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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举一个批判“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蓄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伪》）
王充的论述，就是这样简朴而明快。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王充坚持反对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风气。儒者“以为贤圣所言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王充认为这是“奇怪之语”、“虚妄之文”得以流行的原因。因此他在与错误思想的论战中，非常强调效验的力量，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又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他认为，凡事都要讲根据。不管说得多么动听，如果缺乏事实根据，就难以令人相信。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从学术论文来说，这样要求大致上不错；但当他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时，有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来对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著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二部分千古传唱凤求凰———司马相如
独处室兮无依。思佳人兮伤情伤悲。彼君子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
———司马相如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当年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打动了才女卓文君的心，“文君夜亡奔相如”，演出了一幕传唱千古的私奔佳话。这两首诗据说就是《凤求凰》的歌辞。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字长卿，四川成都人，幼时喜好读书、舞剑，因为仰慕赵国名相蔺相如的行止，所以就更名相如。相如精通楚辞，善于写辞作赋，汉景帝年间任武骑常侍，但因为景帝不喜欢词赋，所以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常常称病，被景帝免职。以后他和枚乘一起游于梁孝王门下，在那里作了著名的《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归于成都。
相如家里很穷，无法养活自己，他的一个好友王吉在临邛当县令，知道相如困厄，就邀请他去做客。当时临邛有好多富人，有个卓王孙家资巨万，他的女儿就是卓文君，才貌双绝，新寡在家。卓王孙仰慕相如风采，就设宴邀请相如和王吉。席间王吉称誉相如不仅精于词赋，而且琴艺绝佳，于是就弹起了这曲《凤求凰》，意欲挑逗文君。当时文君颇为相如才情所动，“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后相如又通过侍女向文君大献殷勤，文君遂夜奔相如，与他一同回到了成都。
但是相如家贫如洗，怎么能养活得起娇妻呢？文君将情况告诉父亲，希望得到资助，但是卓王孙却认为女儿的行为有辱家门，和她断绝了父女关系。文君乃富家女子，过不了这穷日子，所以从去了成都后就没有高兴过；她想让相如和她回临邛，向兄弟姐妹们借贷一点也足以度日。相如答应了，但是回到临邛后却把仅有的家产变卖了，在街上租了个门面卖酒，自己穿着酒保的衣服跑堂不说，还让卓文君坐柜当炉（温酒），这就又有了“文君当炉”的美谈。此举将卓王孙羞得连门都不敢出了，最后给了相如100万钱和100个仆人，夫妻双双回到成都，置田买房，成了富人。后来武帝即位，读了《子虚赋》相当赞赏，遂将相如召回长安。
司马相如是西汉的词赋名家，史有“西汉文章两司马”（另一司马为司马迁）之称。《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他的著作有29篇，但大多失传，今仅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二世赋》6篇，其中《长门赋》、《美人赋》两篇的真伪还存在争议。《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其代表作，在这两篇赋中，典型的汉代大赋的体制得到确立。
这两篇赋的内容前后相连，都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中以问答体的形式展开的。赋中假设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在齐王面前大肆吹嘘楚国云梦泽广袤、丰饶和楚王到云梦泽游猎的盛况，乌有先生不服，批评子虚说：“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接着说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中，曾不蒂芥”，又夸耀了一番齐地的风景。听完俩人的夸耀，在旁边代表天子的亡是公大笑其无知，根本不知道齐楚之外还有更为宽广的世界。接着他搬出了天上的上林苑，描绘了那里的壮丽景象和天子游猎的盛举，铺陈出一个总揽天地万物，吞吐世界的去处。表明了诸侯在天子的威风和气概之下根本不足与论。
这两篇赋写得极为铺张扬厉，用了4千余字，以写天子游猎为中心，将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等等内容包罗在内，展现了社会昌盛、经济繁荣的汉武盛世，展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也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后傲视天下自豪。也只有这种铺张扬厉的大赋才能体现出那个时代蓬勃向上的生气，让人感受到叹为观止的大汉气象。
《子虚》和《上林》在语言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修辞艺术。它们将辞赋注重修辞的特点推向了极致。司马相如在这两篇赋中，收罗了许多脱离日常生活的陌生孤僻却极为工整的词汇，逐字逐句精心选择，完全清除了在楚辞中残留的简单用语。在形式上重点已不是六字句的重复了，数量最多的是四字句，同时和三字句、七字句交错使用，显示出一种成熟时期整齐复杂的文学美感。
其他几篇赋也各有特色，《哀二世赋》借助描写旅途风景，伤今怀古，开了纪行赋的先河。《大人赋》通过描写幻想的自然景色，上承楚辞传统，下开游仙文学之先河。《长门赋》细腻地描写了陈皇后被幽禁长门宫的孤独与悲哀，成为后世宫怨文学的先河。司马相如在辞赋方面的杰出才能，不愧为“西汉文章两司马”的称号。
第二部分文坛三父子———三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 《龟虽寿》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刘勰 《文心雕龙·时序》
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刘协接到许昌，改元建安，开始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统一过程，同时也拉开了中国文学史新的篇章，在这个时代，“三曹”和“建安七子”并世而出，确立了“建安风骨”之诗歌范式。“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三曹的诗赋创作，使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由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化得以完成。不仅五言诗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七言诗和律诗也开始登上文学舞台。
建安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连年的战乱使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破坏，有志之士忧国忧民，深切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因此铸就建安文学关心民众疾苦，展示建功立业的抱负，及慷慨悲凉、生机勃发的艺术风格。建安文人和《古诗十九首》时代的文人有很大不同，尽管都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都曾发出过生命无常、人生多艰的感叹，但他们没有内敛，而是外求，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试图以建立盖世功绩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如曹操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便渴望天下太平；曹植更是希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等。这与三曹同时是经世济民的大政治家不无关系。
建安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以前乐府的叙事诗转化为更多表达诗人个体性格、情感的抒情诗。这同建安时期的思想解放是分不开的。动乱的社会现实摧毁了儒家思想，尤其是僵化的汉代经学的一尊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思想的蓬勃发展。在人人皆可困厄而死的社会环境中，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忠孝廉耻等等观念失去了社会基础，战乱年代最易奉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所以有了曹操的“唯才是举”。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和价值观上的改变，表现在文学中，就是文人敢于直接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理解。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以其显赫的政治势力和杰出的文学创作，居于建安文学的领袖地位。
曹操一生戎马，“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刘履《诗选补注》卷二）。其诗作成就最高的是几篇直抒胸襟的四言诗，首推《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