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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拍”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了商人无限膨胀的发财欲望。《拍案惊奇》的首卷是《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描写命里“有巨万之富”的文若虚，偶然间拣着个好玩的破龟壳，竟然使他眨眼之间云里雾里成了巨富，无本万利的奇妙好运正反映了商人牟取暴利的梦想。商人不仅在物质上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且，在精神上也代替了原来的文人，商人的主角地位，成为小说的主人公。
其二， “二拍”还描写了官吏的昏庸无能，暴虐残酷与贪财受贿。在《恶船家智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报真命状》中，恶船家设计使王生蒙受不白之冤，而知县明时佐不加勘访，就把王生痛打一顿，投入大牢；官府的昏庸，反助了恶人奸计的实现。《伪汉裔夺妾山中，假将军还姝江上》写江湖大盗柯陈， “专在江湖中做私商勾当”，与官府勾结，“上司处也私有进奉，盘结深固，四处响应，不比其他盗贼，可以官兵缉拿得的”。官府不但不为民除害，还与强盗结伙害民。“二拍”尤为深刻的是揭露了当时官府径直为盗的罪恶，《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中常州柳太守听说洞庭山某寺藏白香山手书《金刚经》，价值千金，索取不成，便吩咐强盗告此寺住持窝赃，监了住持，诈取了《金刚经》。
《贾廉访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写诸路廉访使贾谋贪财无行，探知商知县富厚，与商家结成儿女亲家，商知县亡后，贾谋欺孤儿寡妇没有主意，假拟公府关文，把商家财物骗归己有，凌濛初在小说中愤慨地说：“官人与贼不争多……却又施在至亲面上，欺孤骗寡，尤为可狠！”
其三，爱情与婚姻也是“二拍”中最重要的主题。“二拍”中同样肯定“情”对于人生的至高价值，但更多把“情”与“欲”即性爱联系在一起，并且对女性的情欲多作肯定的描述，这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更为直接。如《闻人生野战翠浮庵》写女尼静观偷偷地爱上闻人生，后与闻人生同宿一船，就主动去招惹他，最终得成完美婚姻。作者对此评述道：“这些情欲滋味，就是强制得来，原非他本心所愿。”《通闺闼坚心灯火》一篇更具代表性，罗惜惜与张幼谦自幼相爱，私订终身之盟，后惜惜被父母许嫁他人，她誓死反抗，每日与幼谦相会。小说中写道：
如是半月，幼谦有些胆怯了，对惜惜道：“我此番无夜不来，你又早睡晚起，觉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风声，被人知觉，怎么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
青年女子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对封建礼教所作的大胆抗争，在这里被描述得具有悲壮的意味，体现出作者对自由婚恋的积极主张。
“二拍”中的故事，大多写的情节生动而语言流畅，大量运用活泼的口语、注意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更应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凌濛初对小说反对偏重传奇性的看法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如《韩秀才趁乱聘娇妻》、《恶船家计赚假尸银》、《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等篇，非但没有神奇鬼怪或大奸大恶之类，而且也没有过于巧合的事件。情节的生动，主要靠巧妙的叙述手法，这就更向“无奇”的方向发展了。小说摆脱传奇性，这是艺术上的重要进步。因为这样它就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更有利于对人性内涵的深入开掘。后世《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作品，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获得更大成功的。
第五部分是非致良知，心外无一物——王守仁
人人有作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
———冯友兰
《坛经》中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惠能具有相似之处的是明代著名“心学”大家王守仁。《传习录》上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王守仁（公元1472年—1528年），今浙江省人，通常称他为阳明先生，是杰出的哲学家和有名的政治家。1525年，田州土司因不满由政府任命官员代替世袭制度，起兵造反。明王朝任命王守仁去广西平乱。在赴任的途中，王守仁上疏认为乱事的起因乃是两广官员“因循怠弛，军政日坏”，“非一朝一夕之故”，“当反思其咎”，“自责自励”；又认为“息兵罢饷，以休养疮痍之民”，建议宜抚不宜剿。当年年底，王守仁来到南宁，两广、江西、湖广四省数万大军也云集南宁。王守仁按照他宜抚不宜剿的既定方针，一面派代表同田州土司谈判，一面下令前方军队全部后撤以示诚意。1528年2月，田州土司头目卢苏、王受来到南宁投降，其部下17000人全部免罪遣散回家。这场动乱就这样平息下来，并未妄杀一人。这一事件表现出王守仁超凡的政治智慧。
他早年热诚地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终于放弃这种尝试。后来，他被朝廷谪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的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是今天我们理解接近王守仁的最重要的资料。
《传习录》中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全书》卷二）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俩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此外，系统的代表王守仁哲学观点的概念有“明德”、“格物”、“用敬”、“良知”等。关于“良知”，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缘故。
第五部分随感之始作俑者———袁宏道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袁宏道《叙小修诗》
万历年间，明代诗文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坛上出现了公安派，其为首的是袁氏兄弟，即宗道，宏道和中道，尤其是袁宏道。他们的诗文理论和实践，从思想上突破了儒学传统，文学上突破了复古的传统。周作人先生在他的小册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源起追溯到三袁，将他们的文学倡导与胡适的白话运动作了类比，指出他们实一脉相承。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也指出了三袁在文学史上的先导作用。没有三袁，也不会有后来的竟陵派和张岱等人的出现，而汤显祖等人也曾颇受三袁影响。到了清代袁枚的文学主张也与三袁遥相呼应。显然公安三袁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远远大于他们的文学本身的价值。
袁宏道（公元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中进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留后世《袁宏道文集》。与他的兄弟并称“公安三袁”。
袁宏道生在世间读书人崇古已到惟古是从却不知变的阶段，稍稍敏感度强些主题意识多些的文人都会觉得被古人的遗产压得呼吸不畅。但因“只知有汉，不知魏晋”，便不知如何改变。等到与李贽相遇，恰如揭开了一块天窗，“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看袁宏道《叙小修诗》、《叙陈正甫会心集》诸篇，倚势筑屋，趁机传道，将自己的文学主张反复宣扬，造成一股不小的话语势力，这也是一个新流派形成的必须之举。
袁宏道的文章按着自己的主张，不拾他人残唾，只要自己真实货色。但要为某一方向摇旗呐喊，总不免丧失分寸。对于他与他的兄弟们来说，这是“前无古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