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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主体的认识能力的问题的时候，《庄子》指出，人的认识能力可以分为“小知”与“大知”。前者是指以“物”为认识对象的主体认识能力，即人们通常的感觉经验和思维活动。后者是指以“道”为认识对象的主体认识能力，是人们的直觉认识能力。通过“小知”而获得的关于“物”的知识，是通过“大知”把握“道”的最大障碍。因此，以直觉方法“体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摒弃传统认识原则和传统知识的过程。
《庄子》给人们指出了一条从现实生活的困顿中获得自由和解脱的道路。这种对自由的祁向和对现实的超越，是庄周思想的精华，他给在现实生活中痛苦挣扎的人们开辟了一片逍遥的精神家园，使人们的心灵有慰藉、养息、安顿之所。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相比，庄子的精神是超然的、出世的，这两种人文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相互补充、各有所成，共同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
《庄子》一书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文学成就最高的，其总体风格为“汪洋恣肆”，其文章常常是突兀而起，行所欲行，止所欲止，完全随着作者自己的意识所及任意跳荡起落。句式或顺或倒，或长或短，辞汇丰富，描写细致极有独创性。
《庄子》散文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丰富的想象力，极富浪漫主义气息。郭象在《〈庄子〉序》中说：“观其书，超然自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恍惚之庭矣。”庄子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应归因于他思想的自由、个体精神的解放和对世界的独特认识。鲲鹏可谓大也，可是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哪怕是一小粒尘埃却可从其中窥出世间大道，万事万物只是形体层面的差别，但是其理其道是一样的，所以庄子的文思就可以在差别巨大的物象之间自由驰骋。
《庄子》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够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说明异常抽象的哲学道理。《道德经》开篇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天地的大道、事物的本质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是表达出来后，就不是原来的道和本质了。因此道家有“言不尽意”的理论思想。同时有许多哲学命题按照常规话语本来就很难表达出来，所以，《庄子》中很大篇幅都是用各种神话、寓言来隐喻抽象的哲学道理，比如说《逍遥游》中的“无用之为大用”的道理：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所害。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通过一个故事和一株“毫无所用”的大椿树将“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的道理阐发得淋漓尽致。
总之，《庄子》在许多方面深刻影响了后世，最主要的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气质，让后世许多大家争相效仿之，比如李白、苏轼等。《庄子》铺张扬厉的写法对汉赋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此外，在《庄子》中首次出现了“小说”这个词，它里面丰富的语言和神话故事也成为后世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
第一部分御风而行———列子
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
———张湛 《列子序》
北宋才子苏东坡在其《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曾有一千古名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借以表达他渴望超脱尘世的情怀，其此番灵感却源于战国时另一学者：“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的列子。
列子名叫列御寇，郑国人，应属道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吕氏春秋》有“子列子贵虚”认定列子是郑国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也记述列子是郑国人，由于他崇尚黄老之学，一生追求清静无为，在郑国市井中居住40余年竟不为人所知。后世被奉为道教的仙人，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封为“冲虚真人”，《列子》也被诏称《冲虚真经》；宋徽宗时封为“致虚观妙真君”。但是《列子》的身世常为人们所怀疑，虽然在《庄子》中曾经提到列子，但是《列子》这一书名，在先秦诸子时代并没有为人们所提及。到汉代刘向整理朝廷的藏书时才首次提及，并且整理成八篇。但是后来人研究时，说刘向编校的原书也失传了，现在的《列子》是魏晋时代的张湛所作的伪书。但是不管《列子》是否伪书，它的文学价值和艺术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仍占有一席之地。钱钟书就曾分析过：“使《列子》累张湛所伪撰，不足以贬《列子》，只足以尊张湛。魏晋唯阮籍《大人先生传》与刘伶《酒德颂》，小有庄生风致，外此无闻焉尔。能赝作《列子》者，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
列子以关尹子、壶丘子、林老商等人为师，而这3个人，都是承老子之学，所以列子继承黄老的学说，这是无疑的。《吕氏春秋·不二》中说：“子列子贵虚”，就是主张虚静无为，一切要顺应自然。他还说：“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他因为穷困潦倒而面有饥色，郑国的执政者子阳要馈赠他粮食，而他拒绝了。他的弟子严恢问他：“有闻道者为富乎？”列子答道：“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主张人们应该摆脱人世间富贵、名利等的影响，要淡泊名利、清静修为。
《列子》散文的想像力极为丰富，构思奇特新颖。例如其中有“偃师造人”一节，描写了偃师用木头等材料造成的人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颌其颐，则歌合律；摔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
如此想像，纵使是今天的人工智能也是望尘莫及呀！当然这也不是凭空瞎想，传说三国魏时有能工巧匠可以制造出木头人“击鼓吹箫”，而蜀国丞相诸葛亮制造出木牛流马帮助军队运送粮草的故事更为人们所熟知。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战国策》、《国语》对人物的刻画是比较成功的，而诸子散文中《列子》在人物的塑造方面也较为突出。通过调动多种手法，《列子》成功地展现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愚公移山”被毛主席大加赞赏，成为“老三篇”之一，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成为中华民族不畏艰难、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这个形象就是在《列子·汤问》中塑造的。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文中直接描写愚公的有“年且九十”（快要到九十岁了），其他主要通过对比、烘托的手法使人物的形象逐渐丰富起来。首先开篇描写愚公所面临的自然环境，“方七百里，高万仞”，来暗示愚公所要完成的任务之艰；然后写运土之难，“寒暑易节，始一反焉”；还写愚公受到的质疑，首先是其妻“以你现在的力量，连魁丘这样的小山都撼动不了，能拿太行王屋怎么样呢”？还有智叟“以你这么高的年龄和虚弱的体力，连山上的树木都毁不了，拿那些土石怎么办呢”？然而愚公没有为这些困难和压力所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我的子子孙孙无穷无尽，而山又不会增高，还害怕移不平它”？这样通过直接间接相结合的描写，充分显现出愚公面对自然困境，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第一部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战国终者也。
———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韩非子·说难》
汉代史学大家班固有言，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春秋战国，诸子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四处游说，著书立说，以求得统治者的信任，“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在战国晚期却有一位公子饱受造化之苦，虽满腹经纶却天生口吃，无法像别人那样四处游说诸侯。上天总还是眷顾苍生，让他有如椽巨笔，长于著述，终留下《韩非子》。
自不待言，此人即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韩非本是韩国贵族，与后来成为秦国丞相的李斯一起师从于荀子。当时韩国已经是国力衰竭，面临西方的强敌秦国，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