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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精神，另一方面又要求仁以为己任，见利思义，见义勇为，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一种把个人人格与社会责任、社会义务相统一的人生观；在人我关系上，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的原则；提出了孝、悌、忠、信、恭、宽、敏、勇、直等一系列道德规范；还特别强调“为仁由己”，启发每个人的自觉道德精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修养方法；并且论证了道德思想与礼仪规范的关系，要求人们仁礼兼备，文质彬彬。在教育方面，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启发式教学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论语》中许多话都成为格言流传于后世。读《论语》要着重吸取其有普遍意义的精华，以提高我们的道德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处于2500年前的宗法等级制社会，《论语》的内容也不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今天继承吸取其精华，也要注意剔除其旧的时代内容，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
《论语》自问世以来，两千余年间，对中国政治、思想、教育、伦理等多方面无不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汉代以后，《论语》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之书。东汉的时候，它被列入儒经的行列，与《尚书》、《周易》等合称“七经”。到了宋代，《论语》经过朱熹的注解后，便一直成为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教科书，宋元明清几朝的做官人、读书人无不受其影响。在古人心目中，《论语》是修身治国的宝训。纵是科举废除以后，《论语》仍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今天，该书仍是一版再版，发行量之大是惊人的。宋初名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致太平”的传说，古今圣贤的读书经历证明，此话并不为过。
《论语》就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所以是语录体的散文，其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比较易懂，用词力求言简意赅，所以多为一些格言警句。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朝闻道，夕死可矣”，“知者乐山，仁者乐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读来琅琅上口，意味深长。孔子的这些名言警句，展现了他深邃的思想，高尚的情操，也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第一部分仁者无敌———亚圣孟子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镵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
———苏洵
过去有一个小孩子，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母亲守节。他们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孩子学了些丧葬、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带着孩子离开了，将家搬到了街上，离杀猪宰羊的人家很近，这个小孩儿就模仿起做买卖和屠杀的活计。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孩子见了，一一记在心上。母亲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这个小孩子就是先秦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被尊为“亚圣”的孟子，这个故事也就是广为传诵的“孟母三迁”。
孟子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后来孟子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成为孔门后学。他以孔子为榜样，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游历各诸侯国，向统治者宣传他的王道思想、仁政主张。但诸侯为了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纷纷采纳法家和兵家的学说，认为孟子过于迂阔，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使得孟轲也像孔子当年一样，四处碰壁，终不得志。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学和著述。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事，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学生，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等。他和学生们一起，将自己的思想言论整理成《孟子》一书。
《孟子》一书，共7篇，每篇又各分上下，依次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篇名取自每篇开头的几个重要的字，没有特定的含义。《孟子》思想的核心是性善论，他认为人都有天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就是仁、义、礼、智人之四端的萌芽，这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所在，而恶则是后天受到外界影响才产生的。孟子强调，人们只要自觉努力，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道德完善的圣人；只要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事天的途径就是修养心性。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孟子形成了仁政学说，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命题，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修养方面，孟子强调人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自觉精神，明确提出了“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在生与义二者不可得兼时要“舍生取义”，还提出了要养浩然之气，培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自觉接受艰难困苦的磨练等极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有因于此，孟子的文章也气势雄伟宏大，感情真挚热烈，长于说理和论辩，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代表作，为后人所推崇。
《孟子》行文最大的特点在于“势”，由于孟子善辩，讲起道理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常常将对方逼问得“顾左右而言他”。《孟子》词锋犀利，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义正言辞、大气磅礴；论证一环紧扣一环，层层深入，直达主题，如《告子上》中的“鱼与熊掌不能得兼”一节：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鸦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读来觉文气如飞瀑一般，直落而下，不可中断。而析理，又似剥笋，层层深入，直至中心。
《孟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来说明事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如在《梁惠王上》“寡人之于国”一节中，针对梁惠王提出“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以“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为喻，问“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惠王答道“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实际上是批评梁惠王在对待老百姓的问题上，同其他统治者立场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别的统治者那么残暴罢了。这其中也用了欲擒故纵、请君入瓮的手法，引梁惠王上钩，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其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此外还有“拔苗助长”、“缘木求鱼”、“一曝十寒”等等，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成语。
孟子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就是散文创作，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唐宋时的散文大师，几乎都以孟子的文章为典范。《孟子》论辩机敏、文气浩然、语言通畅、洗练准确，历两千余年，孟子作为思想家的形象仍旧跃然纸上。
第一部分集百家之大成———荀子
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里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似之。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有人喜欢征服人，有人也就喜欢被人所征服，那么这两种人之间当然没有麻烦，可以十分和谐地一起生活；或是人人所欲之物极其充足，像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一样，当然也不会有麻烦；又或者人们可以孤立生活，各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得多。可是世界并不是如此理想。人们必须一起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无争，各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必须接受一定的限制。“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限制。
如上是荀子所作的关于“性恶”论及“礼”的一个论证，以解释道德上的善的起源。这种论证完全是功利主义的，与墨子的论证很相似。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荀况博学善辩，年轻时便到学者荟萃的齐国“稷下学宫”讲学，齐襄王时曾三次被推为“祭酒”（学宫之长），成为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以后，他游历秦、赵等国，从事政治活动，同这些国家的当权者讨论富国强兵问题。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杀，荀况也受株连而免官，居于兰陵，直至老死。
荀况在教育上和著述上很有成就。在秦统一中国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想家韩非和政治家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今本《荀子》32篇除最后6篇一般认为是荀况门人所记外，其余各篇都是荀况的著述。
如果说孟轲承继子思学说，形成了儒家正统派的话，那么荀况则猛烈抨击子思、孟轲，形成了儒家内部的反对派。荀况反对孟轲，不在于反对孟轲对人的重视和高扬，而在于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解与孟轲不同。荀、孟分歧的基本点在于：孟轲对人的理解，重在发掘出人的内部世界———自我意识，从而确立人的主体性，再从人的内部世界拓展出人的外部世界———人对自然的主导、人与社会的联系。相反，荀况对人的理解，则重在肯定人的外部世界———人对自然的主导、人与社会的联系，从而确立人的主体性，再从人的外部世界入手来塑造人的内部世界———自我意识。简言之，孟轲是由“内圣”而“外王”，荀况则由“外王”而“内圣”。这种对人的理解的不同，导致了荀、孟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形成了荀况的独树一帜的人学体系。
在《荀子》一书中，荀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荀况指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运动变化。他认为，天与人、自然与社会有不同的职能。同时，荀况又强调，人虽然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强加于自然界，但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界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认为与其崇拜天、歌颂天，不如像畜养万物那样将天驯服；与其顺从天、歌颂天，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使之为人类造福。
对人性问题的讨论，也是《荀子》一书的重要内容。荀子从“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出发，在人性问题上主张“性”、“伪”之分，就是把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品质区分开来。他认为，“性”是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等本能的物质需要，并不具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因此，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礼义规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