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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读者先生到此应该知道活动电影的妙用，若无此妙用，台北市政府那一群能如此献宝乎哉？盖这年头最流行“眼前欢”，诗不云乎，能拍照时且拍照，莫待垮台拍不成。不要说快车道，便是毛坑，也得赴汤蹈火。
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画龙点睛，发明了“锯箭杆”之学，乃百年来最大的一种学问，可永垂后世，万载不朽者也，一个倒霉的家伙，中了一箭，医生把外面那一段锯掉，拍拍巴掌曰：“好啦，下一个病人上台！”而那个深陷心窝的箭头如何，则一律不问。
台北市延平南路发生的车祸，破有史以来死难者官位最高的纪录。盖过去压死的全是穷人，穷人为谋升斗之粮，每天在马路上跑来跑去，面因借不到钱而焦瘦，脚因吃不饱饭而发软，压死便压死，报纸上嚷嚷一阵也就拉倒。想不到这次首开洋荤，压死了个局长，官老爷始大震。盖官和民之间最大的区别在此，官出必乘用小民血汗纳税钱买的汽车，决无被压死之虞。却不料如今搞什么民主玩艺，再大的官有时候也得步行两下，以示与民同乐。局长都被压死的例一开，等而上之，众官危矣，能不大肆咆哮乎。于是，有人主张重惩那司机矣，有人主张禁止杂牌汽车矣，好象万方有罪，罪在别人，只要把那个箭杆隆隆然大力锯掉，便可保证永享平安。如果能把这次出事的司机先生执行枪决的话，则将来任何开汽车的，在煞车失灵时，都应先打听一下对方的身份，以便只往穷人的身上撞。年来多少车祸，多少穷人惨死轮下，都没有这次热闹也。
五代词人顾敻先生有《诉衷情词》云：“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假使把官老爷换到司机的地位，正在快车道上奔驰，转弯处蓦的发现大群人马，在地头蛇那种“谁敢撞我”的神气领导之下，正在热闹非凡，不知官老爷将作何措施耶？──赶紧念动咒语，使汽车飞起来乎？抑向大法官请示一下，快车道的定义如何，是供汽车走乎？抑供群崽拍活动电影，以便骄其妻妾乎？哀哉，如果锯箭杆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那么将司机杀之可也，不过幸亏只压死一个局长，如果压死的是市长，或是更大的官，那司机恐怕非五马分尸不可。
造成这次惨剧的原因，锯箭杆的说法，当然怪司机。然而如果研究研究箭头，恐怕把大群人马领到快车道上拍活动电影的那位先生，应负全责。他若不负全责，以后我们小民都可到快车道上照照像，过过瘾矣。柏杨先生故乡有铁路一条，每天火车轰轰而过，令人心惊胆战。我自幼学问就很大，知道火车那玩艺一下子是停不住的，拜托父老小心。一位前辈先生喝曰：“你小子懂个啥？我不信它停不住，叫一个总司令搬把椅子坐到铁路上试试，看它停不停？”当时颇以为然。不过自从发生这次车祸，始知再大的官，都没有用。
听说现在有关方面在追查责任，前已言之，责任总是落到最眇小的可怜虫身上，如果这次追查的结果，认为官老爷也有责任的话，我输你一块钱。
第三部分 努力读书26．异乡人
山川名胜，固为观光事业最大的一环，但仅靠山川名胜不行。刚果共和国即令有再好的山川名胜，除了探险家外，恐怕没有什么旅客上门，盖面对着妇女随时有被奸，男子随时有被剥皮的危险，没有太多的人肯兴兴头头的前往那地方试运气也。何况，地文和人文有密切的关系，地文非人文不名，老天赐给你再好的奇景，如果你一塌糊涂，再奇的景都会被淹没。我曾悲哀的想，如果日月潭、阳明山落到美国佬的手中，恐怕早面目一新矣。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一直缺乏灵性，很多道貌岸然闻之大怒特怒。但别的东西上有没有灵性，那是另一问题，若仅论观光事业，固实在是看不出啥灵性也。观光过中国复又观光过洋人国的人，恐怕心中定有一个比较。有些卫道之士，著书立说，常曰：“我们中国人好客。”这种美德汉唐之世有没有，我不知道。孔丘先生言论集上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确知不误的，乃二十世纪的中国同胞，实在并不怎么好客，而且非常的“欺生”，欺你是个生客也。
抗战时大家流落四川，四川为天府之国，比台湾大矣富矣，可是他们对非四川人一律称之为“下江人”，西康省明明居于上江，也硬称之为下江，以便简化。你到街上买东西，一听你是下江人口音，便自然而然的涨上一倍，有时和本地人起冲突，有人登高一呼曰：“打下江人呀！”真是耕者放其锄，骑者下其马，一拥而上，头破血出。抗战胜利后，我到东北，乃忽然一变而为“关里人”，乃山海关里边的人也，到东北的四川哥子此时也瞪了眼，初次尝到异乡人滋味矣。关里人的遭遇似乎比下江人更糟，不仅有挨打的危险，有一次我和某一位本地人打架，他告诉他的喽啰曰：“把那老头丢到野地里喂狼。”盖杀人易，灭尸难，东北地冻天寒，野狼如海，不要说一个尸体，便是一个活人，落入狼爪，一刻工夫，骨头都没有啦。再后则来到台湾，不用多加解释，又成了“内地人”矣。回首前尘，实在找不出中国同胞好客之道，故中国诗人作诗填词，每多伤离思乡，如果真的宾至如归，则乐不思蜀，何来那么多难过乎？
