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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点中国文学-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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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一生所作长短散文,见于《苏轼文集》的,凡3800余篇,但他一生交游甚广,所作题跋、杂记因无意于传世,随作随佚的很多。收在集子中的这些佚文均为笔记体的短札,一般每篇只有十几字、几十字,至多也不过百字左右,但他品藻山水、人物、诗画,信手拈来,毫无羁碍,每有真知灼见、妙思隽语,亲切而洒脱,洵为不可多得的艺文妙品。譬如,《后赤壁赋》中梦鹤化道的情节神奇,冷月下翅如车轮的孤鹤戛然长鸣还有点惊心动魄。细读之中发现苏轼不仅是一个多情多才、亲切旷达的高人,他简直还是一个异常尖锐的刀笔吏,他的一系列人物论毫不留情地直揭发人情虚伪,使古人遍体鳞伤。他的《韩非论》、《荀卿论》论人有法家的狠毒,而《孙武论》上下篇则挟带几分兵家的杀气了,哪里还有写《黠鼠赋》的天真、写《洞庭春色赋》的温柔。    
    想象的丰富,观察、体悟的缜密,使苏轼佚文小品无论状物写意皆既能曲尽其妙,又能达意深远。佚文汇编卷之六《题大江东去后》云:“久不作草书,适剧醉走笔,觉酒气勃勃,纷然指出也。”醉后草书,意兴遄飞,词成掷笔,是何等的气概!在此情境下,觉得酒气俱从指尖“蒸发”殆尽。这从医理上大抵讲不通,然论感觉,则相当细微逼真。他将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用特有的想像和笔法予以定位,使我们千年之后仍可想见他乘兴挥毫的风采。    
    苏轼以其丰富、多方面的创作实践,继承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事业和成就,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并把这个运动的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创立了豪放词派。他又吸引了许多重要作家在他的名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都是他热情鼓舞和栽培的人物。苏轼的文采风流一直为后来的学者文人们企羡。


第四部分醉翁亭中醉翁醉———欧阳修

    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永叔“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    
    ———王国维《人间词话》    
    走进琅琊山,便走进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著名的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县琅琊山麓,庆历一年(公元1045年),有一人被贬至滁州做太守,结识琅琊寺住持僧智仙和尚,并成为知音。为了便于朋友游玩休憩,智仙在琅琊山麓特为他建造了一座小亭。从此,此太守常呼朋唤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遂自号曰醉翁也”。太守不仅在此饮酒,也常在此办公。有诗赞曰:“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这有闲情逸致,又勤于政治的太守,这“苍颜白发”的醉翁,即是欧阳修了。    
    欧阳修公元(公元1007年—1072年),是北宋前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属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欧阳修幼年丧父,在母亲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第二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成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当馆阁校勘。景佑三年,因为替范仲淹辩护,批评朝政,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再次担任馆阁校勘,后任知谏院。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并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醉翁亭记》就是此间产生。以后,又知任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为中国的史学立下汗马功劳。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他们的散文创作产生很大影响,并带动北宋文风的转变。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他曾多次请求外任或辞官,均不被应允,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死后谥号文忠。    
    欧阳修的政论散文,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语言婉转流畅,是“古文”中的名篇。《醉翁亭记》连同他的《鸣蝉赋》、《秋声赋》一样,都保持了骈文注重声律辞采的特点,散文句法的加入,又使得文章节奏变化协调、舒敛自如。简约有法的叙事、迂徐有致的议论、曲折变化的章法、圆融轻快而无窘迫滞涩之感的语句,构成了欧阳修散文含蓄委婉的总体风格。    
    欧阳修的词较早地开创宋词的新意境。他的词意境清丽而芊绵,洗刷了晚唐、五代国与浓厚的脂粉气味。虽然他的词多的仍是描写爱情之作,也多以怨妇托怀,却更倾向于清疏峻洁。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评述道:“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著名的是《蝶恋花》与《踏莎行》: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蝶恋花》)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踏莎行》)     
    这两首都是即景抒怀之作。《踏莎行》抒发游子思家之情,并联想闺中人的幽怀情思,颇有意境。《蝶恋花》色彩鲜明,情思深远,结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尤其恳切,叫人心碎如绞。    
    欧阳修的词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容易读懂。譬如“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样的句子,通俗易懂,却不失感人。并且,欧阳修对中国的诗论和思想史的影响也异常深远。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来评叙诗歌,成就了一种论诗的新文体。对于孔孟等经典著作,欧阳修都有自己的独特见地,对后来人的理学、心学都有开创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欧阳修的著述,今存《欧阳文忠公全集》。     
    相传欧阳修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知任扬州,常到蜀冈游玩。因爱此地可极目千里,便于此筑平山堂,以作游宴之所。据《避暑录话》记述:“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去邵伯湖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浸夜,载月而归。”欧阳修去世后十余年,苏轼来做扬州太守,一次登临平山堂,作《西江月》一首,吊怀欧阳修:“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欧阳修的个人兴味的浓厚,对后世浸染之深远,从此处可见一斑。    
    


第四部分务为有补,适用为本———王安石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泊船瓜州》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元日》    
    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北宋临江军(今江西清江等地)判官王益府中,诞生了一个男婴。王家贺客盈门,人们沉浸在主人喜添贵子的欢乐氛围中,谁也料不到这个小孩在数十年后,会成为咤叱风云、改革朝政的显赫人物,他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博文强记,为文动笔如飞”,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任浙江鄞县知县时政绩显著。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他变法的精神支撑。1069年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领导机关。变法以理财为中心,目的是实现富国强兵。内容大致为理财、强兵、育才三个方面。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1085年神宗一死,新法全部废除。第二年,王安石也死去。后来他被封为荆国公,也称荆公。王安石变法虽然不能根本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缓和了阶级矛盾。    
    但是我们通常接触到的王安石是《泊船瓜州》中以一“绿”字取胜境的王安石,或者游褒禅山而在景物中求哲思的王安石。即使没有显著政绩,单凭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足以叫他在中国历史上留名千载。《游褒禅山记》显示出他议论说理见长的文章特色,不愧名属唐宋八大家之列。王安石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周官新义》、《诗义钩沉》辑本等传世,余佚。    
    王安石的文学活动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联系,他反对过于注重词藻文采的西昆派文人,认为“文者,务为有补适用为本”,强调文章的实用性。他的散文以政论性为多,大多针对时弊,提出明确主张,有强烈倾向性。    
    他的诗也与散文一样风格鲜明。他的不少诗篇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比如《河北民》一首: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写统治者搜刮人民的血汗,都用于兵事,以致无论南北,无论丰歉,人民一样地陷入流离转徙和“无食”的绝境。《兼并》、《收盐》、《感事》、《发廪》、《省兵》等也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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