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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心的，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殭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殭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象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对殭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潜移默化，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浮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艺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乎哉？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矣。
──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是一种“意淫”，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说，对殭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更要斲丧元气（对不起，柏杨先生口不择言，乱冒比喻，实在是急啦，乞谅你谅。）
第四部分 所谓结拜兄弟42．难以抵挡
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啦，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陡起杀机。呜呼，柏杨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华民族奄奄一息矣），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了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屁豆似的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温柔敦厚的向他献旗感恩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贴的，莫过于唐尧帝伊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拋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艺拋给姒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就好象谁向他念了三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干净。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而已。日久天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啦，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于是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把殷纣王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的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是真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
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规章，自然也都好得不象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阁下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啦──早亡给西夏帝国啦，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乎？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钯，对任何改革，用五齿钯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塾，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的也。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楞楞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份，可是想不到喝尿份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应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心理，明白了一阵），闹嚷嚷的结果，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艺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
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个五齿钯上的，嗟夫。这个五齿钯乱筑中华民族，筑了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份，没有吸气的份。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份子，仍坚决的主张继续乱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生存恐怕就动摇矣。
不仅人好事好，“书”更是好，韩愈先生，这位“文起八代之衰”、“文以载道”朋友，也是酱缸蛆之一，他阁下对汉王朝以后的书都不读，而只读汉王朝以前的书，也就是孔丘先生、姬旦先生之类圣人的书。
第四部分 所谓结拜兄弟43．遵古炮制
因为古书好，所以今书全都不堪入目（然而，等到今书一旦也“古”啦，也就同样值钱）。说仁义讲道德，固然要靠古，就是写个字，也同样的要靠古。宋王朝有位刘禹先生，是当时的诗人，有一次摇头摆尾作诗，想用“饿”字，可是忽然间想起来古书上从没有见过这个“饿”字呀，这一想就好象挨了一下五齿钯，顿时不敢下笔。宋子京先生曾咏之曰：“刘郎不敢题饿字，虚负诗中第一豪。”柏杨先生也曾咏之曰：“酱蛆不敢用饿字，只为酱缸酱得牢。”连一个字都想到古书，古书的权威真是太大啦。古书上也从没有“癌”字的，大概害癌的朋友，全是离经叛道之徒。
中国传统的学术界，有一种畸形现象，那就是必须“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所本”，才算第一等好手。这就跟中药铺“遵古炮制”的金字招牌一样，是一种不长进不成材的气质，也是一种永远向后看不敢向前看的气质。这种民族要想强大，真得好好折腾一阵。刘禹先生连纯文学的诗都要求它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所本，其它学术上的文章和讨论，更不忍卒睹矣。
吾友苏东坡先生曾在考试时写了一段话曰：“从前有人犯了死罪，皋陶先生说了三次要杀他，姚重华先生说了三次要原谅他。”主考官欧阳修先生一瞧，指名道姓，准有来历有所本，就给他头名高中。事后问之，苏东坡先生只好供曰：“实在是既没来历，又没所本，只是想当然耳。”弄得欧阳修先生张口结舌。苏东坡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思想澎湃的人物，但他也得利用利用酱脑筋才能出头。至于研究历史的朋友，就更不得不一头栽到“正史”怀里，撒娇撒痴，既喝尿又吃屎，非“正史”就不相信，非“正史”就不算数。任何一件事，如果“正史”上没有，就跟刘禹先生对“饿”的判断一样，咬定钢牙，说它是假的。连最活泼的袁枚先生，有时候也跳不出这个鸟笼，他有一首为吾友杨玉环女士洗冤诗曰：“新旧唐书分明在，那有赐钱洗义儿。”扬扬得意，认为这一棒的劲大啦。呜呼，新旧唐书上没有说她给安禄山先生洗过澡，就可反证没洗过澡乎哉？“正史”也者，是文字诈欺的老巢，它上面也没说过杨玉环女士是李隆基先生的儿媳妇，而被公公收归国有的，难道我们也就相信她是黄花闺女嫁给老头的乎哉？
古书既然成了九天仙女的丰满乳房，既不能摸，也不能碰。摸一下固然要倒霉，碰一下也会被揍得遍体鳞伤，则古文自然而然的也成了神圣不可侵犯。文言文竟然盛行了两千年之久，一直到胡适之先生出马，才把它革命革掉。天乎，如果不是胡先生，今天我们还在文言文里打滚，想起来真是浑身都抖。
《轩渠》上有两则故事，和殭尸般的文言文有关，恭抄于后，以献读者老爷。
第一则曰──
严州有位陈太太，托她的侄儿陈大琮先生写一封信给她的儿子，口述曰：“孩儿耍劣弥子，又阋阋霍霍的，且买一柄小剪子来，要翦脚上骨出，儿胜胝儿也。”陈大琮先生呆了半天，不能下笔。
第二则故事差不多──
京师有位军人的妻子，丈夫出征。花了一块钱请一位教书秀才代她写一封家书曰：“窟赖儿娘，传语窟赖儿爷，窟赖儿自爷去后，直是午憎，每日恨特特地笑，勃腾腾地跳，天色窝囊，不要吃温吞蠖脱底物事。”该秀才老爷听啦，想了半天，把一块钱奉还曰：“亲爱的太太，你请别人写吧。”
中国自有史以来，从不准女人受教育，这种传统，实在是一个难以宽恕的罪恶，不特此也，酱缸蛆还制成学说曰：“女子无才便是德。”盖害怕女人一旦有了知识，轻则怀疑男人的权威，重则发扬独立的人格，把臭男人从脊梁上一蹶子撂下来也。于是不但臭男人不把女人当人，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