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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者，且全书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非常珍贵。
刘义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袭封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宋书》本传说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本人才学不高，但是喜欢“招聚文学之士”，因此，《世说新语》可能是他主持，由他的门客们集体撰写的。原书8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孝标注本作10卷，今传本皆为3卷，系经宋人晏殊等删并。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是历代学子文人案头必备之书。
今本《世说新语》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个门类，主要是记汉末、魏晋以来300年间士大夫们的言谈轶事，重点记东晋这100年间的人事。《世说新语》主要的思想价值在于通过对汉末至东晋年间士大夫们言谈轶事的纪实性描写，记录汉魏两晋士人心态的发展历程，反映玄学思潮的勃兴。透过这个窗口，人们可以察知汉末至魏晋这300年间社会政治、思想道德观念、风俗人情演变的实际情况。
《世说新语》全面记录了士人个性意识觉醒的过程及其种种表现。这个觉醒过程肇始于东汉末年的名士。当时的名士是在儒学正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士人。他们本是对汉朝忠心耿耿，只因对朝廷不满，敢于议论朝政，结果受到宦官势力的打击和迫害。迫害虽促使他们与大一统政权疏离，另一方面，却提高了他们在士人中的声望，他们成了众人崇拜的名士，更加意气风发，指斥朝廷，品评人物，成了舆论的中心。
魏晋时代士人的心态受社会政治状况和玄学思想两方面的影响，在汉末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魏晋社会状况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战乱频繁，人命如草芥，人们开始反思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敏感的士人更是如此，于是感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二、魏晋两朝政治的黑暗腐败更甚于东汉末年。魏晋两朝的君主本来得国不正，篡弑夺位本身与传统观念是对立的，因此他们自身都是名教的叛逆者。当名士们也效法统治者纵情任性、旷达放羁，而危及他们的统治时，他们又借名教的名义把士人杀掉。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士人们由东汉末年的清议转为清谈，又由清谈转为谈玄。他们不再谈政治，而是谈“易”，谈“志”，谈“庄”（即所谓“三玄”），其核心内容即是顺应自然。理性已经崩塌，名教成了虚伪，人性便显露出来。于是追求个性自由发展，注重自我，注重感情，狂简旷达，纵性任情，追求享乐成了士人的理想和目标。玄学即是这种社会思潮的理论升华。
东汉末年到东晋这300年间，国家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是中国社会最黑暗，老百姓生活最痛苦的时期，痛苦需要解脱，于是道教产生了，佛教也于此时传入中国。随着中央政权的崩溃，儒学的统治地位也结束了，道家、名家、法家等各家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士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他们通过对现实、人生的反思，建立起一种融道家、儒家、名家、佛家为一体的新的思想体系———玄学。“玄”是黑色，又有微妙、神秘等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乐广谈玄的事例，乐广用辩“至”的名的方法，来析“至”的理。除了名理之外，玄学还涉及到有无、本末、体用、才性、言意，以至养生、声无哀乐等诸多命题，所有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现实生活中名教与自然发生剧烈矛盾冲突的产物。“玄”学思潮的出现，乃是汉末以来士人心态转向自我的产物，是对于个性觉醒和由这觉醒而引发的种种问题的理论阐释。”（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魏晋时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各方面：因为宇宙的无穷，而感叹人生短暂、无常是一种表现；因人生短暂，而纵欲、而及时行乐也是一种表现；旷达、轻脱也是一种表现。魏晋人士对自我人性的发现是前所未有的。在《世说新语》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诸般展露，从高尚的“德行”，到卑鄙的情欲，如“假谲”、“汰侈”、“谗险”、“俭啬”等等。它告诉人们人性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人的个性和感情世界丰富无比。在《世说新语》里，人们还第一次发现了自身的人体美：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
人们不仅发现了自身的美，同时也发现了自然山水的美：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
魏晋时代又是人的审美意识大发展和文学自觉意识形成的时代。
《世说新语》因为展开对人的个性的全面描写而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开创了“志人”这一文言小说流派，还以玄远隽永的叙事语言、生动传神的白描手法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白话长篇小说提供了艺术经验。《世说新语》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宝库。
第二部分情感七始，化动八风———刘勰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刘勰“六观说”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刘勰的《文心雕龙》，他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导流，为世楷式。”可见《文心》一书不仅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既便在世界文学宝库里也堪称瑰宝，熠熠生辉。
刘勰，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大约生于刘宋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前后，历经宋、齐、梁三朝。所著《文心雕龙》成书于齐。
刘勰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20岁出头就到定林寺依“沙门僧佑”生活，一是家境贫寒，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佛儒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佛儒盛行并且合炉共冶倾向很普遍的时代，这种社会风气和现象对刘勰的人生观和文学理论、文学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终生不婚娶也与信奉佛儒有很直接的关系。
尽管刘勰家道没落，他还是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到定林寺后，一住就是10多年。当时，定林寺是很有名的大佛寺，僧佑是很有名的和尚，刘勰在他搜集整理和研究《三藏经》、《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等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勰自幼“笃志好学”，加上在寺中研读佛经，使他“博通经论”，还“长于佛理”。
魏晋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专著，文艺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刘勰文学批评专著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条件。30岁后，他动笔撰写《文心雕龙》， 耗费5年多时间，到37岁时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当时沈约在文坛上声望很高，刘勰想请沈约给予鉴定，却无缘得见，他只好背上书稿，假扮成卖书郎，在沈约家的大门外等候。一天，沈约入朝议事，刘勰趁他上车时走上前去，把书稿呈上。沈约看罢全书，大加赞赏，认为“深得文理”，并将书稿放在案头，以便随时翻阅。从此，刘勰和《文心雕龙》才逐渐被世人所知。
《文心雕龙》即是在总结前人创作和理论成果、概括历代各种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写成的。刘勰认为，前人文学理论零星片面，极欠完整，未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立志要写一部“弥纶群言”、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专著，以探讨为文之用心。
《文心雕龙》全书约37000余字，共50篇。各篇独立成文，内容上又紧密相联。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下编为创作论、批评论和统摄全书的序。就篇目的编排及其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刘勰的世界观及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想，乃是总纲。
第二部分专论文体，从《明诗》到《书记》共20篇，涉及三十几种文体，包括韵文、散文以及杂文等。对每种文体，刘勰都从源流演变、定义与实质、代表作家与作品、基本特征和写作要领四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第三部分是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创作理论，也是《文心雕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包括从《神思》到《总术》共19篇，研究文学创作的构思、风格、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创作过程和表现手法的各种问题。
第四部分为《时序》和《物色》篇，阐明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著名论断。
第五部分是文学批评论，包括《才略》、《知音》、《程器》3篇，分别从作家、作品及文学批评理论等方面，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
第六部分即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论，说明了写作动机与目的。
《文心雕龙》系统总结了我国历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确立了文学的基本原则：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要具体形象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的形象思维的先河。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5世纪末一部杰出的文学理论巨著，第一次建立了中国式的文学理论体系，全面分析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对齐代以前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一次大型总结，也对齐代以前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实践经验进行了一次系统探讨。它不仅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文学创作经验及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而且广泛探讨了文章载体、写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等问题，严谨地评价了一些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前人所未道及的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见解，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容，并对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论述的问题这么多，涉及面这么广，但彼此间却紧密相联，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评价《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鲁迅先生认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将《文心雕龙》与《诗学》相提并论，极力推举，可见它对文学理论发展史影响之巨大和深远。
第二部分百年文苑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