撰写《史记》。公元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以赴写作《史记》时，遭李陵之祸下狱受腐刑。司马迁以先贤鼓励自己，虽遭大辱，也要完成《史记》，终于用了大约16年的时间写完了这部52万余字的著作。
司马迁一方面深受《春秋》的影响，撰述《史记》要明辨是非善恶，另一方面，他还要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如何使史学真正担负起研究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给任少卿的信中作了叙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络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形成了极具个性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
《史记》主要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史论组成，记载了上自黄帝，下到汉武帝时期近3000年的历史；精心结构、谋篇布局，表现了结构美。全书共130篇，中本纪12篇，记载历代帝王世系与国家大事，及帝王本人事迹；表10篇，记载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与简要的政治事迹；书８篇，分别记述天文、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情况；世家30篇，主要记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世系及历史，汉代丞相、功臣、宗室、外戚、孔子和陈涉的事迹；列传70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记述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及各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全书大多篇章后都有“太史公曰”，是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及一些史实的补充，书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叙述司马迁自己的家世和事迹，以及撰写本书的经过、意旨及作者的史学见解。
《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体现司马迁个性的不仅是他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还有他那独特的文学风格。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他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一些人物和故事流传至今。司马迁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他们以《史记》为典范，反对具有种种不良倾向的文风，推动他们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至于太史公“笔法”、文章的气势、韵味等，更是后代作者揣摩、效法的重点。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过有益的启发，传记文学乃至小说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史记》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史记》的问世，为中国史学，为世界史学，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司马迁是中国文化伟人，也是世界文化伟人，《史记》被译成英、法、日、俄等文字广泛传播。1955年，苏联科学界推尊司马迁为“世界文化伟人”，隆重纪念他诞生2100周年。苏联历史学家将司马迁和被称为欧洲“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足见司马迁和《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第二部分绝代奇书———《淮南子》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环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
———高诱《淮南子注·叙》
惜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书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
———刘知己《史通·自叙》
“绝代奇书”乃是半个世纪以前胡适先生为《淮南子》下的评语，而此书的作者刘安也被称为“天下奇才”。刘安本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长因为谋叛文帝，被流放四川，在途中绝食而死。后汉文帝又封刘安为淮南王，都城寿春。
淮南王刘安同一般的皇亲贵族有很大不同：“淮南王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他博学多才，在科学、文学、哲学、音乐等众多领域中多有建树。他在寿春会聚了一批“俊伟之士”，一起探讨天下大事，研究学术。于是作《内书》21篇，《外篇》甚众，还有《中篇》8卷，一共20余万言。对于刘安其人，史家有不同的评价，较常见的一种看法是，刘安企图谋叛，在武帝时阴谋外泄，于是在被捕之前自杀身亡。从《淮南子》书中的观点来看，它承继黄老之说，而汉朝的中央统治者实行的是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这种道家和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