这种不好客和欺生的气度，用到中国自己同胞身上，只好自叫倒霉，无话可说。但却不能不使人愤慨，愤慨积得太多，仇恨便油然而生。稗官野史上曾记载一故事曰：张献忠先生年轻时，推独轮车去四川做生意，被一群四川流氓推入谷底，把货抢走，他爬出来赴乡长那里理论，一口陕西土腔，众人竟反咬他一口，乃挨了一顿臭揍，驱逐出境。于是，不到十年，张先生成了贼大王，率兵屠川矣。欺生的结果竟至如此严重，而迄今仍有些地方照欺不误，你说人们能接受历史教训乎？
对仅仅是异乡人尚且如此，对洋大人更不用说矣。鹿特丹号的洋旅客在基隆停留六个小时，前来台北参观手工艺品中心，其价钱之高，足可把人吓跑，市价不过值三五十元，该中心硬要卖二百元，使洋大人大摇其头，洋竹杠敲到如此无耻程度，还搞啥观光事业？索性开个屠场，见洋大人即掳而烹之，岂不更简单明了。
其实，这种毛病，不单手工艺品中心一家才有，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没有，洋大人到了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简直如置身亚马逊河吃人部落，每一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发一点洋财。被骗得晕头胀脑，回到船上，能对这个地方有好感乎哉。
第三部分 努力读书27．非人也
这桩惨事的以后发展如何，我不知道，但对那位苦不知名的洋朋友，却有无涯的钦敬。他满可以也像那些蜂拥而上的人群一样，看看热闹，然后叹息两声，掉头而去，恁凭那可怜孩子在血泊中辗转翻腾，哀号至死──我真有点疑心，如果不是那位洋朋友，该男孩会有什么遭遇？恐怕准在血泊中辗转翻腾，哀号至死也。所以我们更感觉到廖季衡先生侠义情操的珍贵。盖中国五千年来铸成的大酱缸，把侠义情操和同情心都酱死啦，酱成了冷漠、忌猜、残忍无情，嗟夫。
第二天，我老人家把这件事告诉一个朋友，扼腕不止，他的那位正在读台湾大学堂的儿子，正色问我曰：“老头，当时你老人家如果不是有小孙女牵挂，一定也会挺身救他的，对吧。”一面说一面在眼中闪动着肯定而信赖的光芒，我老人家急忙拍胸脯曰：“那还用说，我早卷起袖子上啦。”该学生一听，嫩胡子脸上，立刻露出敬佩之情。而我老人家在回家途中，也战志高昂，身轻如燕。可是睡到半夜，仔细一想，恐怕不见得不见得。夫撒手不管，有百利而无一弊，如果一时鬼迷了心，把孩子抱起，将抱往何处乎？恐怕雇出租车都雇不到，鲜血如雨，谁肯触这个楣头？即令雇到啦，送到医院──好比说，送到台大医院吧，第一件事就是要缴费，我用啥缴之哉？第二件事就是要保，我有资格保乎？我又有胆量保乎？一切平安，还倒罢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恐怕舆论就出来啦：“那老头，他以为他是干啥的，啥闲事都管。”亲戚朋友，安慰之余，也会劝曰：“老哥，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也不是年轻小孩子，以后少管闲事为宜。”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矣，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也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乎？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啦。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
两年之前，有这么一件事，不知道介绍过没有，一直印在我老人家尊脑之中，拂也拂不去，忘也忘不掉。那时四国篮球赛正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中华体育馆举行，正赛得紧张时，播音器忽然传出声音曰：“某某先生注意，某某先生注意，你的母亲在医院病故，请马上前往。”还没有广播完，已掀起了哄堂大笑。我身边一个朋友蓦然曰：“可惜我不是专制魔王，我要是专制魔王，我就教御林军围住场子，不分男女老幼，杀个血流成河。”我大惊曰：“你吃了啥药啦，这般火性。他们可能只是笑那个家伙是球迷，妈妈病危还来看球赛，不笑做母亲的寿终正寝呀。”朋友曰：“不然，如果那样，他们应该大怒，不应该大笑。”呜呼，我虽口若悬河，不过故作温柔敦厚，以便受人称赞罢啦，而心中也实在憋不住。这批听了别人母亲死亡竟然大笑的人，真不知道跟一群畜生有啥分别？吾友孟轲先生曰：“无恻隐之心，非